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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G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9-0089-07
我国皇家图书馆的历史源远流长，周有藏室，汉有天禄、石渠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继之不辍，雅名层出。北宋有三馆和秘阁，统称馆阁，元丰改制后隶归秘书省，但南宋仍沿续馆阁之名。历代虽名称有别，功能稍异，但宗旨趋同——“崇文之意一也”。宋代馆阁制度之书明显增多，秘阁校理宋匪躬所撰《皇宋馆阁录》、秘书少监罗畸所编《蓬山志》、秘书少监程俱所作《麟台故事》、秘书监陈骥所著《南宋馆阁录》、佚名馆阁文人所编《南宋馆阁续录》等（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六、《玉海》卷一六五），尤其是后三本著作编排恰当、体例完备、内容丰富、灿然可观，足以说明馆阁制度发展到宋代已经臻于成熟与茂盛。
宋代馆阁和文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学界已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就宏观而论，馆阁制度是“直接作用于文学的制度设施”之中层制度，“与文学本体距离较近，……对文学直接影响并接受文学的策应”。从微观层面来看，我们借用饶龙隼先生的层位理论，重新考量宋代馆阁与文学的关系，将其分解为庋藏编校典籍的“外层”，选拔培育人才的“中层”，馆阁文学所属之“内层”，且三者具有“交叠迁移”之特征。层位区分，有助于更进一步厘清和审视宋代馆阁与文学之关系，有利于为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提供有力的实践支撑。
南宋文人王应麟说：“图书之府，著作之庭，与夫校文之处，三者各有司存。譬之蓬瀛方壶，鼎峙瀛海;台观金玉，邻居往来，而均为道家山焉。”王氏指出，馆阁的基础职任一分为三，储藏、编纂和校勘同等重要且地位尊荣。这样的文化环境、日常工作，于文人眼界开阔、素养厚植、学术精进等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文学的影响是间接性的。
欧阳修《上执政谢馆职启》云：“伏以国家悉聚天下之书，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祝、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说明馆阁庋藏图籍具有历史久远、品类繁富、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这种选择标准对于形成和保持丰富的文学生态大有裨益。北宋初期馆阁的重建，图籍征集主要来自南唐、吴越、巴蜀等文化发达区域，“伪国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精，亦多修述。”“其书多雠校精当，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靖康之难”后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经济人文发达的蜀、赣、越、闽等地贡献良多。圖籍典册的迁转流徙，对输出和输入地文化环境有较大影响，造成两地图书资源的重新分配，刺激图书的刊刻与流播，这些自然会浸染到多地的文学生态。作为中央文化中心的馆阁，由于地位优势和职能关系，一方面文化发达之地助力它的建设和完善，同时作为回馈，馆阁文化的辐射作用又促进地方文学文化生态的繁荣与活力。本朝文人文集亦在馆阁收藏之列，如司马光、苏轼、米芾、文与可等人。私人著述收付馆阁，于家族、于个人而言均是至高荣誉，保存文献、显扬名声的同时又以榜样的作用引领社会文化和学术风尚。
馆阁编纂国家图书总目，文化学术意义举足轻重。例如《崇文总目》是宋代第一部国家系统的藏书目录，历时七年完成，“摘其重复，刊其讹舛，集其书之总数，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淳熙五年（1178），陈骥进《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著录见在图书44486卷，较《崇文总目》多13817卷。嘉定十三年（1220），诏秘书丞张攀等续编书目，即《中兴馆阁续书目》，得书14943卷。据图书总目查验图典存佚，辨别真伪，核校异同，“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同时了解某一时代的学术文化，引领学术研究的方向路径，功莫大焉，“学术发达影响了目录学，目录学昌盛也推动学术研究。二者可说互为因果。”
