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

西周时期，砖已经作为实用建筑材料使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铭文砖。西汉时，制砖技术相对成熟，砖文也日趋精美。西汉宫殿官署中常有吉语砖，篆体精美，装饰意味浓厚，表达了皇帝贵族对生活的种种美好愿望，如长乐宫“长乐未央，子孙益昌、千秋万岁”字砖，建章宫“延年益寿，与天相侍，日月同光”字砖等。中国文字博物馆藏“海内皆臣”残砖也是宫殿用砖，体现了中央集权、以农为本、保障民生等政治理念，其释意为何？源自哪里？时代又为何？

铭文释读

这5块“海内皆臣”残砖系中国文字博物館从山西运城调拨而来，整合这几块残砖的特征，可知砖为灰陶质，整砖长26厘米，宽30厘米，方形砖以边栏和十字界格划分为4竖行，每行3个字，共12字，镌刻阳文雅正小篆：“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飤人”。

“海内皆臣”与“岁登成孰”

逐句分析这12字，“海内皆臣”意即海内臣服，天下一统。这也是清末学者甚至现今仍有人把其时代定为秦代的重要原因。嬴政用武力征服诸国，如《战国策》云：“今欲并天下……臣诸侯，非兵不可。”考古发现此砖出土于汉代文化层，否定了其为秦制，但其标榜大一统的内容明显延续了秦的遗绪。

秦始皇陵西侧的“骊山飤官”建筑遗址出土了刻有“骊山飤官”“骊山飤官左”等篆文的陶器，“飤官”即食官，是陵寝内掌管供奉饮食之官。同样，狮子山楚王陵旁的殉葬墓是西汉因循商周丧葬制度极少有的情况，殉葬墓中铜印“飤官监印”，证实了殉葬者为楚王属官—食官监。此二“飤”字，皆为官职的限制性定语。

《说文》释飤：“粮也。从人、食”，段玉裁注：“以食食人物，本作食，俗作飤，或作饲”；
《玉篇》释“飤”与“饲”同；
学者陈直认为：“西汉人谓自食曰食，食人曰飤……”。综上所述，“道毋飤人”中“飤人”直译为需要喂食的人，即道路上乞讨、饥饿不堪者。

出土地

“海内皆臣”砖主要出土于山西夏县禹王城及洪洞古城两处。

夏县禹王城砖为12字砖，洪洞地区出土12字砖和16字砖两种，且夏县、洪洞两地“海内皆臣”砖字体风格不同。夏县禹王城砖单字呈瘦长形，长宽比为4：3，篆书书体较婉约纤细。

1960年，张德光先生在洪洞古城进行勘察，他在调查报告上认为“海内皆臣”残片为12字砖之残部，我们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有误的。此次出土的第12号残片“万”字比较完整，“飤、人、岁”仅有字体的一部分，但很显然，12字砖中是没有“万岁”二字，此次出土的残片乃为首次发现的“海内皆臣”16字砖的残损部分。

排除了为12字砖残部的可能性后，我们再把目光看向洪洞12字砖与16字砖的字体。洪洞16字砖的单字为篆书，字体方正，除1960年代出土23块外，2006年古陶文明博物馆陆续征集“海内皆臣”16字砖20余件。洪洞12字砖出现在马骥、任平的考察报告中，报告附图的12字砖篆体方正、严谨，且风格与洪洞“海内皆臣”16字砖一致。

中国文字博物馆所藏12字砖残片篆书风格明显与洪洞篆书的方正严谨迥然不同，且与夏县12字砖一样皆为竖版4行，形制和书体一致，可以推测调拨的这批“海内皆臣”残砖为夏县禹王城出土。

年代探讨

清光绪年间（1875—1908），高鸿裁先生收藏一方“海内皆臣”12字砖，金石学家皆认为此为秦代遗物，王懿荣先生也认为：“翰生所得，订为秦制。”“海内皆臣”12字砖为秦砖的观点自清末延续至今，学者马非百称“秦12字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内皆臣”12字砖时代亦定为秦代，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展厅中亦将其定为秦代。

