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奎英

[摘 要]生态话语修辞批评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把各种环境话语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进行批评分析。从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的角度看，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格，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作为认知现象的隐喻不仅影响我们的认知，还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因此可以鼓励保护或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环境话语中的隐喻，既可能具有生态建构功能，也可能具有非生态建构功能。那些具有非生态建构功能的隐喻往往比较隐蔽，在暗中建构着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的世界观，因此尤其受到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的关注。在这类隐喻中，那些把自然、大地比作“女神”“母亲”的女性隐喻尤其需要进行批评分析。

[关键词]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环境话语;隐喻建构

一、何谓“生态话语修辞批评”

“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作为在语言学与生态学等学科之间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以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存在着“作为隐喻的生态学”（ecology as metaphor）和“批评的生态语言学”（critical ecolinguistics）两大基本研究范式。前者主张从隐喻的角度理解生态学，并把生态学的概念、原则和方法移用到语言学研究中。他们把语言比喻为一种“生物种”，强调语言的兴衰变化存在于它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中。后者则主张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生态学，研究语言在环境（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改善和恶化中所起的作用，倡导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来探索。①无论是哪一种范式的生态语言学研究，都强调语言与环境、语言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批评的生态语言学”（或称“生态语言学批评”）又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由语法和词汇组成的语言系统进行批评的“生态语言系统批评”，二是对作为语言运用结果的话语或文本进行批评的“生态话语批评”。

生态话语批评主要是从生态语言学角度对各种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包括生态与非生态、文学与非文学的话语或文本（这里简称“环境话语”）进行生态批评分析，指出其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促进环境话语的生态化，并最终达到促进生态环境问题改善或解决的目的。生态话语批评不仅包括对各种环境话语中的语法现象进行批评分析，也包括对环境文本运用到的各种修辞手段进行批评。实际上，在环境话语中，各种语法现象最终也是一种修辞手段，因此生态语言学的生态话语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生态话语修辞批评是指从生态语言学角度把各种环境话语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进行批评分析。就像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环境话语及其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特定的修辞方式。这是因为，话语一定是经由特定修辞技巧‘处理的话语。”①而成为环境话语修辞手段的不只是隐喻、委婉语等通常所说的修辞格，像名词化、被动语态、无主句等语法手段也都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修辞功能。

西方传统修辞学主要把修辞看作是一种“说服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个别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②但近年来，西方学界对修辞学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修辞的目的不只是说服，“尽管修辞学传统被看作是工具性或者实用性的行为——以劝服他人为目的，但很显然它还有第二个功能：有目的的使用语言，塑造（或者建构）我们对世界的感知”。③根据这种理论，一切话语修辞都具有建构的功能。在中国古代语境中，修辞即修饰言辞或文辞，它是与儒家的建功立业和“慎言”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周易·乾·文言》中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的说法。在中国现当代修辞学研究中，人们提出了“调整语词说”“美化语言说”“选择形式说”“最佳组合说”“艺术技巧说”“言语行为说”等许多不同看法。④其中胡范铸、刘大为等人受西方言语行为理论影响提出的言语行为修辞说，也明显超出传统修辞学研究，把修辞看成具有建构功能的言语行为或语用行为。刘大为在《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一文中提出：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一次修辭的建构;效果是由整个言语行为来实现的，而不是由某些个别的修辞手段造成的;语义和语法只能够在修辞中实现，任何一次语言的使用都是在实现一次修辞行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修辞性文本等。⑤

