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奇赫

在唐代的铜镜中，有一类菱形四禽花卉云气纹铜镜较为多见。1993 年，宁夏固原博物馆在固原县南郊征集一面此类铜镜（图1），名为“菱形花鸟云纹铜镜”，直径为12、厚0.9 厘米。该馆在《固原文物精品图集》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八瓣菱花形，圆纽。镜背主题纹为四禽鸟与四朵云纹相间环绕。四禽鸟同向，军覆羽站立。两鸟昂首曲颈，两鸟各衔一物。外饰凸铉纹一周。边缘八瓣菱花中饰云朵与折枝花相间环绕。素窄缘。”① 而这里的四禽与两鸟口衔之物分别是什么，博物馆基于严谨的态度没有进行说明。

在考古发掘中，同样出土了与固原博物馆所藏菱形花鸟云纹铜镜纹饰一致的铜镜，如2006 年发掘的河南焦作博爱聂村唐墓。该墓发掘报告描述为：“菱花型，圆纽，凸弦纹分为内区和周边，内区四禽鸟同向排列绕纽，其中对称两鸟口衔花技，四禽鸟间饰以祥云菱花镜的周边配以花技和祥云各四组，内区与边缘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花鸟祥云图案。直径11 厘米②”。从固原博物馆藏铜镜形象上可以看出（图2），两鸟口衔并不是花枝，而是一只蜻蜓。林乾良在描述这一类纹饰的铜镜时也认为“主纹为浮雕之喜鹊与鸳鸯，双双隔纽相对。其妙者，双鹊口中均含着一个清晰的蜻蜓。”③ 但是铜镜中的鸟类是否是喜鹊，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唐代铜镜中的鹊鸟形象

目前研究者对于菱花镜中喜鹊形象的确认，多来自唐代诗人薛逢《迫昔行》中“嫁时宝镜依然在，鹊影菱花满光彩”的诗句④。但是，唐代诗人的描述并不能表示唐代菱花镜中的形象均为喜鹊。因为即便是在唐代制作的铜镜铭文中，其内容与镜子本身也有差异。例如1957 年偃师城关镇辛庄出土的一面唐代四瑞兽铭文镜的铭文为：“湛若止水，皎如秋月，清晖内融，菱花外发，洞照心胆，屏除妖孽。”⑤ 但是镜子本身却是圆形的。类似的例子还见于鹤壁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唐代团花镜，圆形的镜子上同样带有“菱花外发”的铭文。2009 年洛阳红山乡工业园冠奇工地唐显庆元年落州刺史贾敦颐墓出土的一面瑞兽镜的铭文为：“窥妆益态，韵舞鸾鸳。万年永宝，千代长存。能明能鉴，宜子宜孙。”⑥但是镜子上的图案却只有4 只瑞兽而没有鸾鸟和鸳鸯。

寿县博物馆收藏有一面“双鸾月宫海龙纹镜”（图3）⑦，而旅顺博物馆对同样图案的镜子则命名为“双鹊月宫盘龙镜”（图4）⑧。唐代铜镜中的鸾鸟尾巴较大，因此寿县博物馆对于铜镜的命名有误。还有的研究者称这种铜镜纹饰为“双鹊衔绶月宫纹葵形镜”，如德安县博物馆收藏的一面出土于1989 年德安县共青羽绒厂的铜镜，就被描述为“圆纽，纽左右饰双鹊衔绶。上方为月宫图，内饰一枝叶繁茂的桂树，桂树下蟾蜍跳跃，玉兔捣药，下方饰一盘龙出水，纹间饰流云四朵。”⑨“双鹊衔绶”一词并不见于文献，是后人援引唐代诗人李远《翦彩》“双双衔绶鸟，两两度桥人”⑩

一句创造出来。而在唐代白居易编纂的《白氏六帖事类集》中的“铜镜”词条中有“盘龙，舞凤，飞鹊， 并舞于镜” 的记载， 或许指的就是双鹊月宫盘龙镜。

由此看来，双鹊月宫盘龙镜上的鸟类形象应该是“鹊”;而近来青年学者的研究，则对于鹊鸟的种类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欧佳在对于唐代韦浩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韦洄墓、章怀太子墓、嗣虢王李邕墓、唐安公主墓中的壁画或石椁线刻划的观察中，发现了一种长尾鸟的形象;而结合壁画中的颜色搭配判定是现代动物学所说的“红嘴蓝鹊”，并进一步结合文献认为唐代称红嘴蓝鹊”为“山鹊”，与喜鹊有一定的差异。欧佳认为“洛阳西郊润河西一座唐墓出土一面红嘴蓝鹊与鹦鹉同时用于点景陪衬的花鸟人物螺钿镜” ，而本文所讨论的双鹊月宫盘龙镜中的鹊鸟形象也存在山鹊的可能。

