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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美学思想及审美创造

发布时间:2021-10-15 10:48:39   浏览量:

龚伊林

摘要: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古典时期,也是人类艺术史上最早的黄金时代。其美学思想奠定了两河流域和古代西亚文明艺术的基础,并对近东文化圈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民族复杂,政局多变,其艺术风格显现出古朴典雅、丰富多彩且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风格化的特征。本文论述了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艺术造型、神话史诗、视觉符号及美术作品,用以剖析其美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及其在审美创造上的表现。

关键词:苏美尔;古巴比伦;滚印;母神;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4657(2021)01-0064-07

一、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的概况

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是两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95年在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南部兴起的古代文明,跨越了乌鲁克时期、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国时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及伊新第一王朝、古巴比伦第一王朝六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艺术品来看,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艺术多为宗教祭祀服务,其中以滚印、文字、大型纪念性建筑、史诗等为代表的标志物出现预示着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美学思想的萌芽。苏美尔人用史诗和文献证实着他们的艺术信仰,在印章和浮雕上描绘着神圣、谦卑的祭祀仪式,对自然物的宗教崇拜是其审美情感奠定的基础,愈发高大绚丽的神庙是其文化不断变革的纪念物。研究表明,很多艺术造型与技术在苏美尔时期就已形成,并通过巴比伦-亚述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共同美学标识。因此,从宏观来看,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对两河文明和整个西亚各民族的文化及艺术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试举例以窥其貌。

二、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美学思想

(一)滚印——应用型艺术的萌芽

滚印、塔庙和楔形文字并称为苏美尔文明的三大标志,其中滚印的出现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文化时期。其突出的主题是神话场景和宗教仪式,原始楔形文字中的许多符号就是由滚印图案发展而来的。

乌鲁克时期滚印表现了动物之间混合交叉的艺术效果,早王朝时期形成了图案密度极高并类似纺织和刺绣的织锦风格,多用植物填充空余空间,图案以线性为主而缺乏立体感(图1)。这一时期有使用黄金或白银来制作滚印或镶嵌宝石的传统,天青石在整个早王朝印章制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至早王朝的三期,引进塑性艺术手法将交织的造型拉开一定的距离以增加滚印塑形的体积和数量。滚印展现了苏美尔人对铭文的处理态度及对线性设计的熟练掌握,一些学者将滚印上的主题与吉尔伽美什史诗联系起来。至阿卡德时期,采用将铭文放入构图中心,以纹章学的方法在铭文两侧刻画成对的搏斗者,他们共同构成图案的一部分表现出故事的同质性和连续性。这时塑形手法已经可以刻画出逼真的造型,成为艺术发展的新起点。阿卡德之后印章艺术逐渐衰落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回复到重图案轻铭文的印章传统上,采用了将全部或部分“觐见场景”与一些次要主题合并的方式,这种构图设计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喀喜特(Kassite)印章艺术的基础[1]。至此,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已将亚述文明中动物雕刻艺术的精华囊括在内。滚印也是两河流域最早成体系的浮雕艺术,其他艺术都受到了滚印图案的影响。

注:早期王朝(约公元前2500—2400年),发现于马里。

(二)生命树——唯物主义的死亡观

生命树又称永生树、圣树,有人认为它象征着末日,也有人把它比作世界之树。从苏美尔文明开始,代表着生命之树,它生长在国王或其他高级人物身边,受到照顾、浇灌、尊重,并有不同的形象来支持它(图2)。生命树崇拜的核心是树,图案配置呈对称形式。其原型一般为当地的特产农作物——枣椰树,象征了丰殖、生产、再生。以生命树为中心的装饰手法在亚述浮雕和萨珊波斯艺术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圣经中伊甸园也描绘有生命树的形象。古老的苏美尔神话也渗入到犹太文化中,并借助《圣经》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

有关于乌鲁克国王恩美卡的人类起源神话,在一篇题为《关于发明镐头的神话》中讲述了第一批人是以草的形式从地上长出来的故事。世人如草生于地下的观念时有所见。在古代西亚,大母神也常以圣树的形象出现。伊斯塔尔(Ishter)和哈托尔(Hathor)女神就常以棕榈树的形象出现。圣树纹在亚述艺术主题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新巴比伦的琉璃砖饰中,已经由枣椰树纹演变出带多重双涡卷的圣树纹;在亚述浮雕中,也多有表现与圣树纹相似的爱奥尼亚柱子造型,这也为希腊—罗马的女神柱提供了神话原型。