根据这种新修辞观，修辞不仅存在于文学、哲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类的话语文本之中，而且存在于所有话语文本之中，当然也存在于环境话语文本之中。环境话语修辞不是局部的，而是存在于整个环境话语行为或语言运用之中。这里的修辞不仅是为增强表达效果或润色词语，而且具有建构我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感知和看法的功能。生态语言学的话语修辞批评也不是对一个个孤立的修辞手段进行批评分析，而是指向对环境文本中的整个语言运用行为的分析。当我们把生态话语批评转换为生态话语修辞批评，对环境话语运用从整体上进行批评分析时，一些环境话语文本背后隐藏的那些非生态性的东西就会被看得更加清楚。我们会发现词汇选择、语法手段等在环境话语运用中都在发挥一种修辞功能。鉴于目前的生态批评主要集中在对生态文学文本的生态性进行研究上，我们这里主要对更具有包容性的环境话语的非生态修辞功能进行批评分析，以拓展生态批评领域并展现生态话语批评对于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和现实作用。根据我们对环境话语的批判考察，发现非生态性的环境话语修辞功能主要可以概括为“建构”“抹除”“粉饰”三大类型。关于“抹除”与“粉饰”，笔者已有专文进行探讨，⑥本文主要从生态话语修辞批评的角度考察环境话语中隐喻的建构功能。隐喻的建构功能要比一般的非生态修辞的“抹除”与“粉饰”功能更为复杂，因为隐喻既可以进行非生态性建构，也可以进行生态性建构。

二、隐喻建构何以重要

根据当代话语修辞理论，修辞的目的不只是说服，它还具有建构的功能。但一切话语修辞都具有建构的功能，在众多的环境话语修辞方式之中，我们为什么要专门选择隐喻建构加以分析呢？根据拉考夫（George Lakoff）与乔纳森（Mark Johnson）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格，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人类隐喻性地思维、隐喻性地认知，我们的概念和语言系统从根本上就是隐喻性的。人类利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并逐步了解周围的物理空间、物理事物，获得一些基础的概念，再把这些属于物理领域的具体的基础性概念，投射或移用到更复杂、抽象的领域，进一步形成更为复杂的范畴、概念系统，并最终上升为语言。在概念、语言的形成中，总是存在着以一个更为具体、更为熟悉或更易理解的领域来映射、理解更为抽象、更为陌生或更难理解的领域的情形，这也就使得人类的概念、语言总是具有隐喻性。那个用于映射的更为具体、更为熟悉或更易理解的领域就叫“始源域”（source domain），那个被映射的更为抽象、更为陌生或更难理解的领域就叫“目标域”（target domain），隐喻的机制就是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投射。“隐喻的本质是用另一种事物的术语来理解和经历此一种事情。”①当我们用另一个领域（始源域）来谈论、理解一个领域（目标域）时，被谈论、被理解的领域就会受到所使用的始源域的影响和重构，所以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格的问题，它主要是一种包含着“语义的转移和借用”的范畴本身的创造活动。隐喻在这里的功能也不只是润色词语，它是真正地“进入到另一个起源之中”，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活动。这种隐喻“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力量，它能够引导和误导思想，甚至于从根本上组建它的结构”。②因此，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让表达变得生动的修辞格，它也是组建我们概念系统的重要力量和部分。然而“隐喻常常被毫无疑问地作为一种常识性的表达方式来使用。人们往往会忘记它们是现实的部分概念化，因为正如格特力（Andrew Goatly）所指出的，强调和抑制经验必然涉及忽略差异和突出所选择的相似之处。因此，有必要对隐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以揭示它们所隐藏的东西，并发现在使用特定隐喻时所涉及的利益”。③

