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艺文

[摘 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起步、2000—2009年的全面展开和2010年至今的深入发展之后，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科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世界性社会生态转型与环境保护治理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正从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解读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为主的学习阶段，走向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新阶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在达到历史性高点的同时，也面临着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层面的发展瓶颈或局限。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在于：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知识地图”，主动关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着力推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阐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建设性互动，在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分析中构建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学术文献史

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和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相伴随的，是作为一种普遍性“红绿”环境政治哲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其核心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整体性架构的唯物辩证分析与彻底性批判来解释和应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生态维度上的文本学阐释、时代化拓展和创新性运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建及其理论话语体系化发展的主要进路。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立足于自身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诠释与阐发、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与批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探索与构建三大研究领域取得了不断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②本文尝试从学术文献史视角，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和主要议题进行总结与反思，以期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拓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诠释与阐发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始终是中国学界研究的重点。此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本真意涵和方法论价值进行诠释与阐发，并以此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理论上的分析。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持续深度耕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得以夯实其理论基础，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话语的时代阐释力与创新活力。

（一）20世纪80—90年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就开始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生态意涵。例如，1981年黄顺基和刘炯忠通过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分析，认为马克思提出了研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问题的“人类生态学”。①不仅如此，学者们还结合现代生态科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述进行了生态维度的解读与阐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许涤新认为，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体系意义、自然条件对商品价值的基础意义、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等问题的探讨，蕴含着深刻的生态经济学思想;②姜琳从自由与实践、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等方面归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智慧，强调他们以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历史规律。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呈现出更为明确的现实问题导向和以哲学分析为主的特点。就前者而言，面对“可持续发展”政策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传播，国内学界重点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实践价值。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张云飞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劳动范畴对自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整体性把握，指出了科技生态化、辩证思维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协调发展道路，因而表述了一种辩证的生态发展观。④就后者而言，受到环境哲学讨论的影响，国内学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的热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郇庆治著作《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的出版。⑤该著不仅重点分析了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与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还由此对自然价值、环境意识、环境发展等环境哲学基本范畴与基础理论进行了探讨。

可见，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界初步开展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阐发，其突出特点是以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构建和现实生态问题应对需要来促动文本解读与思想阐述，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绿色維度，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做好理论准备。

（二）2000—2009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以理论回应现实，学界更加注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中寻找理论资源。在“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研究新风尚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更加注重对理论基础问题的探讨分析，尤其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反思辨析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体系的构建尝试。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生态解读与辩护。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阐发马克思的“自然”和“生产力”等重要范畴的生态意涵，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韩立新通过文本分析与思想比较，认为马克思语境中的“自然”具有自然主义、人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三个相互联系的特征，“控制自然”则呈现出“存在论意义”“负责任地控制”“社会批判”三层次相统一的结构，因而马克思主义内含了一种超越自然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社会主义主张。①此外，温莲香和王丹等人从生态视角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以补正传统教科书生态思维的缺乏。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表征的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包含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相统一、人与自然相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生态生产力观点。②

其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专题性分析与阐述。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单篇著述或围绕某个议题领域展开思想解析。就前者而言，较为典型的是解保军和李建军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生态辩证法的阐释，③以及陈凡和杜秀娟对《资本论》生态观的概括。④后者则体现为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美学、生态科技观和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分析。比如：曾繁仁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实践论和资本主义异化批判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审美观;⑤解保军不仅阐述了马克思科技观及其所主张的循环经济思想的明确生态取向，并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现象揭示、资本本性批判和生产方式批判等视角对资本主义反生态特征的论述。⑥

再次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整体性阐释与建构。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生态哲学与生态经济学等框架下思想逻辑体系的提炼分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解保军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孙道进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黄瑞祺和黄之栋的《绿色马克思主义》以及刘思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⑦其中，解保军以马克思自然观的多重维度与历史发展为分析重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追求人的解放、社会解放与自然解放相统一的“红绿”特征;孙道进从哲学系统论角度，构建了以“自然-对象性活动-人和人的社会”为中心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体系;黄瑞祺和黄之栋从辩证自然观、唯物史观和资本理论三层次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其理论优势在于对社会整体与自然关系及其特殊历史结构的批判性分析;刘思华立足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解读其生态经济思想，构建了以生态经济价值论、物质变换理论、可持续性发展理论和全面发展文明理论等为主体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此外，臧立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环境》整理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物质能量转换、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等的相关论述，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提供了基本文献参照。①