生命树符号也象征着巴比伦人的悲剧意识,史诗《吉尔伽美什》描写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获取长生不老之树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英雄也无法实现长生不死,这显示出巴比伦人的哲学观,他们对现世生活的无奈和对来世的漠然,而在苏美尔人的神话中尚无巴比伦叙事诗那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吉尔伽美什之后的国王都没有了神话的色彩,反映了唯物主义的死亡观。

(三)伊南娜——对自然神的崇拜

早期苏美尔宗教中以对自然神的崇拜为主。埃利都考古遗址出土了人身蜥蜴或蛇头人身的女神阿玛乌舒姆伽尔(天界蛇母),可以看作是寧胡尔萨格女神,早期的母神崇拜还包括贝利特(伊莉和纳穆)[2]4。人兽混合有着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意味,反映了母神对动物的驯化,体现了苏美尔从游牧文化向农业文化过渡时价值观的转变。

公元前7000年左右,沙塔尔·休於的生殖女神出现了骑于豹子之上的造型,这为小亚细亚几个地区流行的神祇立于动物上的造型提供了统一的艺术范式(图3)。约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苏美尔宗教的神灵形象有了明显的人的特征,由诸神组成的神灵世界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天间结构。伊南娜(Inanna,闪语,闪语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语言的一个支系,为伊斯塔尔)是西支闪米特人的女战神(爱神和丰饶女神)和赫梯人崇奉的美与丰饶女神阿斯塔尔特(Ashtarte),是弗里吉亚人崇拜的基伯勒(Cybele)女神,也是希腊美神阿芙罗狄忒和罗马美神维纳斯的原型。在远古时期,女神崇拜的内容远不止性崇拜,伊南娜女神兼备多种属性,她不仅是金星女神、丰饶女神、爱情女神,也是乌鲁克城邦的守护神。苏美尔神话《伊南娜与恩基》描写了伊南娜为乌鲁克带来文明,可见,女神崇拜不仅与农业文明相关,也与城邦文明密不可分。

受沙塔尔·休於女神影响,伊斯塔尔女神开始表现为站立在狮子上(图4),巴比伦的女妖莉莉特(Lilith)手持神圣量具站立在狮子背上。暴风雨神阿达德(Adad)也表现为手持战斧立于牛背的形象,苏美尔—古巴比伦的神流传至西支闪米特人和赫梯等民族的神话和艺术中,并影响了希腊人。在哈图萨斯雅吉里-卡雅(Yazili-Kaya)的崖壁浮雕描绘了站在豹子上的太阳女神阿林娜(Alina)以及太阳神沙露玛站在用绳子牵着的豹子身上,以弗所出土的阿耳忒弥斯女神(Artemis)雕像胸饰有来自巴比伦天文学表征的黄道十二宫动物浮雕[3],体现了深受巴比伦文明影响的特征。东地中海腓尼基人以“临窗女子”为主题的象牙雕刻也体现了其受巴比伦母神的影响,这可能与神妓制度有关,不同的是夹杂了部分埃及主题。西亚闪族的丰饶之神在波斯则演化为安娜希塔[4]手执石榴象征丰收。在中亚希腊化时代流变为骑在狮子上的娜娜女神,粟特艺术中四臂女神娜娜就骑在狮子上,这一形象也变成了印度贵霜王朝的湿婆之妻。至此,源至两河流域的丰饶女神在波斯文化圈里广泛流传。

此外,死而复生也是大母神崇拜最重要的文化意义。古巴比伦神话中伊斯塔尔和塔穆兹(Tammuz)的故事象征著四季的更换,并蕴含了复活的含义。这个故事被移植到马尔杜克身上,并流变为迦南、腓尼基神话的巴力神和中亚死而复生英雄——西雅乌什。自苏美尔以来的大母神通过其代表的征服、繁殖和爱、轮回给予世界各民族以深刻的宗教意义。