但隐喻需要进行批判性分析，不仅因为它是组建概念系统的重要力量和部分，而且因为隐喻作为“管理我们思想的概念不仅仅是个智力事件。它们也控制着我们的日常运作，直到最平凡的细节。我们的概念结构着我们所感知到的，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活动，以及如何与他人联系。因此概念系统在定义我们的日常现实中起着核心作用”。④这就是说，隐喻作为概念系统的一部分，不仅影响我们的认知，也不仅在智力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它还可以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如果隐喻作为概念系统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行为，那么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就能鼓励我们保护或摧毁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莱考夫和乔纳森的另一个关键观点是：在一种文化中隐喻是由许多人共同分享的，因此它对众多的人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这样一来，隐喻影响的就不只是有限个人的保护或摧毁生态的行为，而是大多数人的生态摧毁或保护的行为，因此值得特别重视。根据斯提布（Arran Stibbe）的观点，隐喻对人的影响不仅范围大，而且比一般的认知框架影响更有力量。他说：“隐喻是框架的一种类型，它可以使框架更加有力和生动，因为它运用一个特别的具体的清晰的不同的框架去思考特定的生活领域……”①这就是说，隐喻不仅建构人们对世界、对自然和环境的认知，而且能够大范围、高强度地影响人们对自然和环境的态度和行为。以至于聂里希（B. Nerlich）与扎思帕（R. Jaspal）声称：“选择错误的隐喻可能会导致我们物种的灭绝。”②苏珊娜·罗曼（S. Romaine）也说：“我们选择生活在哪种隐喻中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智地选择或不理解它们的含义，我们就会死于它们。”③也难怪拉考夫与乔纳森提出，隐喻需要学者和公众公开讨论，隐喻所包含的内容是理论讨论的一个关键话题。也正因为如此，本文选择对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进行分析。根据韦拉让（Frans C. Verhagen）的看法，我们在讨论隐喻时需要记住：首先，每一个隐喻都只是现实的部分构建;其次，每一个隐喻都隐含地解释和交流关于这种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它们影响着个人行为和社会安排。因此，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意识到隐喻是一种语言手段，它以一种片面、有偏见的方式解释和传达关系的复杂现实;二是理解使用隐喻等语言手段的话语的批判性方法;三是如何/何时在话语中使用它们的专注。④

三、环境话语中的一般隐喻

通过考察不难发现，隐喻在气候语篇中无处不在：有“暖房和温室，大气毯子和洞，水槽和排水沟，翻转和闪烁的开关，传送带，甚至还有附加在快速过山车上的蹦极跳”，有暴躁或愤怒的“野兽”，有安睡或剧烈摇晃的“酒鬼”，有滑溜溜的“斜坡”，有浮士德式的“交易”，有确定了引爆点的“定时炸弹”，这些隐喻都被用以传达与突然的气候变化相关的危险。⑤生态语言学批评关注较多的隐喻是那些构成自然概念的隐喻。正如韦拉让所说的：“新的生态语言学科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有助于揭示作为自然概念基础的神话、假设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隐喻的语言手段中，这些假设被传达。”⑥近些年来，“有许多研究考察了‘自然、‘这个星球或‘生态系统的目标域是如何由多种始源域框架构成的，这些框架包括：一个花园，一个岛屿，一艘宇宙飞船，一艘救生艇，一个时钟，一个仓库，一件艺术品，一个图书馆，一个网络，一个社区，一个挂毯，一个有机体，一个人或一个女神”等。根据斯提布的看法，大多数始源框架可归为五个主要类别，即“地点、机器、商品、有机体和网络”。另外也有一种框架未归入上面任何一种类别，如“竞争”。生态语言学对于隐喻的批评分析就是“通过考虑这些隐喻是否暗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或与自然分离的问题，是否鼓励对其他物种的尊重，是否提高对环境局限性的认识，来检验这些隐喻的适用性”。⑦

