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674-9391.2021.04.003

[摘要]我国脱贫攻坚战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迎来了全面胜利。作为精准脱贫战略的重要构成，易地扶贫搬迁在“搬得出”目标完成之后，“稳得住”与“能致富”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地区内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標。本文基于凉山彝区179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产业帮扶、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等措施对政策满意度形成正向拉力，家庭人口特征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推力影响，而鼓励传统农业生产、发展民族手工业和改善社会保障等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以做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引导高质量就业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为路径，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真正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就业质量;有序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04-0018-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凉山彝区易地搬迁促进稳定脱贫的现实调查与差异化策略研究”（20BMZ1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常晓鸣（1969-），成都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副教授、博士，成都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四川 成都 610100易地扶贫搬迁是人类迁徙史和世界扶贫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其出发点是针对资源、气候、产业、交通等禀赋较差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通过实施“挪穷窝、拔穷根、治穷病”等一系列帮扶政策，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农民高质量就业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截止2020年3月，在全国5575万稳定脱贫的农村人口中，通过易地搬迁摆脱贫困的就超过了960多万人，占到稳定脱贫人口的18%[1]。随着“搬得出”的目标顺利完成，地理区位落差、政策落实的地方差距，专业知识能力匮乏等等，都将带来搬迁移民的经济基础不牢、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对新环境适应能力不强等问题，甚至导致因生计脆弱而重新返贫的巨大风险。[2]基于此，真正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再到搬迁移民的“能致富”，必须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探讨易地搬迁后可能出现的生产、生活是否可持续等各种“不适应”问题，通过出台产业发展、就业保障、公共服务配套等政策措施，彻底阻断“贫困-脱贫-返贫-脱贫”陷阱[3]，把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办成惠及更多脱贫人口的大事好事，切实提高搬迁移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政策满意度。

一、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不仅受到迁出与迁入两地的推力与拉力作用，还面临着空间距离、经济基础、文化差异、社会环境等中间障碍因素的制约[3]。作为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人口集体迁移方式，易地扶贫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新环境下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影响，解决生计、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变成搬迁后移民最为紧迫的需求，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也由此成为了衡量与评价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

现有研究多是从搬迁移民政策的价值判断和群众满意度来刻画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吕建兴等在入户调查湖北、四川、贵州等地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后指出，自我身份的认同、邻里互助的社会融入更能提高易地搬迁的意愿[4]。周丽通过对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移民的实地调研，发现政治信任程度、政策执行的公正性、生活的适应力、产业水平等五个因素，构成了搬迁移民评价易地搬迁政策的五个维度[5]。黄云平等认为，易地扶贫搬迁的关键是做好“下半篇”文章，通过补齐教育、医疗设施等配套短板，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6]。黎红梅等指出，易地搬迁后移民生计的可持续是第一位的，要根据资本禀赋的差异因类施策，制定精准的帮扶措施[7]。孙晗霖等通过对重庆酉阳的田野调查，指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及就业保障等因素都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产生了正向的推力效应[8]。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是围绕移民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制约因素与路径展开探讨，这为科学评价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提供出较完备的学理依据[9]。但由于不少成果是从宏观层面展开研究，抽象了不同贫困空间的差异化特征;加之产业发展与就业能力之间存在一定内生关系，单纯从某一维度来探讨和评价政策满意度也缺少足够的理据。为此，本文研究以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为对象，样本选定为高寒山区的布拖县特木里镇依撒社区与普格县荞窝镇易地搬迁安置点，通过对17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入户访谈与问卷调查，从产业发展、就业质量两个维度研究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程度，力求从微观视角为做好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完成之后的“下半篇文章”，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蓝本。

（一）产业发展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

作为解决搬迁后移民稳定致富奔小康的重头戏，产业发展有利于撬动产业扶贫开发的杠杆，增加脱贫群众收入，推进贫困个体（农户）与贫困区域的协同发展，以此来根植区域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基因，激活内生发展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10]。

因此，本文在考察产业发展对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过程中，主要从产业帮扶政策实施、生产方式转换、民族手工艺、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文化旅游、村集体经济发展等5个维度予以展开。具体如下：一是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措施是移民搬迁安置点发展产业的顶层制度设计基础，贫困群众在原住地以传统的“单家独户”生产为主，牛羊、生猪、鸡鸭等牲畜家禽养殖规模较小。所以，易地搬迁后政府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合理规划与有序流转农业生产用地，推动发展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种植养殖，促进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势必会提升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二是搬迁后移民可在安置点周边的产业园区从事外包务工获取劳动收入，也可通过学习现代化、机械化农业技能，开展较大能力范围内的高效农业生产，提升农业生产的收入水平，以此来提高对搬迁政策的认可度。三是发展民族手工艺、加快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文化旅游业，本身就是“后扶贫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题中之义，也能够以增收致富促进当地民众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自然也会增加搬迁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为此，本文提出假设H1：产业发展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二）就业质量与搬迁政策满意度