(四)吉库拉塔——以巨大和闪耀为美

吉库拉塔(Ziggurat)是苏美尔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它模仿山峰而建,代表苏美尔宗教中心(图5)。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埃利都考古遗址就发现有神庙建在平台之上的传统,且已经有了圣山的象征意义,后来逐渐建成了多级塔庙。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天和地是由山来联系的,山是宇宙的中介点。一件古地亚时代的刻有楔形文字的圆筒陶器上说:“神的寝室造得像宇宙山一样。” [5]49乌鲁克的神庙建筑奠定了西亚最早的纪念性建筑的基本特征、原则和主要形式,体现了美索不达米亚公共建筑的特点:巨大,且引入了多种具有创造性的装饰手法。公元前3500年左右,乌鲁克文明开始影响埃及,除金字形神塔外,部分学者认为,埃及旧王朝时期墓葬就有乌鲁克式的壁龛和扶壁式的风格。《圣经》中的巴比伦塔,就是古巴比伦最著名的建筑物——马尔杜克神庙的寺塔[6],继承了苏美尔人以高大为美的审美趣味。

苏美尔宗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对神的绝对自卑。崇高的象征方式无法以有限事物表现无限的造物主,只能使人从有限的渺小中体会到造物主的伟大。崇高感以自卑感为基础,所以有否定或消极的一面[7]。神庙建筑不仅巨大、金光闪闪,还要五彩斑斓。闪耀的巨型建筑是其追求的极致目标。《史诗》中乌鲁克被称为大山(kur),而库巴拉被描绘为“至大之me(楔形文字中的专用词汇)”,“犹如银脉,闪闪发光”。这借鉴了阿拉塔(今伊朗境内的古国)人用宝石装饰神庙的习惯,“其建筑雉堞由温润的天青石造,其泥土是锡石(im-an-na)”[8],这在建筑史上极为罕见,并启发了苏美尔人。

史诗中多次提到挂满枝头的mes树,树叶宛如青金石,色彩斑斓、闪耀动人。伊南娜进冥府时携带了七种首饰(me),她每进入一道门便被摘掉一个,被摘掉me也意味着神性的消失,神的光芒被褪去。因此,光芒是神性的象征。光辉且灿烂也表明苏美尔人对建筑的内部和外部装饰的分类已十分细化。

(五)星神——以发光天体宇宙为崇拜

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晚期,古巴比伦人已经掌握了天文学理论和方法。他们用假想的线条将星座内的主要亮星连起来,把它们想象成动物或人物的形象的星座关联观察方法和命名体系以及用12个标志星座校定太阳年的12个理想月的天文理论和实践后被传播到希腊、希腊化埃及、罗马和印度[9]。同时,巴比伦的宇宙起源叙事诗《恩努马·埃利什》补充了苏美尔的创世说和神谱,也为巴比伦星神体系的完善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苏美尔-巴比伦的星神崇拜体系开创了最早的发光天体宇宙崇拜,以行星之名加诸神祇之风正是肇始于巴比伦,继而传于希腊人、罗马人。巴比伦祭司赋予时间和空间的划分以神圣意义。巴比伦楔形文字中的神即由表示星辰的意符表达。神祇星辰化,将星辰的属性融于神祇形象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这在文化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光都是创世神话的中心。苏美尔人认为:光亮是生命力的象征,是生命体健康的重要外部特征,是美的形式特征之一。古巴比伦时期的汉谟拉比法典描绘了国王站在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面前接受象征王权的权标(图6)。从苏美尔的太阳神乌图(Utu)到古巴比伦太阳神沙玛什(Shamash)再到亚述太阳神阿舒尔,其多神信仰的体系被古波斯继承,波斯主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亦为光明之神。其实,早在雅利安人原始宗教多神崇拜中,在东地中海就有对太阳神密特拉(Mitra)的崇拜,对火、光明、太阳的崇拜都和其有关。在伊朗-雅利安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分化后,开始向着不同特征发展——阿维斯陀中的密特拉和吠陀中的密多罗(Mitra),这一体系对后来希腊化艺术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三、苏美尔—古巴比时期的审美创造