根据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两个构成域即目标域和始源域的区分，目标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或我们居住的“星球”，它是我们要谈论和理解的对象，或称隐喻的本体;而始源域作为人们用于谈论目标域的词汇、结构或框架，也即被“比作”的那个东西，或称隐喻的喻体，就是“花园”“岛屿”“宇宙飞船”“救生艇”“时钟”“仓库”“女神”等。当人们用这些词汇、结构、框架或“喻体”来谈论、理解地球、自然或生态系统时，人们对于“花园”“岛屿”“宇宙飞船”“救生艇”“时钟”“仓库”“女神”等的看法、体验、理解都会投射到对自然、地球的理解和看法上;或者说，人们对自然、地球的感知和理解都是被这些来自始源域的词汇、框架建构起来的。但这些来自始源域的用于理解自然的框架、词汇，有些是合适的，有些则是不合适的。那些适合的隐喻具有“生态有益性”，会鼓励、激发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那些不适合的隐喻则具有“生态破坏性”，会促发、鼓动人们破坏、摧毁生态系统。当然也有一种“生态中立性”的隐喻，对生态问题既无益也无害。生态语言学批评更加关注有益性或有害性的隐喻。但隐喻的生态有益性或生态破坏性不一定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时可能在用一种不合适的隐喻，但自己却浑然不知。而生态语言学话语修辞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要对有关自然、生态、环境的隐喻进行考察，看看哪些隐喻是生态有益性的、哪些隐喻是生态破坏性的，从而对生态有益性的隐喻进行发挥、对生态破坏性的隐喻进行批判或转化。环境话语中的隐喻修辞本来既有生态破坏性也有生态有益性，但由于那些生态破坏性的隐喻往往比较隐蔽，所以本文要考察的主要是非文学性环境话语中的非生态性隐喻。

根据斯提布的分类，大多数始源框架可分为五个主要类别，即地点、机器、商品、有机体和网络。可以看出，在這五个类别中，那种把大自然比作“一台机器”的隐喻存在明显的问题。就像斯提布所说的：“自然界或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包括时钟、工厂、计算机或宇宙飞船。这个比喻的第一个问题是，机器是由部件组装而成的，它可以通过修复或更换缺陷部件搞定，而不必考虑整个系统。这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乐观看法，即碳捕获与储存、核聚变、氢动力汽车或地球工程等技术手段可以解决孤立的环境问题，而不用去改变构成所有问题基础的更大的社会和文化体系。”把自然比作机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无法表达对生活在大自然中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无数生灵的赞颂，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组件”，①并且“自然作为机器”及其变体“自然作为仓库”的隐喻，“证明了西方文明的剥削性和管理性特征的正当性，使它看起来自然、明显和正常”。②

在环境话语中，把自然比作“商品”“资产”的隐喻也值得特别注意。如斯托纳姆（Stoneham）等人曾提出：“通过使用基于市场的工具产生的信息购买生态系统服务，将环境资产（environmental assets）的价值纳入国民核算。”③这句话提示两个重要信息：其一，生态系统是可以使用基于市场工具生成的信息进行购买的，这说明生态系统被视作“商品”;其二，这种可购买的作为商品的生态系统，是一种“环境资产”，可以纳入国民核算。“环境资产”是环境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指地球上自然存在的生物和非生物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的、可为人类带来利益的生物物理环境，④如水、矿产、能源资源、木材、鱼类、土地和土壤等。根据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环境资产”也是一个隐喻。在这里，环境被隐喻性地理解为资产，或者说是用理解资产的方式来隐喻性地理解环境。“环境”是目标域，“资产”是始源域。当用资产（始源域）来理解环境（目标域）的时候，有关资产的这些语义域都会投射到环境上，环境成为像商品一样可以获益和买卖的东西。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确实经常被当作获利的对象或交易的商品，“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央框架”（SEEA）就是专门对环境资产进行计量评价的框架体系，但把环境称作资产实际上已经离开了环境的本义。环境本来是作为生态系统中动物或人的栖居地、家园或住所存在的，它本来的功能是为人或动物的生存提供场所和支撑，而不是让人用来买卖获取利益的。环境资产的隐喻，使人们对待环境的功利化、资本化态度不可避免。若人们总想从环境中榨取最大的利益和价值，就很难从根本上把环境当作环境、当作家园来保护。

另外，像把自然比作“一件艺术品”“一座图书馆”“女神”等，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隐喻建构了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论的观念。在这些隐喻中，把自然比作“女神”或“女性”的做法尤其具有蛊惑性，因此下文专门对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作些分析。

