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带钩是古人衣着中的常见挂件，历史悠久，种类多样。作为其中特殊形制之一的金带钩，由于通体纯金打造，造价高昂，故迄今为止发现十分稀有。徐州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金带钩，均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这为研究黄金带钩形制、起源、使用、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汉代厚葬之风与黄金盛行流通社会现象。

关键词：带钩;黄金;汉墓;装饰

带钩又称“钩”“犀毗”，是古人衣着服饰中的一小件饰物，系腰带用以固定衣物，也可用于装饰标明身份等级之用。带钩材质常以铁、铜为主，也有金质、银质、玉质、石质、骨质、木质、陶质、琉璃、水晶材质等，不同身份等级人物所用带钩材质也有所不同，其中金质带钩发现数量极为稀少。徐州博物馆藏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北洞山汉墓考古出土金带钩色泽华丽、制作精致，是带钩中的精品之作。

一、藏品简介

（一）鱼龙形金带钩

1994年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过程中于墓室西侧第四室内出土。通体长3.5厘米，纯金打造，色泽金灿。全兽形钩面，呈鱼龙异形状，屈体张口，鱼口内伸一舌弯曲，连接钩尾呈龙形，钩面以球状、几何状三块绿松石镶嵌用于饰以眼目，带钩中心以龙形围曲一颗旋纹状绿松石，金绿闪烁，相互映衬。带钩表面有鳞状条纹加以装饰，钩体盘卧在钩钮之上。钩钮较大，呈圆弧形，向外侧微凸，作宝盖状，与钩面相接钮柱较短，钩背素面。器型华贵雍美，线条流畅，结构细巧（图1）。

（二）鹅首形金带钩

1986年在铜山县茅村洞山村北洞山西汉楚王墓考古发掘出土，共4件，大小形制相同，发现于墓葬西侧室内。通体黄金打造，长3.1、高1.6厘米，重24.85克。水禽形带钩，钩面呈流线形，钩体上饰以变形羽纹，屈颈成钩连接钩首，呈鹅首状，嘴部细长，宽喙，头部镶嵌物已脱落。钩体整体盘卧在钩钮之上。整体造型简洁大方，富于动感，生动有趣（图2）。

（三）水禽形金带钩

与鹅首形金带钩同出土于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西侧室内，共2件，形制相同。钩体纯金打造，长3、高1.6厘米、重28克。钩面上雕以云气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云气纹的使用正是当时汉代升仙思想活跃的写照。钩首较长，作扁平状，细长丰腴。钩体整体盘卧在钩钮之上，钩背素面（图3）。

二、起源

金带钩所记载文献最早见于《汉书·匈奴列传》中所记载“黄金饬具带一，黄金犀毗一，绣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唐代颜师古注：“黄金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这里的黄金犀毗正是黄金带钩。战国中期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楚简207记载：“一素缂带，有□钩，黄金与白金之舄。”这是考古发掘发现记载黄金带钩最早的记录。迄今为止，除徐州博物馆馆藏三件黄金带钩外，陕西、广东、湖北、山东均有考古出土，1986年陕西省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金带钩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现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钩面呈鸭首形，圆脑，宽喙，鸭嘴的两侧各有一个“S”纹，以鸭首相接钩身，钩身底座呈近似矩形状（图4）。整体来看这件出土金带钩与徐州博物馆藏北洞山出土鹅首形金带钩形态十分相似。因此金带钩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

三、制作工艺

金带钩作为早期金银器的一种，其制作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加之这一时期也称之为“金”，故金银器制作工艺基本上处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范畴之内，是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和发展。进入秦汉以来，由于黄金的大量出现并流行于上层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金银器制作工艺逐渐成熟，逐渐摆脱附属于青铜器制作工艺，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工艺。

在金银器制品造型外观方面则基本取自当时铜器、 陶器、漆器中的同类器物造型，器物实用性始终占据一定地位，受当时日常所用之物影响较深，因此金带钩造型基本与这一时期所流行常见的铜质、玉制带钩相同。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神秘、繁缛的艺术装饰风格，汉代的黄金制品则更显得简单朴素、生动活泼。

看似简单的小小带钩，其制作工艺却有范铸、焊接、锤揲、掐丝、拔丝、磨光、针刺、模压、錾刻、镂空、镶嵌、炸珠、鎏金银、错金银、贴金、包金、金银平脱等数十种。这些工艺的综合运用使得器物的制作更加华丽精美。一件完整的黄金带钩制作不仅需要昂贵的黄金原材料，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用以生产制造。