馆阁文人对典籍图册的储藏鉴别、校勘整理萌生兴趣，进而成为其学术的增长点和文学创作的动力源，从影响力来判断，就不再是外层制度而属于内层了。例如曾巩在馆阁十余年，读书校书使其眼界大开，学养丰赡，学术的自信呈现在文章上就表现为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典雅温润，特别是曾氏所作校书诸序篇篇精美，历来被文章家所赏叹，《战国策序》等文章更是成为指导学子应试的经典范本。总之，图书的搜集庋藏、文献的整理编纂、典籍的校勘注释，虽不直接关涉文学，但是以传承斯文，弘扬文化，营造学术风气和引领审美风尚的力量，作用于整体文化生态而实现对文学影响的有力发生。
北宋文人秦观《进策·官制上》曰：“馆阁者，图书之府，长育英材之地也。从官于此乎次补，执政于此乎递升。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谓天下之妙选矣。”说明文人对馆阁作为宋代重要培育人才基地的深刻体认：人选者使之博览群书，以备咨询;涵养器识，将待大用;选择标准，则是学术和文学屹然杰出者。
1.馆职召试和考校他人——迎合与自新中文学观念的交锋和新变
北宋馆职选拔以诗赋为主，兼及策论。南宋馆职选任，博学宏辞科出身是一个重要特征。南宋初级馆职召试，遵循学术与人品并重原则，策论要求积极正面，切中时病。选拔考试内容，直接影响了文人对诗赋、策论关注与研习的热情。北宋文人刘挚说，“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以经义考查学养，以诗赋检验文章，以论体观其见识，以策体见其才华。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记载了进士及第者苗振召试馆职掉以轻心，不听晏殊建议，竟然败在自认为小儿科的押韵上，“振率然答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衤+朋）孩儿者乎？……既而试《泽宫选士赋》，韵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滨莫非王。由是不中选。晏公闻而笑曰：‘苗君竟倒（衤+朋）孩儿矣。”此事极具代表性，说明召试馆职遵守规范是丝毫不能含糊的，否则只会名落孙山。
文人入选馆阁后，不仅参与科举考试制度的讨论修订，而且承担“以助主文考校”级别有差的具体任务。馆职参与科考，虽然主导思想受制于馆阁制度的规约，不过馆阁文人的个人喜好也会左右取士之风，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云：“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司马光指出，两制、三馆文人的嗜好崇尚直接关系到社会取士之风，在京举子消息灵通，条件便利，容易获得考试讯息，追逐考官风尚，文章自然工致，而偏僻地远的应试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与之同台竞艺，自然有失公允。大体说来，文人召试馆职时被馆阁考试规范所牵引局限，服从适应是必须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馆阁选拔制度;而进入馆阁成为主考官（或者以助主文考校）后，又以个人好恶影响科举取士，便对馆阁制度造成一定冲击。馆职召试乃精英文人（主体是进士及第者），馆职考校他人多为普通举子，在被召试和考校他人的身份迁转中，精英文人从向官方文学靠拢的内向行为到彰显个性的外向行为变化，带来的是迎合与自新中文学观念的交锋碰撞和调适新变。当然唯其如此，文学才能在规范与打破中更新生长，保持活力。
2.储才育才的政治职能——散文创作题材重大和情感表达慷慨
储才育才是宋代馆阁的重要功能，刘安世有言：“伏见祖宗初定天下，首辟儒馆，以育人材。累圣遵业，益加崇奖，处于英俊之地而厉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其聪明，廪食太官，不任吏责，所以成就德器，推择豪杰，名卿贤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无愧前古。”北宋文坛领袖杨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政治家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文学家曾巩、张耒、秦观等，都曾身历馆职。南宋名相公卿赵汝愚、周必大、文天祥，学者才士李焘、陈骥、王应麟，著名文人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均足践馆阁。
馆阁的滋育，使文人谙熟典章制度，擅长政事措理，博通文史，对其眼界格局的提升与拓展有正面影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散文题材内容关涉天下民生、军国大事，使命感强烈，议论性突出。苏轼《谏买浙灯状》说：“右臣向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姚勉《雪坡集》卷三《拟上封事》亦云：“储材于馆阁，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必其事关国体，人不能言，然后馆阁之臣抗章极论。”馆阁文人作为精英知识分子，他们“有能力”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判断，同时职业素养需要展现拾遗补阙、直言敢谏的勇气担当，当然“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这种与统治者共治天下的政治诉求和职责要求，加之个体性情的选择呈现，突出影响了馆阁策论的风格：直陈利害、气势充沛，博通古今、掷地有声。