（三）2010年至今

2010年之后，随着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全面推进，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从其主题词逐渐从“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环境保护思想”向“生态（文明）思想”的变化来看，学界开始自觉采用一种更具综合性的研究视野与阐述方式，拓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空间。概括地说，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度阐释。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不再停留于对其概念内涵的生态友好性质的辩护，而是进一步探讨其如何孕育着新的生态实践潜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包庆德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生态向度论析，②以及曹孟勤和徐海红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生态化阐述。③根据他们的分析，马克思的生产力论蕴含了一种要求社会生产力有序、有度和有效利用自然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表达了反对资本逻辑与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实践要求;马克思所探讨的人类劳动是通过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过程，因而构成了批判异化劳动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出发点。

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集中解读。由于2018年和2020年分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对其经典著作生态思想的阐发成为这一时期学界研究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资本论》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自然辩证法》生态思想解读的进一步深化。④在理论专题研究方面，学界重点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尤其是对“资本逻辑”反生态本质的批判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阐述。就前者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学明深入分析了资本逻辑及其“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说明了社会制度驾驭资本逻辑的重要作用;⑤任平强调了马克思对待资本的辩证态度，认为在制约资本消极作用的同时应注重发挥资本创新逻辑以服务于生态发展。⑥就后者而言，较为典型的是：郎廷建解读了马克思的生态正义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生态正义是生态资源所中介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正义，其突出特征是“社会-历史”辩证视角与实践变革指向;⑦廖小明全面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正义思想的实践基点、历史限度、阶级属性和资本批判旨趣。⑧

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体系意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系统性阐释。此方面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现实社会实践进程中加以分析把握，产生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如刘增惠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实践研究》、①陶火生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②方世南的《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③董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④解保军的《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⑤郎廷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⑥和彭曼麗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史研究》⑦等等。学者们不仅全面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过程、逻辑架构和方法特征，重点阐述其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系统关联性方法与资本主义批判视角，并且反思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当代的发展演变与实践效应，从而赋予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以更加丰富完整的体系架构与更契合时代发展的理论分析价值。

二、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与批评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流派。随着改革开放及其相伴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中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有序展开并取得重要进展。

（一）20世纪80—90年代

1982年，许九星和韩玉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简介》一文中首次提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视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新设想。⑧随后，王瑾分别于1985和1986年专题评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前者指的是以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本·阿格尔（Ben Agger）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基本出发点是用生态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以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革命道路，后者则是欧洲绿党的行动纲领，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维护生态平衡并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社会经济制度，从而确立了它们的主体性中文表述形式。⑨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分析和代表人物思想比较。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张一兵在《折断的理性翅膀》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中分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演变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流变的角度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⑩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周穗明集中关注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并对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和莱纳·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的思想进行了专题评述，还特别介绍了格伦德曼与特德·本顿（Ted Benton）围绕“生态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进行的争论;①朱士群分析了马尔库塞新技术观的生態意蕴及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梳理了从马尔库斯、莱斯到阿格尔的思想传承发展的基本脉络。②此外，张桂权和曹淑芹还分别阐述了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与阿格尔的社会变革思想。③

由此不难看出，更多地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思潮研究的拓展，国内学界在20世纪末已经开启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阐述。除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概括阐释，学界还对其理论性质作了初步研判，不仅肯定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结合环境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还对其理论局限如否定经济危机重要性、片面责难现代工业与经济增长、缺乏全球视野等提出了反思与批评，为此后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2000—2009年

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2005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的设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并较快实现了自身研究体系和学科方向的基本确立。这不仅表现为国内学界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大量产出，还表现为其知识体系与研究框架的逐渐形成。从总体上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评介研究。具体而言：其一，学界重点开展了对莱斯和阿格尔思想的研究，并对其理论特点进行了深入考察。较具代表性的是：王雨辰通过思想比较，认为莱斯主要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需要与商品的辩证运动及其消极后果来切入生态问题进行分析，阿格尔则通过揭露异化消费问题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来构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④其二，关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思想的研究是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其中，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是这一时期研究福斯特思想的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该著不仅剖析了福斯特思想展开的三个层次（即思想史解读、概念理论构建和资本主义现实批判），还从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比较的角度考察了福斯特思想的特点。⑤在奥康纳思想研究方面，学界着重阐述了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拓展，如陈永森、黄新建对奥康纳生态危机理论的系统阐述和陈食霖对奥康纳尝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细致分析。⑥其三，关于高兹和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高兹思想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吴宁对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全面系统阐述。①关于佩珀思想的研究，学界重点分析了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运用。如陈永森和蔡华杰不仅论述了佩珀在揭露资本主义矛盾、阐明马克思主义生态维度、探讨社会主义运动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还指出其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解与社会主义变革战略构想上的思想局限。②