四、使用身份与方法

（一）使用者身份

从这几件金带钩出土情况来看，鱼龙形金带钩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关于墓主人身份发掘简报中认为墓主应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二者之一;韋正、邹厚本、葛明宇等学者认为墓主人应为第三代楚王刘戊;刘瑞、孟强等学者认为墓主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黄盛嶂先生认为是第五代楚王刘道或第四代楚王刘礼，墓主人身份虽尚有争议，但是可以明确是当时的一位楚王。鹅首形金带钩与水禽形金带钩均出土于北洞山汉墓，墓主人简报中认为是第五代楚王刘道，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第四代楚王刘礼，但仍可确定为当时一位楚王。

此外，徐州地区龟山汉墓也出土一件金带钩，墓主人为西汉第六代楚王襄王刘注。徐州地区以外，盱眙大云山汉墓江都王陵出土一虎形金带钩，墓主人为汉景帝之子，汉武帝同父异母之兄弟江都王刘非。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所出两件兽首形金带钩，墓主人为城阳顷王延子鳣侯应。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的雁形金带钩与徐州博物馆藏的鹅首形金带钩十分相似，该墓墓主人为第二代南越王赵眜。由此可见在当时金带钩仅当地封国最高统治者可以使用，且均是皇室宗亲，使用数量也有限制。

（二）使用方法

关于带钩的使用方法王仁湘先生在《古代带钩用途考实》一文中将古代带钩的用途分为四种，即束带、佩器、佩物、佩饰。从徐州博物馆藏几件金带钩来看，钩钮突出较大，且钩身与钩钮连接处有明显磨痕，应为长期实用留下的痕迹，因此其主要用途应是系于腰间，束带所用。古代“带”有大带和革带之分，大带为丝织物，可系束，革带以皮革制成，质硬无法系束，故带钩常应用于革带使用，为单钩系发，即将钩钮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首钩挂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图5）。

另外北洞山所出水禽形金带钩与鹅首金带钩均为成组发现，金带钩形制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不排除双钩相连系法。

五、历史背景

考古出土金银器的地域范围广泛，出土数量也远远超出前代出土的金银器数量的总和。

（一）黄金盛行

西汉时期黄金的大量使用极为频繁。《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钱律》所載“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这些律文发现表明汉代从法律上确定了黄金的货币地位与价值尺度。在当时所流行的贵重金属中，黄金地位最高。《史记·平准书》记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其中黄金使用最为尊贵，白金所代表银其次，以铜为代表赤金最次。皇室和国家也将黄金用于赏赐、馈赠、聘礼、赎罪、储存、贸易。《汉书·食货志》中：“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这是文献记载规模最大的一次黄金赏赐。《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齐东方先生在《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表明：有关西汉的历史记载中，见于各种用途的黄金数量多达二百余万斤，即使除去重复使用的情况，当时的黄金数量也是一个庞大数字。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形成了以黄金作为金属原料频繁用以加工制造奢侈贵重器物的习惯，所制作器物既有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尺度，也有一定实用性与装饰功能。

（二）厚葬成风

两汉之际厚葬成风，加之这一时期流行“仁”“孝”观念，“事死如事生”的社会理念流行，凡遇丧葬必以重物随葬，随葬之物穷尽极奢。厚葬不仅是对墓主权力地位的彰显，达到他们对于丧葬的目的和要求，满足了死后世界的需求，以期来世之拥有，并为升天成仙提供了物质与精神条件，也是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对于孝道伦理的宣扬用以巩固统治之目的。因此汉墓之中凡生前所用几乎照搬入死后空间之内，上层社会统治者修筑大型墓葬，凿山为室，穿山为陵，以玉为棺椁，以金缕玉衣为丧葬敛具，墓室内黄金、白银、玉石、珠宝、钱币不计其数，黄金用以随葬屡见不鲜。

（三）封禅升仙

受两汉之际升仙思想影响，这一时期形成求仙问道，羽化升仙自上而下的社会风靡，黄金制品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用途。《史记·封禅书》记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汉代认为仙人所居皆是黄金白银所铸宫阙，黄金与升仙关系密切。此外黄金制品成为此时期上层统治者“延寿”的重要物质载体。

在考古发现的高等级诸侯王汉墓中金银器以生活日用品为主，如盘、盆、匜、壶、玺印、钱币、车马器等。

徐州博物馆藏这几件金带钩制作精美细致，极富艺术水准，带钩虽小，却可从中管窥汉代上层统治者奢华雍贵的物质生活与黄金盛行下的汉代丧葬制度，金带钩生前用以彰显身份地位标识，死后置于墓葬之中也是墓主人尊贵身份的见证。由于金带钩出土数量较少，其形制发展演变规律与历史文化信息仍有待进一步探究，本文仅以徐州博物馆藏几件金带钩试做浅论，不当之处，以求指正。

（作者简介：白宇，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位：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考古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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