如上文所述，馆阁最重要的职能是图书之府与育才中心，但日常文字、文学工作的不可或缺，加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文人渊薮特点，使得文学的生产呈现被动和主动两类。
1.日常文字职掌与评比激励——大量应制文学的产生
宋代馆阁虽不以单纯培养文学家为宗旨，但许多职任决定了它又和文学息息相关。杨亿《武夷新集》卷一九《与秘阁钱少卿启》云：“侍柏梁之高宴，即赋七言。然陪清跸之游，更献从臣之颂。梁园旨酒，居客右以无疑;谢砌苍苔，代王言而在即。”宴会陪侍、帝王出行、朝廷大礼等等，馆阁文人责无旁贷要赋咏歌颂，润色鸿业。《梁溪漫志》卷二日：“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軷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乐章、軷祭文、教坊致语等琐细文字，由馆职撰写，既是培育历练，又是为两制储备人才，如绍兴十八年（1148）十一月，令馆阁文人撰感生帝大祀乐章，其中降神所用《大安之乐》四曲，由秘书省正字葛立方撰写;盥洗、升殿的《保安》之曲，奠玉币《光安》之曲，均由正字孙仲鳌撰写。应制文学要求博通经史、文采灿烂，结构整饬、典雅大气，上升到宏大叙事的国家高度。
馆阁应制文学的评比与奖励，促进了应制文学的繁盛。淳化五年（994），姚铉直史馆侍宴内苑，应制赋《赏花钓鱼诗》，获白金之赐，《诗话总龟》前集卷四记载，“太宗留意艺文，好篇咏。淳化中，春日苑中有赏花釣鱼小宴，宰相至三馆毕预坐。咸命赋诗，中字为韵，上览以第优劣。时姚铉诗先成，……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以比夺袍赐花等故事。”仁宗天圣中，馆职韩羲因应制诗歌水平最差而落职，《东斋记事》卷一云：“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白金的荣耀赏赐和落职的严厉处罚，相辅相成刺激了馆阁应制文学的稳定发展，《崇文总目》卷一一著录了《应制赏花集》十卷，《瑞花诗赋》一卷;《宋史》卷二0九著录雍子方、沈括所编《集贤院诗》二卷，熊克《馆学喜雪唱和诗》二卷等。当然应制文学需一分为二地看待，缺点是程式化明显，千篇一律，共性大于个性;优点是词藻华美、引经据典、风格庄重，高华大气。宋代两制文人中的大手笔，几乎都有馆阁履历，可见文学风格的承继性。
2.官方的文化普及与文人的理想践行——文学总集的编纂
馆阁储藏编校图书典籍，从与文学关系的远近来看总体属于外层制度，但具体到文学总集的编修，便是作为内层文学制度而存在。例如宋初“四大类书”之一的《文苑英华》，是太宗令两制文人与馆阁学士合作完成。编修缘起，乃“近代以来，斯文浸盛，虽述作甚多，而妍媸不辨”，选择标准是“止取菁英，所谓擿鸾凤之羽毛，截犀象之牙角”，就是优中择优。《文苑英华》作为一部大型诗文总集承载普及文化，上继《文选》之意，其中选录众多律赋、试帖诗等，“就是为了给当时读书人和官僚提供科举考试和办公应酬的仿效对象”。国家利用文学形式，宣扬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政治意图，亦是不言而喻。
《西昆酬唱集》是北宋馆阁文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模拟李商隐诗歌的一次集中且大规模的艺术实践，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道：“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昌和，互相切劘”，“凡五七言律诗二百五十章，……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日《西昆酬唱集》云尔。”作品数量达二百多首，华丽典雅、音韵铿锵、措辞新警，展示了与白体、晚唐体迥然不同的艺术高标，赢得了“五代以来芜鄙之气，由兹尽矣”的赞誉，引领了以才华为诗、以典故密集呈现为特征的宋诗新风尚。
3.馆阁文化场域与文人渊薮——文学观念的活跃与创作丰富
张山臬《谢馆职上赵相公启》云：“是以游息藏修，爰处文章之林府;优柔厌饫，俾深师友之渊源。”在张嵲看来，身处文章之林的馆阁，时常思索问学，相互交流，甚至连闲暇时候也充分利用，从容求索且仔细体味，有助于加深请益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林之奇《上何宪》曰：“顷在三馆，所从者多得海内之耆英，而朝夕与之周旋，盖亦忘寝与食。广求博取，以究心于讲学之益，不知年数之不足也。”感喟道山册府英才莘聚，交际应酬令人废寝忘食;广泛阅读多方汲取，专心致志使人忘却时间之不足。馆阁场域由于文人萃集，交流便利，有利于文学观念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繁荣;除此之外，馆阁文人由于身份特殊，极易成为其他文士的结交热点，其中不乏缁流羽客，这自然有益文学的传播与接受。