就业质量是实现移民后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样也是移民从内心深处融入新移民安置点的关键因素[11]。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移民“离土又离乡”，势必要面对与适应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变更、就业环境改变与新就业方式冲击等等。我们认为，判断移民就业质量的高低可从收入与福利、社会保障、就业技能培训、政府就业平台搭建、就业质量评价等5个维度来进行考量。首先，人均年收入是确保移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靠;从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稳定性来讲，只要收入来源稳定且有逐年递增趋势，那么移民对现有的生活会越满意，对搬迁政策满意度也会更高。其次政府兜底解决的社会保障水平，不仅可以保障移民在新安置点的社会基本福利，也可支持移民得到公益性岗位就业来获取劳动报酬，进而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满意度。最后，就业技能培训和政府搭建的就业平台，不但能促进搬迁移民的就业安全和就业稳定，也会提高移民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支持力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提出假设H2：就业质量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与计量模型建立

（一）数据来源

2021年1月课题组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普格县等建档立卡的贫困搬迁移民户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中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200份，受语言障碍影响和搬迁移民的理解偏差，剔除其中21份填写不完整或变量缺失的样本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79份，有效率为89.5%。

（二）变量设置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准确测度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调查问卷中以“您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为中心问题，根据李克特5级量表法分别给予“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比较不满意”“很不满意”等5种选择，并相应赋值为1、2、3、4、5;得分越低表明受访者对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

2.解释变量。根据上文的两个假设，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产业发展和就业质量。（1）产业发展由政府对产业帮扶政策的实施、农业产业及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民族手工艺、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文化旅游、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构成。（2）就业质量由收入与福利、社会保障、就业技能培训、政府就业平台搭建、就业质量评价等构成。

3.控制变量。根据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4项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以上变量选取及说明如表1所示。

变量户主年龄1=30岁以下，2=31-40岁，3=41-50岁，4=51-60岁，5=60岁以上1.7540.818性别1=男，2=女1.6030.491户主婚姻状况1=未婚，2=已婚，3=离婚，4=丧偶，5=其他1.7210.561户主文化程度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5=本科及以上2.3521.03可以发现，179个样本移民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平均值为2.056，处在“比较满意”的高位水平。同时，各个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649，KMO值为0.750，表明各个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问卷的设计较为合理，可靠性也比较高。

（三）计量模型建立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涉及“非常满意”“比较满意”等5种选择，属于典型的有序分类变量，故选定比较理想的概率模型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系统探讨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机理[12]。因此，我们建立以下模型：

上式中，i表示第i个建档立卡脱贫户，是未被观测到的隐藏潜在变量，代表的是被解释变量的特定观察向量;表示解释变量的向量，表示解释变量的系数，表示的是随机产生的误差。

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现状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凉山彝区的移民脱贫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高。其中，“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达到78.77%，表明党中央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深得极度贫困地区的民心，脱贫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普遍给予了高度认可和充分支持。在实地调查走访中，有3家受访农户（占受访群众总比重的1.68%）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表示“比较不满意”。在问及原因时，特木里镇依撒社区的吉尔哈尔说，“感谢政府为我们修建的新房子，我们一家7口子心里高兴得很呢。但是搬进来过后又有新问题，房前屋后没得地方养猪、养鸡了呢，也没得菜园子可以种点儿葱葱蒜苗这些小菜，买啥样都要花钱。虽然可以在周边打点儿零工挣些钱，但家里还有小娃娃读书，开销大得很呢。”其他两户群众也表述了类似想法。概括起来，三户群众担忧的是没有找到挣钱的更多路子、搬迁后无法搞好传统的“四小养殖”、生活开销更大等。所以，从测度情况来看，贫困群众是愿意搬迁到新的生产生活环境。但同时，也有一些受访户更加关心搬迁后的生计可持续问题。因此，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中，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搬迁群众稳定就业显得尤为重要。

