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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日报》于1909年11月在北京创刊，受清廷高压言论管控，表面一直以“扶持宪政”为宗旨，实则以隐晦笔法宣传革命。1911年冬，袁世凯复出后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帝国日报》社长陆鸿逵为保全自身与报社同人，将《帝国日报》与清廷宗室恒均所办《大同日报》合并为《帝国大同报》，代表《帝国日报》终刊。《帝国日报》发行近两年，是晚清北京存在時间最长的革命报刊，可谓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报刊档案，但学界目前尚未有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清末革命形势发展迅速，革命党人潜入各大城市创办报刊以更广泛地宣传革命思想，上海、广州、武汉成为革命舆论中心。然而北京受清政府直接管理，高压言论控制使北京在1909年之前都未成功创办革命报刊。如何在专制帝国首都创办革命喉舌以引导舆论成为革命党人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帝国日报》于1909年11月12日正式创刊。《帝国日报》现存1910年9月12日至1911年10月4日报刊原件，内容十分丰富。
《帝国日报》社长为陆鸿逵，初期编辑有白逾桓、刘鼒和等，1910年3月后由宁调元任总编辑。陆鸿逵与黄兴等人交好，是华兴会筹建人之一。[1]因得赵尔巽赏识，陆鸿逵多次发表激进言论均被免罪，之后还担任湖南实业学堂副监督，湖南咨议局候补议员等职务，这层政治色彩为陆鸿逵进入北京成功创办《帝国日报》提供了条件。《帝国日报》初期编辑白逾桓与后期总编辑宁调元均为同盟会成员，同盟会骨干田桐也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这三位都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宁调元此前担任过东京革命刊物《洞庭波》的编辑，田桐更是在南洋主持了《中兴日报》《泗滨日报》等革命刊物。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编辑团队懂得避清政府锋芒，自称“扶持宪政，指导舆论，扩张国权，发表政见”[2]，实则以隐晦笔法暗中宣传革命，使《帝国日报》得以避过清政府查封，持续近两年之久。
《帝国日报》日出两大张，每期8版，所设栏目有社说、宫门抄、电报、小说、新闻、时评、文苑、投函、奏牍等，且时常配一幅讽刺时局的漫画。栏目设置十分充实，既有宫门抄、奏牍等政府官方信息，又有社说、时评等点评时事的栏目，还有连载小说以吸引读者兴趣，投函以增加与读者的互动，再配一幅讽刺时局的漫画，便是识字不多的百姓也可明白其意。故《帝国日报》销路较好，没有如其他革命报刊一般因销路不畅难以维持而倒闭。奏牍、宫门抄都为官方所出的消息，故这两个栏目的报道与其他报刊并无太大不同。而社说、小说、时评、文苑、投函等栏目以及电报、新闻的选择与表达则可以明显反映出《帝国日报》的真实宗旨，即鼓吹革命。《帝国日报》编辑团队也十分有经验地将社说、小说放在第二版的醒目位置以吸引读者。
《帝国日报》为障清政府耳目，自称为“扶持宪政”一派，实则字句暗含革命思想。北京为清帝国政治中心，清廷对北京报刊言论的控制远较其他地区严格。《帝国日报》吸取《苏报》等被封禁革命报刊的前车之鉴，没有直接露骨地宣扬革命，而是用极隐晦的笔法与文字暗中传播革命思想，主要有以下四个主题。
一为批判陋习，开启民智。晚清民众陋习颇多，如赌博、吸食鸦片、迷信神佛等，《帝国日报》均对其一一进行批判，并解释其危害。众多陋习中《帝国日报》尤其关注辫发。《中国人富于惰性之特征》一文直言维持辫发就是中国人惰性的体现，“社会日趋腐败，国家日即危亡，恃此辈之保守辫发主义”，提议“资政院议员能决议奏请剪辫欤，我辈故可应时剪之，不能决议奏请剪辫欤，我辈亦必即速剪之”，最后指出“惰性之去否有可于辫发去否之社会心理决之者。”[3]此文表面目的在于呼吁剪辫，实则在于改造国民心理，去除民众对清政府的奴性，所以强调无论资政院是否通过剪辫提议，民众都应剪辫。为方便读者理解，《帝国日报》还刊登一幅图画，见图1。[4]图中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正跪在地上，三个头戴官帽的士兵一人束住其双手，一人拉住他的辫子，另一人则手持大刀站在一侧，图画上方五个大字“辫发之妙用”。该图生动体现了辫发之人在任人鱼肉时会多一个弱点，更深刻反映了官吏对百姓的欺压，要求辫发之人去除奴性，意在号召革命。除批判陋习外，《帝国日报》还时常介绍外国民主政治。《英国女子之运动参与政权》一文梳理了英国女子为争取参政权而组织的各种运动，表面上是介绍外国政治，真实含义在文章末尾提到：“我国民苟能振起精神，演出奋勇迈往之活剧，英国女子闻之必将舒柳眉、启桃唇而欢迎之。”[5]即希望中华儿女能如英国女子一般主动争取政治权利，暗示革命，这样才能赢得列强认可。