馆阁文人品评赏鉴、花样游戏中诗学观念的碰撞与审美风尚的孕育，有利于宋代诗文独特面貌的形成。惠洪《冷斋夜话》卷二记载英宗治平中，沈括、吕惠卿、王存、李常四人在馆中讨论韩愈诗歌时，争论不休，沈括曰：“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近诗。”吕惠卿云：“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沈括认为韩诗只是押韵的散文，不合诗歌标准;吕惠卿则坚持韩愈代表了诗人的最高水平，对以文为诗的特征表示欣赏。这场诗学讨论没有定论，最终在“一坐大笑”的愉悦气氛中落幕，展示了宋代诗歌多元的发展方向和审美特征。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记载，宣和中蔡攸提举秘书省，夏日馆职文人于道山食瓜，蔡攸令众人参与游戏，每征说一条有关瓜的典故便食瓜一片，比拼典故多少。大家有所顾忌，不敢尽言，“校书郎董彦远连征数事，皆所未闻，悉有据依，咸叹服之。……后数日，果补外”。抛开董迪（字彦远）因露才扬己遭蔡氏忌恨的离馆之憾，馆阁文人较量典故多寡的游娱之乐，对于宋代文学崇尚典雅与推重博学是有促进意义的。
文学的抒情交际功能，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实现的。入馆供职、宴饮陪侍、曝书宿直、阅书校书、修史议政等诸多工作丰富繁冗，除应制外又成为文学自由表达的题材，既彰显其荣耀光辉的政治身份，又倾诉其孤寂无聊的个体况味。从馆阁诗歌情感基调来看，念远怀人、故园之思、江湖之恋、伤春悲秋等永远是主旋律，文学说到底表达的还是健全的人性。苏轼、黄庭坚元祜馆阁时期的诗歌除了应制类，更偏于私人化写作，题画诗成为核心，且二人此类诗歌创作高峰均集中在元祜时期。南宋馆阁文人王十朋、周必大、洪迈等人在馆中唱和往还，以植物花卉来抒情交际，修竹的劲节萧疏，梅花的幽艳香冷，海棠的袅袅之态，在“情往似赠，兴来如答”中宣扬了南宋馆阁休闲文学的儒雅精致。陆游钟情馆中海棠以诗乞于周必大，周氏《许陆务观馆中海棠未与，而诗来次韵》打趣道，“今日若无工部句，殷勤犹惜最残枝”。这类创作摆脱了程式化束缚，更加轻倩洒脱，多以酬唱赠答形式展开，游戏性与竞技性并存。
4.文学策应馆阁政治文化的影响——称美讽恶功能的发扬与缺失
宋代馆阁作为最高育才机构，文人有参政议政的职责，讨论议题非常丰富，涉及科举取士、国防安全、经济策略、地方治理、官员考核等方方面面，需要馆阁文人知无不言，抗言直行。贺麟提出，文人介入政治的兴趣缘于本性实现，“他献身政治，乃所以成己成物，尽己性，尽物性”。同时，皇帝和权臣利用馆阁机构来实现其政治意图，如任用或罢黜某一学术派别的文人，利用修史来“异论相搅”等等。于馆阁文人而言，政治职责、本性和政治生态，都会对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产生影响，进而浸润在文学创作中。朱晓进先生提出，“政治文化”是一种研究视角，是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关系方式的桥梁。我们借用其概念，来审视馆阁文学如何策应“政治文化”的规约。
其一，颂扬美刺主动实现下的文学创作。
馆阁应制文学因其润色鸿业的功能指向，总有为文造情之嫌。但也不乏天子仁爱惠民、德治彰显，馆阁文人油然而生的真诚咏叹，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文人主动去宣扬策应制度，变被动配合为主动表达。例如蔡襄有诗曰：“叠耸青峰宝炬森，端门初晚翠华临。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全归万众心。天上清光开夜色，人间和气阁春阴。要知尽作华封祝，四十年来惠爱深。”陈衍对此诗激赏不已，以为应制作品多言过其实，唯独此诗与汉代蔡邕所撰《郭有道碑》相媲美，“当之无愧色者矣”。蔡襄《上元进诗序》对其创作动机有所解释，“臣伏睹法驾特御端门宣谕臣僚，上元观灯，不为游赏，盖与民共乐也。臣职在文字，恭惟德音，宣布睿旨，感诗人揄扬盛美之私，辄成短章”。创作动力在于，其一，被天子与民同乐的德治行为所打动;其二，文字之职需要发挥赞扬盛美之功。这种文学创作更是馆阁文人在政治身份的牵系下，于“政治场景”的创作空间里对“适合国家、社会稳定的文学秩序”的一种自觉维护，是文学主动策应后的表现。
馆阁文人离馆外任或自请归乡，除了因身体原因的请辞，多半是政治信仰的失落。同舍为之赋诗饯行，彰显了他司所无之道义之乐，诗歌的交际功能，讽谕功能得到更多凸显。熙宁十年（1077）十月，程师孟以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知越州，馆阁33人参与饯行，赋诗34篇（见《续会稽掇英集》）。淳祜七年（1247）十一月，蔡久轩归家，三馆学士以“风霜随气节，河汉下文章”分韵赋诗送别，牟子才分韵得“河”字，赋杂言古体诗1首，计37句552字，以熙宁元祐时不随波逐流的苏轼，绍圣中百折不屈的黄庭坚类比，赞叹蔡氏忠心国事，不计个人得失。饯行诗歌主题，既有对离馆者品行操守、才华气质的热烈赞颂，又有对其脱离束缚优游山水的无比欣羡，还有早日归朝的良好希冀。这种文学行为，无疑塑造并强化了馆阁文人群体形象的文化内蕴——以道义相尚，以品格相励，以才华互敬，以学业相切。