四、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

如前文所述，环境话语中的隐喻建构既可以建构人与自然分离的非生态的破坏性观念，也可以建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观念。但在非文学性的环境话语中，隐喻建构的那种非生态的观念往往具有隐蔽性，它会随着人们对语言运用的内化被不自觉地接受，以至于人们意识不到这种观念有什么不妥。而生态话语修辞批评，正是要揭示出这种话语修辞中潜藏的问题，从而使我们对这种非生态的话语修辞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加以改变，使之由非生态性向生态性转换和发展。在这方面，泽伯拉·伯曼（Tzeporah Berman）《自然母亲的强暴》一文对环境话语中女性隐喻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伯曼《自然母亲的强暴》一文从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女性与自然的从属和压抑通过语言隐喻被结构化和永恒化了。她通过对环境话语中的几个隐喻和习语，如“土地的强暴”“处女森林”“地球母亲”“该亚”的批判考察发现，这些司空见惯的表达都加强了父权制的二元论和等级制的传统，继续把妇女和自然对象化，并且使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分离永恒化，这与生态运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伯曼因此主张，应对我们所使用的男性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进行持续的质疑，以创造一种进步的、富有想象力的、能让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都得到表达的环境话语。

伯曼对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所进行的批评分析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即使在今天的生态文学、生态文化研究中，仍有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自然”与“女性”更接近，并且倾向于使用“大地母亲”“该亚”这样的术语，以为把大地称为“母亲”、视作“该亚”即表达了我们对自然的尊重、提高了自然的地位，是有利于对大地自然的保护的。但伯曼的话语修辞批评则促使人们思考：真是这回事吗？“大地母亲”这样的术语早就有了，我们为什么没有保护好自然？通过“大地母亲”这样的隐喻究竟建构起了什么样的观念？作者通过对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进行批判考察指出：即使把大地比喻为母亲，自然仍然不能免遭人类的蹂躏，是因为女性在男权文化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在父权制社会中，对女性的压制与对自然的控制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伯曼根据生态女性主义者伊丽莎白·道森·格雷（Elizabeth Dodson Gray）的观点指出：这种对自然和女性的压制以及对男性经验的普遍化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观念等级，这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结果。在这个等级体系中，上帝被视为最高的存在，男人紧随其后，再后面的是女人、孩子、动物、植物和作为更低存在的自然。正是在这个支配性的金字塔中，进一步的哲学二元论分裂随之而来，即心智/身体、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的分离。通过这种概念化的二元论，女性传统上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男性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被构建为对立的，这种文化两极化导致二元论一方的贬值和双方的共同扭曲。“当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接近自然时，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不如男性完整的人。”正是通过这种二分法，妇女与自然作为“他者”的概念才被创造出来。①

当女性与自然被父权制语言建构为他者时，再把大地、自然比作母亲，是无法真正地提高大地、自然的地位的。因此伯曼指出：在环境话语中，“地球母亲”和“自然母亲”术语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并且被普遍地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因此，考虑到北美女权主义运动的力量，以及对女性主要作为“给予照管者角色”的广泛质疑，地球作為女性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拟人化值得批判性研究。

伯曼引用考拉德（Andree Collard）和孔特鲁奇（Joyce Contrucci）所言：“正是文化价值在外部世界的投射决定了人们处理世界的方式。”当我们把地球命名为“母亲”时，我们也命名我们与母性的关系，以及在男权社会中对母亲养育活动、妇女工作地位和私人领域的贬低。因此，当我们用“地球母亲”这个词来看待大自然时，就会出现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考虑到“母亲”这个词带来的文化包袱，我们能否通过这个词语与大自然建立一种新型的、进步的关系？其二，如果我们继续以基本的、以人类为中心（并且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方式来表象自然，我们是否有可能认识到其他生物和生命系统的内在价值以及自然世界的多样性？②