唐代出土文物中还存在着其他鹊鸟形象。图5 是微博文物摄影博主动脉影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拍摄的一件唐代银鎏金双鹊镂空发钗残件，博物馆认为这两只振翅而飞的鸟为鹊。虽然这两只雀鸟没有长尾，但是其尾部较宽，符合自然界中鹊类飞翔时尾羽展开的状态。而早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将鹊类尾部较宽的特点，与佛教的行香法器相结合而名为“鹊尾炉” ，唐代皮日休《寄华阳润卿》诗云：“鹊尾金炉一世焚” 。图6 是1969 年定州市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柄唐宋时期鹊尾铜炉，可以看到对于鹊尾较快特点的表现十分突出。而如果把握这一特点，重新在博物馆的藏品中寻找与薛逢诗句“鹊影菱花满光彩”相对应的铜镜，那么常州博物馆官网微博在2021 年4月14 日發布一面修复后的唐代四鸟绕花铜镜可以作为例子（ 图7）。在这面铜镜中，4 只小鸟中的两只双翼舒展，三根尾羽清晰可见，符合鹊鸟的特征。

宁夏固原博物馆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啄蜻蜓鸟类的形象，反映出这种鸟较一般鸟来说凶猛一些。自然界中鹊类确实有食虫的习惯，但是在唐代的文献中，人们所观察到的鹊鸟还是以谷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朝野佥载》卷四记载：“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以喂之。” 据《拾遗记》卷十《员峤山》载：“员峤山，一名环邱。上有方湖，周回千里。多大鹊，高一丈，衔不周之粟。粟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鹊衔粟飞于中国，故世俗往往有之。其粟，食之历月不饥。”

综合来看，不论是长尾鹊还是短尾鹊，以及唐代文献对于鹊类食谷的描写，都与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的鸟类形象不符;而结合欧佳的研究，也可以知道林乾良所说的“喜鹊”存在问题。

二、唐代文献中的伯劳鸟

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的鸟啄蜻蜓形象，恰好有唐代诗人描写过这一瞬间。诗人杜甫在《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写道：“湿久飞迟半日高，萦沙惹草细于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劳。” 诗中表现出伯劳鸟喜欢捕食蜻蜓，也体现出这种鸟类的凶猛之处。汉代王充在《论衡·物势篇》中说：“鹊食皮，博劳食蛇” ，“博劳”又称“伯劳”因此古人意识到伯劳鸟性情凶猛，所以铜镜中的啄虫鸟形象或许为伯劳鸟。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的啄虫鸟，与常州博物馆藏四鸟绕花铜镜、旅顺博物馆藏双鹊月宫盘龙镜中的鹊鸟形象存在一定差异。首先，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的啄虫鸟形象体态浑圆，头部较圆，尾羽长度接近体长。而双鹊月宫盘龙镜中鹊鸟体态呈椭圆形，头部较扁圆，尾羽长度明显长于身体。菱形花鸟云纹铜镜表现的是在地面上捕食的鸟类，因此尾巴较为单薄，而鹊鸟只有在飞翔的时候尾羽才会展开。而在宝鸡青铜博物院收藏的一面1985 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陈仓区石羊庙的唐代鎏金花鸟纹菱花铜镜中（图8），出现了一只口衔蝴蝶的小鸟，其飞翔中的尾羽明显单薄，因此这也可能是伯劳鸟的形象。并且唐代铜镜使用鎏金工艺的并不多见，而这种鸟类的形象也十分少见。

从西汉开始，人们就开始用铜镜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而伯劳鸟恰好也是与爱情有关。唐代诗人杨凌有《即事寄人》诗传世，内容为“中禁鳴钟日欲高，北窗欹枕望频搔，相思寂寞青苔合，惟有春风啼伯劳。” 此诗描写了一位少女倚靠在枕头上，望着窗外青苔涌起一股相思寂寞之情，而她听到的却是伯劳鸟的鸣叫。三国时期社会上有人认为伯劳鸟的鸣叫有不祥之兆，而曹植在《令禽恶鸟论》中讲述了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听信后妻谗言把儿子伯奇杀死后、伯奇化为伯劳鸟的故事，并且认为听到伯劳鸟鸣叫的家庭将出现不幸的说法是好事者附会的说法。杨凌是大历年间的进士，这表明中唐时期伯劳鸟的鸣叫并不是不祥之兆，而是一种爱情的象征。

