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宋朝『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对宋代『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称赞有加。确实，宋代纸币—交子的出现，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商业空前繁荣

说起中国古代纸币，就不得不提到曾流通百余年的宋代交子。而提及交子，就不免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交子没有出现在繁荣昌盛的唐代或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中后期，而是出现在两者之间的北宋时期？答案要从当时的人口规模、商业发展等社会现实中去寻找。

首先，北宋时，户口殷实，人数增加。据北宋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10万户以上的州、府，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有40多个，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达50多个。北宋人口长期保持在七八千万，宋徽宗时期有165万多户，人口约为1亿。

其次，宋代的商业空前兴盛，打破了时空限制。宋初即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宋神宗时规定旧城各门的开闭时间分别为五更一点和三更一点，宋徽宗时州桥、马行街等夜市的营业时间可持续至三更。在地域上，除了城市以外，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也形成了许多“草市”和“镇市”，并出现了更多的“行”，如北宋东京人口在百万以上，约有160多行、6400多家商肆。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可见当时街道纵横交错，民居鳞次栉比，百肆杂陈，商旅云集。

与上述现象相对应，北宋商税增加，货币化程度提高。宋太宗时，年商税总额达400万贯，宋仁宗时增加到2200万贯，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再者，北宋时，战事频繁，军事开支动辄以千万贯计。北宋铸造铜钱总量约为2.6亿贯，比此前所有朝代铸币总量还多。仅1073—1084年，铜钱铸造量就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

以贯为单位的钱是多少？《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结合宋人洪迈《容斋随笔》、明人沈括《梦溪筆谈》等可知，宋代一百钱为“陌”或“百”，一千钱为“贯”。

因此，在商品经济大繁荣的同时，货币的计量、流通及支付等问题也日益凸显。更轻便的货币成为现实的需求，于是，北宋时经济较为发达的四川地区首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取代铁钱

宋代时，四川地区农业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是丝织、造纸、酿酒和雕版刻印的中心地区。成都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也是粮食、蜀锦、绢布、茶叶、药材、纸张和书籍的最大集散地。当时的成都还设有茶马司，即专门掌管茶马互市的机构。

成都商业到底繁荣至何种程度？据宋人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记载，成都每月都有专业性的贸易集会，“正月灯市……四月锦市……八月桂市……十二月桃符市”。宋人李良臣在《东园记》中描述：“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

商业的繁荣直接带来商税的增加。据统计，熙宁年间，四川的商税收入占全国商税总额的26%;绍兴年间，四川的酒税收入占全国酒税总额的 40%。

北宋开国之初存在铜钱、铁钱及铜铁钱兼用的现象，分为几大货币区，四川为铁钱区。宋代唐士耻《灵岩集》记载：“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接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

然而，铁钱笨重，在“蜀道难”的地理环境下，尤其不适宜大宗及长途贸易。宋仁宗朝的益州转运使张若谷曾上奏：“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动辄肩挑车载，民苦转贸重。”美国学者威廉·戈兹曼在《千年金融史》中介绍，北宋初年四川买1斤盐需要支付1.5斤铁币。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在蜀地亲见“每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宋代文莹、曾巩等人也认为，铁钱太重不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农民在四川起义时还造成过“铁钱荒”。

综上可见，铁钱使用十分不便。于是，在当时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基础上，交子应运而生。《宋史·食货志》记载：“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宋代李攸《宋朝事实》记述尤详：“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元代费著在《楮币谱》中记载：“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

交子以楮纸为材料印制，因此又称“楮币”。交子由16户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富豪共同筹集36万缗作为保障金担保发行，商户可用铁钱兑换交子，每贯收取30文手续费。交子广泛流通后，发行量日增。时人感叹：“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也。”宋人诗云“怀中交子是铁钱”“转行交子颂轻便”。

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咏采取措施，开始整顿交子铺户，并甄选出以王昌懿为首的16户特许经营。至此，政府认可了“私交子”的发行，张咏也被后世尊为“纸币之父”。

益州官设交子务

诚然，比起铁钱，交子轻便、安全，但其发行流通后也产生了诸多流弊。受利益驱使，伪造的假交子时有出现。“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或有交子铺户挪用存钱，“广置邸店屋宇、田园宝货”。当商民持交子交易时，或不按时兑换现钱，“关闭门户不出”。这些不守信用的行为引发了民愤，争讼不息。于是，当时的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便上请设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宋史·食货志》）。民间私交子不可避免地进入官方视野。

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在益州設置“交子务”，委派监官主持交子事宜，严格监督交子的印制过程。次年，政府正式发行官交子。此后不断完善交子制造、发行及流通各个环节的管理。熙宁元年（1068年），监官戴蒙上请设置抄纸院，以变革交子伪造之流弊。元丰元年（1078年），增设“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十二人”。崇宁三年（1104年），规定“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

官交子加盖了“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等官方印记，在发行和流通管理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官府也开始承担金融系统中的各种责任。这些制度主要包括：一是明确了交子票面额度，从一贯至十贯不等;二是限额发放，每一批交子125万贯，并配有集中兑付所需的准备金;三是规定发行年限，期满以旧换新;四是鼓励民间对伪造交子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揭发。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交子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货币。由于信用度高，官交子偶或出现溢价现象，常以高于面值的价格成交。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宋代交子铜版拓片是宋代发行纸币的物证。该铜版拓片版面长16厘米，宽9.1厘米，上部是十枚货币图形，中部有“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29字，下部为仓廪前数人搬运货物图案。这一铜版拓片不仅反映了宋代的印刷技术，还见证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

官府管理有效保障了交子的健康流通，但这一局面在官府不遵循经济规律而私自发行交子时被打破。北宋时，由于冗兵、冗官、冗费及长期对辽、西夏输送岁币，财政状况渐趋窘迫。为解决这一问题，官府将交子变为敛财的工具。

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为支付粮草费而在陕西发行没有准备金的交子60万贯。绍圣年间（1094—1097年），官府大量超额发行交子，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这些举动导致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交子信用的丧失。正如宋人刘克庄《又绝句二首·其一》诗云：“物贵皆由楮币轻，近闻五岭亦通行。”交子由可兑换纸币变为国家强制流通的不可兑换纸币。在一系列乱象之后，至大观三年（1109年），朝廷宣布已经发行的交子全部作废。至此，流通了百余年的交子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宋代交子之后，历朝历代也曾有纸币流通，但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只是辅助货币，再也没有如宋代交子那样的荣光。

交子的出现折射出北宋经济发达、商品流通活跃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消亡则表明：若政府不尊重经济规律私自发行货币，必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交子虽然“兴勃亡忽”，却被史学界公认为纸币或汇票的滥觞，比西方国家发行的纸币早六七百年。据媒体报道，英国伦敦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中央天井栽种着一棵中国桑树，就是为了纪念中国北宋交子。

张小华，甘肃省靖远县靖远一中历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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