1.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越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就会越高。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总体评价”回归系数为1.358，并呈现0.01水平的显著性 （z=4.493，p=0.000<0.01），意味着“政府实施的产业帮扶政策总体评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同时，优势比（OR值）为3.889，表明产业帮扶政策的总体评价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将增加3.889倍。调研中发现，由于易地搬迁后的土地流转给农业专业合作社或者是农业产业园区，搬迁户至少能得到土地流转租金与园区务工的两份收入，有效化解了過去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生产风险。布拖县特木里镇依撒社区的吉拉比子告诉我们，以前他家5口人以前靠种荞麦、洋芋、玉米、燕麦等农作物来维持生计，每年种8亩多地，再养3头生猪，一亩地的毛收入差不多770元，除去农药、化肥等投入只能打个平手，全家一年收入最多也就是14000元。现在搬迁到集中居住点后，8亩多地流转给蓝莓种植园区，自己和妻子在园区打点小工，一年最少挣15000元，全年下来全家收入超过了38000元。从吉拉比子一家的收入账可以发现，只要政府搞好农业产业园区和“引工入园”，能够吸纳更多的搬迁移民脱贫户就地就近就业，政策举措强大的拉力将显著提高搬迁移民对易地搬迁政策的满意程度。

2.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力度越大，易地扶贫搬迁满意度就越高。从回归结果看，“搬迁后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情况”回归系数值为0.880，并且呈现0.01水平的显著性（z=3.315，p=0.001<0.01），意味着“搬迁后农业生产方式的适应情况”将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优势比（OR值）为2.41，表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适应值，拉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增加2.41倍。调研中也发现，移民对搬迁后相对集中的农业生产方式比较接受，迫切希望通过方式变更来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环境下回报低下的窘境。普格县荞窝镇移民安置点中46岁的曲木日比说到，刚从昭觉县搬来的时候，担心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农业生产习惯;镇政府积极鼓励农户种植烤烟和蔬菜，安排专业技术人员传授育苗、施肥、除草等现代生产技术，让他家的日子有了新盼头。从曲木日比的访谈中可以看到，搬迁移民从内心深处渴望学到新的农业技术，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让“能致富”的目标越来越近。

3.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越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越高。从回归结果看，“发展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旅游”回归系数值为0.859，并且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3.116，p=0.002<0.01），意味着“发展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旅游”能够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旅游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就会相应增加2.361倍的搬迁政策满意度。据相关部门人员反映，当地优质的旅游资源尚待开发，以螺髻山旅游景区为中心的上下游产业链尚未得到有效延伸，彩裙、彝绣等民族手工艺品因为没有广告卖不了好价钱。假如能通过“旅行社+农户”等形式开发出浓郁彝族特色的民宿产品，大力发展民族特色乡村生态旅游，可为搬迁移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来源，真正做到“搬一户、富一方”。

4.政府搭建就业平台越大、提供就业机会越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就越高。从回归结果看，“政府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机会”回归系数是0.590，并呈现0.05水平的显著性（z=1.978，p=0.048<0.05），意味着这一变量能够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政府搭建就业平台机会每增加一个单位，相应推动政策满意度增加了1.804倍。在调研中，搬迁户吉伍扯子在调研中讲道，彝族老乡没事的时候就“撺堆堆、晒太阳”，让原本那些有能力从事劳动的“能干人”也变成随波逐流的“闲散人”。所以，如何让搬迁户在迁入地“稳得住”，关键在于让搬迁户“有事做”。形成“就业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发布-就业平台搭建-有效就业-解决生计”的良性循环，将有效提升移民户对搬迁政策的满意度。

5.移民脱贫户的就业质量越高，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越高。从回归结果看，“就业质量总体评价”回归系数值为0.854，并且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z=2.777，p=0.005<0.01），意味着“就业质量总体评价”会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产生显著的推力作用。同时，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就业质量评价值，相应会增加2.350倍的搬迁满意度。调研中不少受访户表示，希望政府提高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保障力度，增加职业前景规划、工作生活技能等培训。因此，通过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构建有效的治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党支部、村委会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帮助搬迁户获取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能够让搬迁移民获得感、幸福感更强，对搬迁政策的评价度也将“水涨船高”。

6.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民族手工业、村集体经济、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力度等五个变量，未能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从回归结果看，以上5项指标的P值都大于0.01或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这些指标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调研中搬迁移民反映，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量技术、资金和人力投入，政府要把搬迁户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起来难度很大。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集体经济中的村民参与度不高，集体经济到底赚不赚钱是一本糊涂账。在谈到民族手工艺产品前景时，不少受访者认为过去绣一条彩裙能卖到10000多元，现在机绣的也就千把块钱，根本不挣钱。因此，从长远角度来看，真正解决脱贫之后的生计脆弱性问题，还有赖于大力培养更多的能动主体，能够通过市场化方式调动移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不断增强乡村新社区的自主性与适应风险的弹性，确保扶贫效果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凉山彝族自治州179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随机调查访谈，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前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即产业发展和就业质量都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呈现了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们还可得到以下四点结论：