二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论题的总结阐述。从核心论题概括来看，较具代表性的是：徐艳梅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认识、对生态危机成因的剖析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三个方面来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强调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批判和现代性批判与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追求相结合的重要特征;③王雨辰在《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首次以研究议题的思路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分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意蕴，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资本主义技术使用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和生态政治战略四大论题及其内在联系。④从具体论题阐释来看，学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科技观、资本主义批判观等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典型的是：曾文婷专题分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基本原则，并围绕科学技术、控制自然观念、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评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⑤

三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及其理论性质的分析研判。一方面，学界梳理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历程及其特征。较为典型的是：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国内最早以“生态社会主义”为标题的学术专著，提出了当前国内学界所普遍接受的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发展三个时期的划分，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形成时期、70—80年代的体系化时期和90年代之后的发展时期;⑥刘仁胜从理论样态变化的角度，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生态马克思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再回归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的过程。⑦另一方面，学界重点探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尤具代表性的是：张一兵和胡大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中指出，由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增长原则，因而是一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异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⑧对此，国内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例如，何萍从哲学创新视域出发，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其所创建的生态价值批判方法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新型本体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体系，因而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⑨王雨辰通过理论比较分析，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生态危机的成因和解决之道，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双重变革和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因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生态学。①

（三）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学界在经典文献译介和解读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反思深化，不断推进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性阐释与批判性研究，进一步廓清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话语体系与中国研究视阈。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专题性研究。具体而言，关于高兹和佩珀思想的研究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已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前者如温晓春的《安德列·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②朱波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③吴宁的《安德烈·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④等，后者如梅丽的《批判·建构与实践：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⑤和關雁春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理论批判与建构：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⑥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仇竹妮的《控制与服从的辩证法：威廉·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研究》、⑦王圣祯的《“资本逻辑”批判与“生活逻辑”建构：岩佐茂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⑧王青的《泰德·本顿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⑨和何畏的《危机的宿命：奥康纳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研究》⑩分别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莱斯、岩佐茂、本顿和奥康纳思想的专著。同时，学界对福斯特思想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一方面是对其思想的整体性概括阐释，例如陈学明对福斯特以“物质变换”为核心概念展开的生态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深入分析;{11}另一方面是运用思想史梳理、理论比较和特定议题切入等方法来评析福斯特思想的多重维度及其独特价值，主要成果包括康瑞华、王喜满和马继东等人合著的《批判  构建  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2}胡莹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3}贾学军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4}刘顺的《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马克思视域下福斯特生态批判思想评析》{15}和陈武的《福斯特正义思想研究：基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域》①等。此外，美国学者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生态辩护也得到学界的较多关注。例如，彭学农和罗顺元等人对伯克特关于劳动价值论与共产主义原则的生态意蕴阐发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评析。②

二是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论题的系统性分析。在此方面，除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论题的总结性阐述，③学界重点阐释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政治哲学。从前者来看，较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学明的《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以“生态与资本关系”为主线，全面分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方案的思想观点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价值;④郑湘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研究》和万希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多维度来阐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强调其总体性思维和“红绿”结合的理论旨趣。⑤后者中较为突出的是，陈培永和刘怀玉从整体上阐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框架，即：合乎生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前提，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相统一的正义理念，以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生产模式分散稳态与政治制度广泛民主为特征的社会理想，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的变革战略。⑥