其二，弃“刺”尚“美”功能转变中的谀词生产。
苏轼《谢馆职启》曾鞭辟入里地道出馆阁任职的双重性，“虽曰功名富贵所由之途，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在“‘为政治而生存”和“‘靠政治生存”中，館阁文人的崇高感、使命感以及现实处境下释放的功利性、世俗性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与艺术表现，这也是文学策应复杂的政治文化后做出的应机性调整。
“绍兴党禁”期间，虽然部分馆阁文人的奏议慷慨激昂，力透纸背，如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上书秦桧，指责其寡廉鲜耻，不尽臣子之道，终将“遗臭万世”，颇能振作士气，但是粉饰和议，赞颂秦桧，美化高宗的谀文谀词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就包括馆阁学士周紫芝等人。周氏为秦桧所作诗歌颇多，如《时宰生日乐府》《时宰生日诗三十绝》等，将秦桧比作驾驭六龙、守御八方的真人，将其屈辱的和议誉为奇谋出世，万国朝贺。韩侂胄用事14年，势焰熏灼，权震天下，文人阿谀文词也比比皆是，其中馆职高似孙献诗用“赐”，《庆元党禁》记载，“高文虎之子似孙为秘书郎，因其诞日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侂胄当之不辞”。九章用“锡”（赐）寓九赐之意，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表示最高礼遇。高氏献诗刻意著辞，韩氏接受心安理得，这种“弃‘刺尚‘美，惟‘德是颂”的行为，“是儒家的诗学主张和创作主体的立身之本在以高压政治为气候特征的环境要素催化下的一种逻辑发展。”
如果说馆阁储藏编校制度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生态土壤，那么选拔培育则充当了动力导向。日常职任、文化场域、政治信仰等，助力馆阁书写题材的新鲜丰富和体验感受的新颖别样，“官方场景、公共场景、私人场景之区分”，“创作思维中政治、文学元素的消长过程”，带来创作风格的变化与多元。同时，这种频繁身份切换下的创作给馆阁之外的其他文学文化圈带来程度不等的辐射与干预。
文学策应馆阁政治文化的影响，可谓积极与消极并存，表现在称美讽恶功能的发扬与缺失。在馆阁制度中，以诗赋、策论的文学选拔进入馆阁，以文字、文学工作的培养操练达到胜任润色鸿业的初级目的;同时编纂校勘、建言科考配合着国家的文化政治策略;而两制文人和宰辅公卿的储备与输送，方是馆阁育才的终极目标。馆阁制度对宋代文化、政治的影响意义深远，由其图书之府和育才中心的强大功能所决定，苏轼云：“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孙升曰：“祖宗置三馆图书之府，聚四海英俊之材，优其禄赐，异其资任，试以内外要剧之务，观其进退去就之节，待其器业之成，以为廊庙之用。此实致太平之本也。”正因馆阁地位重要，职能特殊，成效卓著，自然决定了它对文学的影响是强势且广泛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学术文学有别、性格志趣迥异的文人，进入馆阁既受馆阁制度、馆阁文化的规约限制，又对原有的生态环境进行形塑与改变，譬如刘攽的滑稽多智，苏轼的博学率真，杨万里与尤袤的巧发捷对等，都是馆阁文化的不同样态。馆阁作为学术文化政治中心，其中文人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的入馆和离馆容易造成亲近关系，形成文化文学圈、政治圈不同程度的变动与组合。
邓小南先生《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指出，“一方面，制度既确定又限制着人们集体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制度本身既由‘关系构成，又由‘关系限定。”館阁制度，由于其典型的文化性、政治性以及与文学复杂的关系，通过切入其多元关系构成中的重要一维——文学，考察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鼎盛与衰退、调适与维持中的文学成长与表现，对宋代馆阁制度、宋代文学文化而言均是有益的。同时，分层梳理制度影响文学的多维向度也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有利于文学制度理论的建构更加丰腴和深刻，而且有益于政治制度的研究走向立体和鲜活。
责任编辑：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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