(一)人兽神组合式的建构

苏美尔人善于将人的形象和各种动物的身体组合形成新的生命体,这是早期巫术意识下生命能量体的建构。美总是与多产、丰饶结合在一起的,新的生命显示出健壮、强悍、灵活的特征,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多牛、狮子、羊头怪、双头鹰等异兽形象。在阿卡德神话中有舍都——为生有双翼和忍受之牡牛,其石刻造像往往置于殿堂门边。古巴比伦将恶魔想象为类动物形体,诸如驴躯狮身[2]10。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代的巴比伦居民,已有其佑护者—飞牛拉玛苏(Lamassu)(图7)。极为繁复的魔鬼说观念体系形成于巴比伦,并反映于造型艺术,而这在苏美尔文献典籍中却无迹可寻。苏美尔时期诸神造型未见带翅膀的形象,但是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建立阿卡德帝国的东闪族以及建立拉尔萨和巴比伦的西闪族亚摩利人,开始用翅膀直接表达诸神生活在天上的意思[10]。苏美尔的众多主神也都有带翅膀的人形样貌。与此同时,也有几个翼兽造型固定下来,主要是翼狮和翼牛,这可能与阿摩利人的游牧属性有关。格里芬(Griffin)的形象基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翼狮或狮鹰合体兽。格里芬相当于苏美尔—阿卡德神话中的狮首鹰安祖德(Anzud)/伊姆杜古德(Imudugud)。至巴比伦-亚述时代,安祖形象从狮头鹫发展为带翼狮或鹰头翼狮,这一艺术造型也被赫梯、亚述、波斯、斯基泰、塞种、阿尔泰等民族沿用,并深刻影响了我国北方草原艺术。研究表明,部分双头鹰和牛身人面的“克鲁比姆”,早在拉伽什和阿卡德时代就已经定型。至古巴比伦时期,由于许多神祇都具有天文学上的性格,以此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史诗式图景,人头兽神组合式在亚述—萨尔贡时期得到了质的发展,成为亚述典型的纹章式题材。

(二)格层法及纹章风格的表现

苏美尔浮雕与古埃及一样采用格层法来刻画不同的生活场景。每层的主题各自独立,并选取了最典型、最有纪念意义的场面集中表现在同一个画面中。在装饰构图方面,苏美尔时期主要以带状线形构图为主和正面律的人物造型,体现了一定的规则性。在军队行列的主题中,将空间的前后距离通过上下叠层分区来表现,具有“倒透视”的效果。格层法应与巴比伦的宇宙起源观有关。苏美尔人“宇宙”的表达式为“安—基”,其字面意义是“天—地”。天地分离是宇宙诞生的第一步,其次是划分宇宙区域,规定宇宙秩序。巴比伦人的世界秩序观念与苏美尔人基本相同。宇宙的组织结构被细分为天空和大地两大系列,并以此继续细分。人类生活在天、地、地下河和阴间四层的中间地层。其神话与马王堆汉代帛画上所反映的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象类似,体现了一定的叙事性。乌尔的军旗就体现了分层结构的时间连续性,构成一种连续叙事法(图8)。格层法反映了苏美尔人的透视法和世界观,显然,在等级次序井然有条的宇宙中,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

纹章风格是将成对的动物围绕中心元素对称群组,其原则即绝对的两边对称,体现了装饰艺术发展的内在原理,树木在纹章风格中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许多滚印作品都是以纹章风格为构图基础,显示了苏美尔装饰艺术的发展动力。在古巴比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纹章式艺术和面面相对的传统原则,經由赫梯人传给了亚述人,并一直延续到亚述-迦勒底时期,此后被阿契美尼德和萨珊波斯人所沿用,并流传到阿尔泰各民族。