认为是秦砖的原因有二：其一，内容上表述的大一统思想。“海内皆臣”中君临天下的豪情符合秦嬴政灭六国后的气势，也合乎《琅邪台刻石》对嬴政功绩的讴歌：“……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其二，从篆文的书写上看，砖文小篆颇为工整端庄。在西汉时期，文字的隶变潮流中，此砖铭文仍保留了典型的秦代小篆书体特征。选取“臣”“登”“道”等字与《泰山刻石》相应文字对比，发现汉砖篆体与峄山刻石极为神似，颇得秦篆遗法。

但是考古发掘的结果却推翻了“海内皆臣”12字砖为秦代的观点。

山西夏县禹王城遗址“海内皆臣”砖出土于汉代文化层，发掘报告指出：“（中城）城内布满汉代文化层……这里发现过‘海内皆臣，岁丰登熟，道无饥人12字砖。‘半两钱范，近似西汉初年的吕后半两。”汉初政权经历过高祖刘邦、慧帝刘盈、吕后临朝（经前后两少帝）、文帝刘恒、武帝刘彻等，吕后时期八铢半两的发现，为12字砖的年代提供了一个模糊地指向，可具体是哪个时期呢？

“海内皆臣”砖绝非普通仕宦人家所能拥有，必然为皇家宫殿或行宫才能使用，山西禹王城是否有西汉行宫呢？禹王城距离其东南方夏县约7公里，距离其西南方安邑约17公里。现在古城属于夏县辖区，但“晋以前有安邑而无夏县……”，即西汉时期并没有设置夏县，禹王城归安邑县管辖。《读史方舆纪要》载：“秦为安邑县，河东郡治焉。两汉及魏晋因之”，说明禹王城一带在在秦汉时期设河东郡，一直沿用到北魏。

1975年，山西洪洞县城农民平整土地时出土了一件西汉青铜器—“安邑宫铜鼎”，鼓腹，蹄足，铜鼎口径16厘米，通高23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铜甑、铜勺。西汉时期的铜鼎已从殷商时期祭祀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其外壁刻铭文3行：“安邑宫铜鼎一，……/四年三月甲子，……/ 佐奉常工乐造，第卅一”，内容虽只是西汉器物常见的“物勒工名”，但为我们确定安邑宫的地址和具体时代提供了重要信息。

“安邑宫铜鼎”从侧面肯定了西汉时期在安邑确设有行宫—安邑宫，而史书文献中却没有对“安邑宫”的记载。此外，禹王城内有一正方形的夯土台（禹王台），每边长70米，台高8米，从剖面可见土层下部为早期夯土，厚6—9厘米，夯窝直径5厘米，其夯台大小、夯层厚度、夯筑形式都与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的中心建筑相一致。这种规模宏大、夯土坚实的建筑规模绝非一般官吏所能拥有，且为西汉安邑辖区内唯一规模宏大之建筑，推测应为史书中未记载的“安邑宫”。

“安邑宮”建立的时间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线索。其一，“佐奉常工乐造”中“奉常”为秦汉时期官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太常”，由此可知此铜器铸造于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之前；
其二，“四年三月甲子”，依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推算，汉景帝中元六年之前符合“四年三月有‘甲子日”条件的帝王有景帝、吕后以及文帝三3个时期；
此外，禹王城中城出土“八铢半两钱”为汉初吕后专权时期极为特殊的钱币，《汉书》载“（吕后）二年……行八铢钱”，仅使用了五年，前面提到的“四年三月甲子”在吕后时期为吕后四年三月十八日，在“八铢半两钱”使用的时间范围内。从以上3点可知“安邑宫”建立的时期应为汉初吕后时期。

小结

中国文字博物馆所藏“海内皆臣 岁登成孰道毋飤人”铭文砖，其铭文体现了西汉统治者的政治理念：继承了秦“大一统”的思想，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概括为“海内皆臣”四字；
归农着本，把农业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
关注民生，强调百姓能吃的饱饭，不至忍饥挨饿。《容成氏》描述了理想国度：“……邦无飤人，道路无殇死者”，从上古到战国到秦汉，“道毋飤人”成为衡量政治成功、邦国繁盛的重要标志。

“海内皆臣”砖出自汉代文化层，结合“安邑宫鼎”的出土，确定禹王古城的禹王台即未见史籍的安邑宫，残砖即出自汉初吕后时期的安邑宫。

（作者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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