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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像（图/视觉中国）
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任湖州知州，到任后上表谢恩。但是谢恩表被监察御史何正臣等举报讥刺朝政，苏轼被御史台派人抓捕回京。这不是苏轼首次被举报，早在几年前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就举报苏轼涉嫌诽谤朝政，但皇帝置之未理。这次监察御史再次举报苏轼，宋神宗下令将苏轼逮回京城严加审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为古代中央监察机构别称。乌台与柏树有关。西汉御史府内柏树众多，是野乌栖息的上佳之地。野乌晨去暮来，又称朝夕乌。正是因为如此，监察机构又称乌台。东汉中央监察机构名称改为御史台，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名称一直延续至明初。因苏轼之案由监察御史举报，该案主要内容虽然由苏轼谢恩表引起，但案情主要涉及苏诗，御史台又别称乌台，所以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设御史大夫，标志着古代监察制度的正式出台。经演变，隋代御史台真正独立。至唐玄宗时期确立一台三院，即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古代监察制度趋于成熟。宋代中央监察机构仍为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三院。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特别重视防范臣下，有效加强监察机构建设即为其诸多重要措施之一。为防止御史台台长即御史大夫权力过大，只任命御史台副职即御史中丞。宋神宗曾经想任命司马光为御史大夫，但宰相担心其影响自身权势予以反对，宋神宗也担心其权力过大，最终未予任命。
御史台设御史中丞一人，秩从三品。台院设侍御史一人，秩从六品，为御史中丞副手。殿院有殿中侍御史二人，秩正七品。察院置监察御史六人，秩从七品。
上自宰相下至一般官员都在御史弹劾之列。北宋初御史弹奏要先报告御史中丞。宋仁宗时期，新任御史中丞刘筠规定，御史弹奏不必事先报告御史中丞。此后御史弹劾权独立，不受御史台长官干预，御史权限扩大且地位尊崇。
御史台监察范围大大拓展。遇到重大案情皇帝会诏令御史台推审案件，审理苏轼一案即是明证。监察御史监察百官有弹、劾、纠、奏四种方式。揭发指控重大罪行称为“劾”，较大罪行称“弹”，罪行较轻称“纠”，一般性的违纪失纪称“奏”。
至宋代呈现台谏合一趋势。宋代以前御史与谏官独立，前者不得言事，后者不得纠弹。台谏合一使御史具有言事权，谏官具有弹劾权。台谏合一后监督对象主要是宰执大臣和行政官员，扩大了监督宰执的官员数量。凡朝政得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可谏正，尤其是宰执更是首当其冲。
允许谏官有弹劾权，是力图防止大臣专权而采取的在皇帝直接控制下的权力监督措施，希望通过強化谏官的权力以监督大臣尤其是宰执。只要监察官员弹劾，相应被弹劾人员就会受到贬官等处分，一般宰相被弹劾均要辞职或被免职。
在皇帝鼓励下，宋代言谏风气浓厚，在此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敢于直谏的明臣，如寇准、包拯、赵抃等。寇准为人刚直，依靠自己的忠诚与智谋不断升迁，宋太宗称其“临事明敏”。端拱二年（989），寇准奏事，宋太宗听不进去离开龙座，而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非要皇帝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将之喻为“大宋的魏征”。
监察官员规谏百官有利有弊，有时弊大于利，尤其是多事之时，运筹机密需要迅速决策时，监察官员上章弹劾反对可能导致事情迁延不决。王安石变法屡受监察官员干扰，司马光也厌恶喋喋生事的监察官员。司马光除了强调监察官员要不爱富贵、爱惜名节外，还特别强调要“晓知治体”，不能凡事喋喋不休。
为有效控制监察官员，宋朝规定监察官员要接受尚书省监督。元丰改制时规定，尚书省可弹奏御史纠劾不当之事，后设都司御史房专门负责行使弹纠失职之事。同时建立监察官之间的双向监察机制，御史台内部要相互监察，御史和谏官之间也要互相监察。监察御史来之邵“买倡家女为妾”，御史中丞黄履予以弹劾，将来之邵降职。知谏院唐介等人曾弹劾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韩绛论事不当，韩绛被黜担任地方官。
为鼓励监察官员发挥作用，朝廷出台月课与辱台钱制度。规定御史每个月必须向主管部门汇报一次自己的工作成绩，称为“月课”。如果上任后百日内未能履行纠举弹劾之责，即被视为失职。轻者要受到罚俸即“辱台钱”，即有辱担任台官之意，重者被罢免出任外官。但因此规定，也有监察御史不负责任纠劾细务之举。新任监察御史王平任职即将满百日而未有弹劾，同僚很是奇怪，有的称其有待而发，一旦弹劾必是大事。不久王平有疏上奏，却是弹劾御膳中有头发。王平因此被讥为弹发御史。
皇帝一般尊重监察官员的弹劾权。范仲淹担任右司谏时以言事被贬出任睦州知州，朝臣多上疏论救，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当贬。时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写信责骂高若讷，称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之事。高若讷申诉于宋仁宗，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正因如此，当苏轼被监察御史举报时，宋神宗下令受理，将苏轼逮京治罪。
北宋后期出现蔡京以及南宋出现秦桧等权相，主要在于监察制度逐步丧失独立性，难以形成对相权的有效监督。有的御史沦为权臣操纵朝政打击政敌的工具。秦桧多次利用监察官员打击政敌。秦桧让御史中丞王次翁弹劾赵鼎尝受伪命等事，赵鼎被贬。在秦桧授意下，谏议大夫万俟卨、御史中丞何铸等交章弹劾诬陷枢密副使岳飞，最终岳飞及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害。
乌台诗案虽然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也在御史台职责范围之内。御史台审理此案不遗余力，其记录有“逐次隐讳，不说实情，再勘方招”。即苏轼最初不肯说实情，再次审问才招。御史台负责调查审讯勘明事实，由大理寺负责判决。御史中丞李定声称必须将苏轼斩首，而大理寺官员仅判苏轼“徒二年”。朝廷发出赦令，苏轼也在被赦免之列。对此判决御史台极为不满，但审刑院在复核时支持大理寺判决。
在多方努力下苏轼终免去一死，被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而且“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受此案牵连被贬官罚铜的十余人，司马光等十余人各罚铜二十斤。
对此案苏轼苦笑，称为命中注定：“在彭城作黄楼，今得黄州;欲换武，遂作团练，皆先谶也。”苏轼虽受累此案被贬黄州，但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还有大名鼎鼎的东坡肉。
虽然乌台诗案为冤案，但也不能据此就认为是监察御史诬陷渎职，监察御史只是在履行御史台的应有职责。不过由此看出，监察权力不宜滥用，更有必要加强对监察官员的监督以防止其乱作为。当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实属必要和及时。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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