一般来说，我们对母亲总有特定的依赖和很多的期望，但是一般都不太可能想到我们的母亲也可能伤害我们。正是因为这一点，把地球比作母亲使这样一种观念永恒化了：人类可以从自然中索取而不指望归还;地球是无限的，它可以被人类无限地利用。这种观念反映在经济系统中就是：自然是一种自然资源或一种外部事物。与这种对自然的看法相类似，女性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是一种待拥有、利用、收获和开采的资产，对她的枯竭没有同情，对她的保护或补充没有责任”。这样一来，当我们把地球看作母亲，并且是给予、仁慈、无论如何都“用之不竭”的母亲时，我们也把女性看作是“母亲大地”，她养育、照料并委托她承担传统的基本照看者的角色。③正因为大地被视作“母亲”、视作“女性”，而女性、母亲又被赋予不计回报的、永不枯竭的“照料-给予者”角色，被视作可以被无限开发、索取而不需要补充、保存的自然资源，因此这种大地母亲的隐喻其实是潜藏着问题的。

在环境话语中，地球作为女性的另一个著名隐喻是把它比作古希腊女神“该亚”（Gaia），这一术语因为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著作中的“该亚假说”而流行开来。洛夫洛克在书中假设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着的系统。“该亚假说”在今天的生态文学、文化研究中仍是使用得非常广泛的。伯曼引用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的观点：在古希腊神话中，“该亚”变成她的“儿子-丈夫”乌拉诺斯（Uranus）的附庸。在那里，男人扮演了她母亲或配偶的“智识者”-“保护者”，他确保了她的生存。这种把男性与自然和女性分离开的做法同样加强了等级制的二元论，并把女性和自然的压制与从属永久化。当然，墨菲对“该亚”隐喻的这种批判是不完整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女神隐喻为女性赋权的重要方面，也没考虑到女神意象和宗教对于妇女解放和自然的承认与理解。但伯曼指出，女神崇拜的挑战对主流的犹太-基督教来说是一项重要而徒劳的任务，用近似的等级制的母系社会取代父权制的宗教，无助于解决分离和二元论的问题。“该亚”和“大地母亲”的隐喻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给我们一种把地球作为人类和女性的意象，限制了我们所能创造的形象。对于人类来说，最根本的是重塑一种对于大地的新理解：将大地视作一种强大的神圣存在，而人类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球作为女性形象的性别化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加强了女性与自然的从属和压抑，使父权制的主导意识形态永垂不朽。①

在环境话语中，除了“该亚”和“大地母亲”这两个隐喻外，像“大地的强暴”“处女森林”“穿透荒野”“穿透地球母亲”等与自然相关的“强暴”隐喻也值得特别注意。根据伯曼的批判分析，这些“强暴的隐喻”潜藏着人类控制自然的暴力逻辑：人类强暴自然与男人强暴女性一样，是自然“愿意”或“等着”被强暴。就像生态女性主义者考拉德所指出的，这种“希望被强暴”的知觉方式通过隐喻投射到对自然的知觉上。而这种“大地的强暴”隐喻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的广泛流行性“代表着对人类对待自然世界的固有暴力和支配的承认和接受，以及人类在这种虐待中所扮演的角色”。“强暴”隐喻的使用也假定了在某些情況下，自然就像女人一样，或许愿意与男人合作。那么，这一隐喻就把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强化并合法化了。②

通过上面的批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对自然世界的经验是被社会地和文化地建构起来的。隐喻修辞在构建这些经验、构建我们的现实以及我们的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环境话语中的女性隐喻延续了父权制的传统与控制，对自然的不加批判的性别化和强暴隐喻的使用，重塑了一种支配性的、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延续了霸权主义的传统。我们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改变我们构想和描画自然的话语修辞方式。就像伯曼所说的：“很显然，创造性地运用新的隐喻和习语去表达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个极大的需要是，为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存在物和自然系统创造一个积极的语义空间。”伯曼又说：“语言是一种强有力的人类工具，我们必须检查它在维系、持存现存社会结构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去持续地质疑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发现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去挑战深深地扎根在社会中的男性中心的偏见是必要的。这种质疑将进而创造一种进步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富有想象力的表达方式将被孕育出来，包括平等的人类群体在内的自然世界的神奇性和多样性，将在这种方式中得到表达。”③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