二为直接抨击清政府，主要有揭露清廷官员腐败，讽刺清廷虚假立宪，反对清廷遏制言论。晚清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帝国日报》刊登一幅漫画以讽刺，见图2。[6]图中一官员手捧大元宝，丝毫不顾脚下渺小百姓，抬脚便踩，口中还说“有了钱了民命何必管他”，将晚清官员极力压榨民脂民膏，丝毫不顾及百姓性命的行为生动形象刻画出来。《馆陶县令之无钱不要无恶不作》一文更是借馆陶县令白璞臣贪腐事件说出“官不臣、绅不矜、差役肥、民寒心……乡民之处于黑暗世界”[7]的悲惨境遇。针对清政府预备立宪与召开国会产生的种种丑闻，《帝国日报》更是予以辛辣批评，直指“今日政府则固不啻屡行专制，曾无立宪二字在心眼中者”，[8]资政院议员更是“任意荒嬉，坐得公费”，如一出“儿戏”[9]，赤裸裸揭露了清政府立宪的失败，虽未直接高呼革命，但有心之人自会明白立宪无法救中国，从而走向革命之途。面对清廷为钳制舆论所定的《报律》，《帝国日报》更是发起猛烈攻击，称其为“封禁报馆之报律”，更与“庶政公诸舆论”的立宪条例不符，号召记者团体群起反对。《帝国日报》还刊登一幅漫画，见图3。[10]图中报馆记者的舌头被官员用绳子拴住，无法发声，题目为“报馆之将来”，将《报律》施行后报馆言论受其扼制之情景惟妙惟肖刻画出来，意在团结新闻界以反对专制之政府。
三为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列强入侵。《帝国日报》于列强瓜分中国狂潮愈烈之时创刊，带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特征。《法人之军机大臣》一文中直接指出法国干预军机处事件，感叹“有中国今日法人之军机，即应有今日法人之资政院”[11]。《中国其坐以待亡乎》一文提出面对“英进兵片马，俄进兵新疆、蒙古”的困境，中国应实行军事教育，建立国民军、敢死团与列强对抗，并指出立宪之类的政治改革都是“缓不济急”[12]，暗示清政府无法依靠，民间应该自行组织军队保家卫国。在晚清时代背景下，强硬反对帝国主义必然会与反清相联系，正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才导致列强大肆瓜分我国领土，践踏我国行政、司法主权，屠戮我国百姓。所以《帝国日报》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文章其深度目的都是为了号召人民参与革命，推翻清政府，然后重建平等外交关系。
四为报道革命运动，为革命者正名。1911年4月27日，黄兴潜入广州城发动起义，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一夜，最终寡不敌众而失败。北京报刊对此事多避而不谈，或诋毁其为匪祸，不报清军伤亡惨重。《帝国日报》则专门刊登《革命党大闹广州城》[13]报道，虽为通过清政府审查在标题中将革命定为“闹”，但客观报道了事件经过及双方伤亡情况，让更多京城百姓得知起义真相。此外，《帝国日报》还刊登多篇文章分析革命根源，为革命党人正名。《大赦党人问题》一文中为革命党人应解除党禁一事据理力争：“朝廷不赦党人则已，否则固不可分某项党人可赦，某项党人为不可赦。何也？赦党人本为消减党祸起，见今乃因是而发生界限，是何异直与一党挑衅乎。”[14]故朝廷如赦立宪党人就必须赦免革命党人，努力为革命党人争取合法地位。《止除暗杀论》一文进一步指出暗杀的根源之前在于“满汉政权之不平”，现在为“满员之腐败”的政治问题，正因为种族矛盾与政治问题严重，所以才会爆发暗杀事件，“腐败之政治一日不革，则暗杀之风潮一日不能免”[15]。此文目的在于告知读者革命暗杀事件频发并非是个人问题，根源在于政府之腐败与种族不平等，只有革去腐败的政治，社会才能安定发展。