三是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图景的批判性反思。一方面，学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概括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动态发展特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何萍对2006年以来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思，检视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内部困境，探究其哲学理论基础和核心问题，并思考其未来发展前景;⑦蔡华杰在思想阐释的基础上论述了当代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三个转向，即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批判转向生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现实政策的批判，从共产主义原则的重释转向更具体的未来愿景及其变革路径的分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意涵论证转向现实生态危机具体应对的细致探讨。⑧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学界考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分歧与争论，重点关注了奥康纳与福斯特及其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思想论战，⑨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构建路径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主义和人道主义、实证思维和思辨思维之间的张力，也表现了其在思想基础、理论旨趣和价值立场上的不同。⑩另一方面，学界审视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限度。较为典型的是：郇庆治立足于环境政治哲学分析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四个活跃节点之后，已经发展为一个包含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和未来生态社会主义愿景及其过渡战略的系统性分析的完整理论话语体系，但在吸纳现代生态学成果、促进资本主义绿色变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替代方面仍面临着挑战;①刘顺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由于忽视了资本创造文明的历史作用，并把对资本逻辑的生态批判泛化，因而无法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科学药方;②韩秋红指认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危机根源及其出路分析上的内在局限，即在理论建构上的“中心主义”立场、在生态危机判断上的“二分法”思维和在生态危机求解上的“主观主义”倾向。③

四是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研究启示意义的多维度阐发。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陈学明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启示：首先，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理想社会应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次，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制度变革与文化价值观变革相统一，强调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再次，生态马克思主义说明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对于环境治理的积极意义，同时倡导生态友好的生活方式与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论述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反生态本性的同时论证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契合性，因而启发人们建设生态文明应当坚持生态导向的新型现代化，辩证地看待资本和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在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的同时加强生产的绿色转型与消费的积极引导。④

与此同时，王雨辰明确使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概念，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生态问题，是制度维度、价值维度和政治维度相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从人类实践和社会制度层面探讨生态文明的本质，阐述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强调生态文明所内在的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特征，认为当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应积极构建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现地方与全球维度相协调、发展观与境界论相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⑤

相比之下，郇庆治侧重于从政治哲学视角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能提供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方法论基础。在他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社会成因批判和社会主义替代性选择的理论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把握社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辩证互动，更批判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更深刻理解中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与重建意涵;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启发人们坚持对当今世界主导性制度框架与权力秩序的批判态度，加强对资本及其运行逻辑在社会生态层面的制度性限制，推动国家政府等现代制度形式和社会非市场化机制的改革创新，努力构建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有机结合和双向促进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⑥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探索与构建

与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概念不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是一个政治立场与政策取向更明确的独立性概念，而且只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它内在地规定着“生态可持续性考量“和”社会公平正义考量“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有着鲜明的中国背景和语境方面的特点，其主要研究目标是科学阐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意涵及其马克思主义基础与实践要求，说明社会主义原则、制度与思维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及其历史条件，从而促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与人类文明新型样态创建。

（一）20世纪80—90年代

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就提出保护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例如：1980年何明智指出，与资本主义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不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因而必须做好环境保护工作;①1981年袁书勤提出，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将二者统一起来的社会条件;②1986年中国生态学家叶谦吉提出，应该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即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③1989年中国经济学家刘思华明确使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关系的本质在于实现包括生态需要在内的人的全面需要，因而生态文明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④这表明，学界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人与自然关系向度及其建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界更加注重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原理来构建生态文明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谢光前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实现自身质的飞跃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协调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观点都要求人们充分认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关系，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⑤刘俊伟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以实践观点与唯物史观为基石，以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关爱保护自然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确立自己的生态文明观念。⑥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尽管缺乏严格完整的界定与论证，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基本意涵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已经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概括阐释。

（二）2000—2009年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之后，生态文明建设被正式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治国理政方略之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起来，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解析，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前缀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关键意义。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潘岳从文明转型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联系出发，论述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与相互促进关系，强调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传统文明的超越和对社会主义的发展;①田文富依据唯物史观，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②郇庆治通过术语学诠释，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表达的是一种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创新性结合的发展路径与人类文明愿景，其实践要求是在承认生态问题的全球性及其解决条件的客观历史性的基础上，发挥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与文化支撑上的优越性，努力促进现代文明深层次和根本性的绿色转型。③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概括阐释。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梳理阐发相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研究更加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解读与时代化创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方时姣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理论三个方面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并以此论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新型现代文明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全面和谐特征;④张云飞从学科建设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并结合现代化实践的自觉发展，其内在地要求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整体性原则。⑤

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理论分析，着重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整体中的重要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余谋昌认为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它内在地要求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转变，以及政治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也就是要创建一种新型的科学社会主义和未来生态文明的社会存在形态;⑥刘思华在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全面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與自身关系的和谐）论的基础上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目标在于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走向人性化与生态化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文明。⑦