1.搬迁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总体评价为“比较满意”。这证明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凉山彝区深得民心，得到当地群众们的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行政化主导的搬迁移民也存在产业发展水平低、就业保障有短板、社会适应能力弱等突出问题，如何有效促进搬迁户转变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市场条件下民族特色产业不断成长壮大，将成为后续“稳得住”与“能致富”的主攻方向。

2.政府搭建更宽广的就业平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提高搬迁户就业质量，都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形成了正向拉力效应。在易地搬迁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仅体现为回应和满足搬迁户的“生存型”诉求，更应从社会和心理层面重视搬迁户的“發展型”诉求，通过引进高水平企业、培育经济新增长点、不断完善市场化的要素配置结构，逐步破解搬迁家庭的高质量就业难题。

3.传统农业生产、民族手工业发展、就业技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未能为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带来显著的影响力。从供给侧视角来看，易地扶贫搬迁虽然让群众摆脱了过往贫困的空间约束和路径锁定，但走上“能致富”的康庄大道，关键在于激发搬迁户内在的发展意愿，主动以掌握新的就业技能与把握市场机会来实现供需匹配。所以，要把扶智、扶志、扶业、扶技有机连接起来，积极推动搬迁户在产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观念转变，真正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4.家庭人口特征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带来了正面影响。户主年龄越大，经历的贫困过程越复杂，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满意度就越高，也就越能够从内心深处感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真谛。易地扶贫搬迁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贫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因此，“脱贫攻坚瓦吉瓦、习总书记卡沙沙”集中反映出贫困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高度认可。

（二）对策建议

针对产业发展、就业质量等因素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的建议：

1.把做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作为搬迁移民未来发展的强大支撑。坚持把绿色、生态、有机作为凉山彝区农村产业发展的根本要求，根据地理条件、水资源、道路交通等资源禀赋特点，对移民集中安置点实行“一点一计、一户一策”，把产业兴旺放在摆脱贫困、经济持续增长的突出位置，推动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全面振兴有机衔接，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积极构建差异化、个性化的现代农业农村产业体系真正达到“一子落而全盘活”效果。

2.把引导高质量就业作为搬迁移民的“稳得住、能致富”的有效路径。以優化区域的营商环境为主线，招引对口支援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大产能;探索建立初级技能终身免费培训机制和中高级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专制，积极构建实用性强、操作性高的技能培训体系，实现人口迁移与就业转换的良性互动;积极搭建创业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增强搬迁移民的市场意识和专业化素养，支持引导“直播带货”等创新创业活动，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市场化、规模化程度。

3.把优化公共服务作为满足搬迁移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保障。完善安置社区的供水管网体系，加速供电建设和电网增容改造，构建完整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安置社区与外界交通干线有效衔接，同步建设休闲活动区域、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等，促使搬迁移民“住有所居、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因地制宜推动迁出地资源的复垦复绿，妥善处理易地搬迁人口在两地之间的利益协调，实现资源的配置最优化与利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0 -03-06）[2021-02-2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 / 2020-03 /06/c_1125674682.htm.

[2]王君涵，李文，冷淦潇，仇焕广.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 （10）：
143-153.

[3]刘东旭.“推拉理论”再阐释：基于彝人的流动抉择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03）：
17-21.

[4]吕建兴，曾小溪，汪三贵.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返迁意愿——基于5省10县530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
29-40+156.

[5]周丽，黎红梅.社会适应、政治信任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基于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区搬迁农户调查[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 （06）：
86-93.

[6]黄云平，谭永生，吴学榕，温亚昌.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及其后续扶持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0（10）：
27-33.

[7]黎红梅，李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J].经济地理，2020， （11）：
167-175.

[8]孙晗霖，刘新智，刘娜.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户生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06）：
26-36.

[9]鲁能，何昊.易地移民搬迁精准扶贫效益评价：理论依据与体系初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04）：
75-83.

[10]张玉禄.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以甘肃省武威市为例[J].江西农业，2019（12）：138+143.

[11]徐姗姗，张文英.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J].民族学刊，2020 （04）：
59-65+131-132.

[12]邢伯伦，龚贤，闫紫月.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满意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乡村的调查[J].财经科学，2019（05）：
71-80.

收稿日期：2021-03-01责任编辑：杨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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