《帝国日报》因言论大胆、提议恳切收获了许多读者，在北京颇具影响力。《中国报》记者称之为“神京新闻之泰斗”“我国民最钦佩、最欢迎之《帝国日报》”“上至政府，下至社会莫不受其鼓吹提倡之益”。[16]章士钊称之为“老大帝国之少年新闻也……足与于世界新闻之列”[17]。柳亚子回忆称“大言壮论，弹射虏政无所忌讳”“言论一时风靡”[18]。可见《帝国日报》受众颇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社会百姓都多少受其影响，为革命思想在北京甚至在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动员更多人民理解革命甚至加入革命，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舆论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总督府，革命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清政府为稳定统治，遏制革命之扩张，下令封锁相关报道，控制舆论，尤以京城报刊检查最为严格，但以《帝国日报》为首的报纸还是打破消息封锁，刊登了武昌起义的进展。同月14日，京城外城巡警总厅复函民政部称：“12日，《京师公报》因接暂缓登报的消息较迟，而其报纸已经排印，虽恳请准予发行，但仍饬令遵照谕旨办理。而今日检查各报，如《帝国日报》《政报》等，尚间有登载关系武昌乱事记载”[19]。《帝国日报》敢于违抗清廷封锁消息的命令，将武昌起义进程及时刊登，方便北京百姓了解革命形势。1911年冬，袁世凯复出后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帝国日报》社长陆鸿逵为保全自身与报社同人，将《帝国日报》与清廷宗室恒均所办《大同日报》合并为《帝国大同报》，《帝国日报》终刊。此时革命风潮已席卷全国不可遏制，《帝国日报》的历史使命已然完成。
《帝国日报》创刊于1909年11月12日，发行近两年，正是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时，是晚清北京存在时间最长的革命报刊，可谓晚清北京革命之喉舌。虽为障清廷耳目以“扶持宪政”自居，但其内容无一不暗含革命思想，读者读之便能感知其意，不仅对革命思想在北京甚至在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辛亥革命及之后清帝退位营造了舆论氛围，影响十分深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薛君度，毛注青.黄兴未刊电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25.
[2]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531.
[3]炎炎.中国人富于惰性之特征[N].帝国日报，1910-11-30.
[4]辫发之妙用[N].帝国日报，1910-12-12.
[5]有澜.英国女子之运动参与政权[N].帝国日报，1910-12-17.
[6]有了钱了民命何必管他[N].帝国日报，1911-02-07.
[7]馆陶县令之无钱不要无恶不作[N].帝国日报，1910-12-11.
[8]炎炎.立宪欤专制欤[N].帝国日报，1911-05-24.
[9]炎炎.儿戏之资政院[N].帝国日报，1910-12-31.
[10]报馆之将来[N].帝国日报，1910-11-21.
[11]炎炎.法人之军机大臣[N].帝国日报，1910-11-4.
[12]中国其坐以待亡乎[N].帝国日报，1911-03-27.
[13]革命党大闹广州城[N].帝国日报，1911-05-11.
[14]炎炎.大赦党人问题[N].帝国日报，1910-12-14.
[15]萃.止除暗杀论[N].帝国日报，1911-04-21.
[16]《中国报》记者.祝《帝国日报》周年纪念[N].帝国日报，1910-11-14.
[17]章士钊.老大帝国之少年新闻[N].帝国日报，1910-11-15.
[18]杨天石.宁调元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643.
[19]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8.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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