（三）2010年至今

2010年以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并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框架和话语语境之下，并要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正式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也相应进入了一个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概括地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生态文明概念及其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一方面，学界对生态文明的历史定位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对“生态文明”概念可以有不同视角的解读，①但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对生态文明主要有两种理解，即扬弃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和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基础性方面。对此，徐春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性与文明系统的结构性两个方面对这两种理解进行了深度分析;②余谋昌着重强调了生态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意涵，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③张云飞将生态文明界定为贯穿于所有文明形态的、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相关社会关系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总和，并根据唯物史观对生态文明的理论规定和实践指向进行了全面分析。④另一方面，学界进一步阐述了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比如：黄枬森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指导意义;⑤赵家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生态文明成果全民共享。⑥

二是对中国风格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构建阐述。在此方面，学界开始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发展史中加以系统化阐释，并出版了诸多学术著作，例如刘国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⑦李宏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中国实践》、⑧任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⑨刘海霞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中国实践研究》、⑩陈学明和王传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概论》{11}等。同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王雨辰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认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实现发展观与境界论辩证统一、工具论与目的论的内在结合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12}郇庆治基于绿色左翼政治理论视角，全面阐发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生态转型话语与政治意蕴，并结合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讨了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进路与政治经济动力机制。{13}

三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学理性阐释。就前者而言，学界一方面重点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主要思路是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八观”体系及其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等展开论述;①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解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概念命题和整体特征，如王雨辰和郇庆治分别考察了习近平所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和“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论断，②方世南等人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逻辑及其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③就后者而言，学界不仅着重分析了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并全面论述了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内涵特征。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张剑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根本要求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人民普惠共享和地区间的环境公正两个维度;④蔡华杰从比较视角出发，认为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自然资源公有制的坚持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意涵所在;⑤张云飞基于原理体系角度，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集中表达与科学典范，即在理论观念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政治方向层面坚持社会主义政治规定、在未来追求层面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愿景。⑥

四、简要评论

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学术文献史考察表明：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起步、2000—2009年的全面展开和2010年至今的深入发展之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科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诠释与阐发、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与批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探索与构建三大研究领域或方向。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经典文献阐发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流派的研究无疑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在致力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概念命题体系的生态化重释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完整理论图景的系统性把握的同时，表现出日益强烈的观照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比如国内学界近年来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再阐释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启示价值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哲学方法论基础的讨论。正是基于经典文献原理支撑和国外理论比较参照，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并主动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阐述转向对现实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实践的体系化概括和学理性分析，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架构和话语风格。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整体的动态发展来看，上述三大领域并非独立并行，而是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层级递进逻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作为一个独立学术议题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一开始就不是出于还原经典理论或引介国外思潮的纯粹理论需要，而是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自觉反应。如果说新世纪之初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还侧重于挖掘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蕴藏的生态文化资源，那么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成为世界性社会生态转型与环境保护治理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正从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解读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评介为主的学习阶段，走向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新阶段。这不仅表现在學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方法更为熟练的运用，也体现为学界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更加明确的反思批判精神，以及在分析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时更加自主的中国立场及其话语表达，致力于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自我主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在达到历史性高点的同时也面临着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层面的发展瓶颈或局限，突出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性理解的相对缺乏，以及对经典理论文献与权威政策文本解读进路的过度偏重。结果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往往停留于对思想理论与政策实践内容本身的一般性观点概括阐述，难以达到基于综合性学科理论知识和话语逻辑框架的深度分析与科学把握。在笔者看来，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在于：着力推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阐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构建的建设性互动，保持经典文献文本诠释与独立理论分析之间的平衡，更自觉地从时代问题出发对既有理论资源加以凝练与提升。就此而言，马克思主義生态学研究的深入与拓展需要重点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通过学术文献史分析，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知识地图”，在面向未来的历史变迁和思想图景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当代创新。应当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提供一种对于社会生态问题的唯物辩证分析方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历史语境转换的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现代生态环境议题相结合的努力，使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前沿性表达。中国学者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构建，突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时代创新。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不仅需要不断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也需要了解和把握从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当代的理论发展轨迹和进路，以进行更为准确的思想定位和更为系统的方法整合，进而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知识谱系和认知方式。

二是主动关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分析中构建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必须看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并且正在源源不断地贡献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智慧。因而可以说，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各种鲜活案例经验的具体深入考察，构成了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科学合理性、现实引领价值与国际对话能力的重要前提。这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阐释及其逻辑体系建构，更在于直面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现实难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应对方案。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