(三)理想化和程式化的统一

苏美尔早期的造型艺术中动态和变化较少,是一种浑厚、肃穆、充满庄严之风的艺术形式,苏美尔人的祈祷像就是一例(图9)。苏美尔人爱好对称和精确的形式,充满生气的大眼睛能够感受光,美是静态的和理性的。在早期王朝后期,具象派艺术发展起来,浮雕艺术中最常见的正方形石头牌匾代表了艺术上高度标准化的设计。阿卡德时期艺术风格开始从象征走向写实,并打破了苏美尔时期的平行带状构图,有了一定的动态表现。其内容上不仅包括了宗教性的主题,还囊括了与实际人间生活有关的题材,不少作品显示了国王风采,记录了战争事件。古地亚的艺术则表现出对仪式的专注,有表现女神从水瓶中分水的场景,这些造型被称为天使的最早版本。苏美尔人总是把审美活动的圣神性同宗教仪式的神圣性相联系,他们认为,美是神圣的,因为美是神的外形显现,美是神的形式特征,因此美同神是一体的[11]。所有的艺术都是为了宗教目的,君主和祭司阶层的权力通过定期在纪念性艺术和建筑面前举行祭祀仪式而得到重申。这与美索不达米亚环境有深刻的联系,在一个冬夏温度极端的国家里,农业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并与不稳定的季节性洪水抗争,与自然环境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不断发生冲突。因此,人民所有的对抗和挫折都反映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在阿卡德时期首先表现出来这种消极倾向,特别是巴比伦人宗教信仰的忧郁基调,这形成了他们对神祇的极端依赖。对他们来说,成功和繁荣是生育的原则,因此只能通过安抚反复无常的神来实现。这种信念是他们复杂的神话结构所固有的,并以图式的形式表现出来,提供了几乎所有美索不达米亚艺术的基本意象。

(四)注重装饰性及多材料的镶嵌和组合

在建筑装饰上,原始文化时期的寺庙在规划和装饰上已凸显复杂。公元前4000年中叶,一些神庙的内墙出现了由嵌入墙内的陶土圆锥体组成的马赛克图案,其外露端浸在鲜艳的颜色中或用青铜覆盖,当太阳照射时营造出耀眼的辉煌景象,以此来调和单调的匀质沙漠景观。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马赛克。

苏美尔人的工艺制作也十分发达,乌尔王陵的宝藏显现出苏美尔人登峰造极的手工艺(图10)。他们善于运用碎片化的材料,因此,镶嵌和拼贴手法应用最多,采用黄金与玉、青金石混合制作的方式也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模式,在黄金等金属色衬托下,青金石闪现出神秘的光辉,呈现出金玉组合的视觉效果。红玉髓和青金石是常用的两种宗教色彩浓郁的宝石。《吉尔伽美什》中描述生命树的材料就是红玉髓(carnelian)和青金石(lapis lazuli),善于对材料做细分,这也决定了其审美的碎片化。叶舒宪认为《吉尔伽美什》描述的玉石树木和《旧约》伊甸园的生命树一样,出于特定的玉石信仰,因而具有比较神话学上的原型意义,不宜简单地视为随意想象的产物[12]。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认为: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里最深层积淀,是人类普遍性精神。笔者赞叹于他们严谨、理性的逻辑思维和严肃的现世精神并赞同学者拱玉书的观点:苏美尔人认识世界时采用的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方面所达到的高度[13]。他们善于思考,注重归纳和细分,把世间万物归纳到十几个表中,对矿石的归纳也格外仔细。美索不达米亚人按照矿石的形状、色彩和光洁度把他们分为男性或女性。菱形矿石是男性形式,而铜矿则是女性形式[5]241。把矿石性别化以为神话做准备,以用于祭礼仪式。苏美尔艺术家充分利用了多种材料,对石灰石、青金石、贝壳等材料的镶嵌、铸造、焊接、铆接、失蜡(Cire-perdue)等工艺及金玉组合技术手法都展示了苏美尔人高超的技术水平。

四、结语

苏美尔-古巴比伦时期的艺术造型具有典型的原生文化特征,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美学要素在艺术创造中表现为人兽组合式的建构模式、格层法及纹章风格、理想化与程式化的统一、镶嵌和拼贴技术等等。其多元文化的特征为其他民族的艺术提供了造型和变化依据,也展现出区别于埃及和其他艺术的持久创造力,以此为中心的核心文明造就了衍生文明圈的旺盛生命力,辐射了整个西亚-东地中海、古希腊、中亚等地区,并影响了遥远的东方,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格里芬、拉玛苏、翼狮、双头鹰等形象在亚述、赫梯、波斯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人双兽、生命树、神立于动物之上等造型在埃及、希腊、印度等艺术中也反复出现,狮子门、女神柱、釉面浮雕等建筑传统在希腊、罗马、波斯艺术中大放光彩。其艺术造型不仅揭示了早期西亚、东地中海等地的交流,也为希腊化艺术的到来和丝绸之路艺术造型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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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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