唐代诗人孟郊《临池曲》有“池中春蒲叶如带，紫菱成角莲子大。罗裙蝉鬓倚迎风，双双伯劳飞向东。” 这首诗中最后一句取自南北朝时期《东飞伯劳歌》中“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意思是天上的牵牛织女虽然劳燕分飞，却经常能隔着一条银河遥遥相望。有研究者认为“伯劳本身并非双栖双飞，恰恰相反，它喜欢单栖。但由其孤栖却使人想到成双。因此，伯劳在古诗中往往被写成少女怀春的动情物。” 实际上在隋唐时期的铜镜铭文中，也出现了单只鸾鸟的意象，如“兰闺婉婉，宝镜团团。曾双比目，经舞孤鸾。光流粉黛，彩散罗纨。可怜无尽，娇羞自看。” 因此，孟郊在诗中用双飞的伯劳鸟强化了这种鸟作为爱情的意象，表现出伯劳鸟作为一种相思鸟，分开后一定会再度相聚。

伯劳鸟，在唐代也被称为“百劳”。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卷十六《羽篇》中写道：“百劳，博劳也。相传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儿，能令速语。” 这说明曹植《令禽恶鸟论》中关于伯劳鸟的故事在唐代也有明确的传承。诗人岑参《送王著作赴任淮西幕府》诗云：“燕子与百劳，一西复一东。”诗人卢纶诗《春日忆司空文明》有：“桃李风多日欲阴，百劳飞处落花深。”诗人李贺《感春》“上幕迎神燕，飞丝送百劳。”李商隐在《河阳诗》中也有“百劳不识对月郎，湘竹千条为一束”句。周振甫指出诗里点明的“对月郎”，即《燕台诗》里的“夜半行郎”;《燕台诗》“夜半行郎空柘弹”的意思是夜半不能弹鸟，也就是没有见面。这首诗中的伯劳与杨凌诗《即事寄人》中一致，代表了一种男女之间的相思情。

在唐诗中，还有一种鸟和伯劳一起出现，那就是戴胜。韦应物《听莺曲》有“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诗人以伯劳与戴胜相对，说明两种鸟类存在着共性。关于戴胜的唐诗还有李中《村行》“阳乌景暖林桑密，独立闲听戴胜啼”，张何《织鸟》：“季春三月里，戴胜下桑来”，以及贾岛《题戴胜》与王建《戴胜词》。1971年陕西乾县乾陵章怀太子墓曾发现一幅被名为“观鸟捕蝉图”的壁画（图9），有研究者指出壁画上的鸟就是戴胜。戴胜鸟的形象目前在唐代的文物中仅发现一例。目前没有学者指出唐代文物中有伯劳鸟的形象，而唐代诗文中却有很多记载。从这一点看，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的啄蜻蜓鸟为伯劳的可能性很大。

三、铜镜中衔虫鸟形象出现的原因

不论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出现喙中衔蜻蜓的鸟类形象是山鹊还是伯劳，还有一个现象也十分值得讨论，那就是铜镜的制作者为什么要在鸟喙中表现如此细小之物。天水市麦积区博物馆收藏有一面菱形花鸟云纹铜镜（图10），是从天水购销站收购的。该镜直径13.5厘米，可以看到鸳鸯的喙中衔着两片叶子。从铜镜制作的角度来看，这种细节通过模具铸造技术并不能保证绝对清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了一面唐代金背花鸟纹铜镜（图11），可以看到其中鸳鸯的喙中衔着两片叶子。而由于这面镜子使用了錾刻的手法，所以纹饰的细节十分清晰。但是总体来看，鸟喙中衔小物体的铜镜的数量在唐代十分少见。

而唐代铜镜中仅铸造鸟类形象的铜镜很多。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2000年发掘的一处大同市南关唐墓群中，M4出土一面四鸟绕花枝菱形铜镜;这面铜镜中的鸟类形象喙中没有衔着其他物体，墓葬的年代为唐代中晚期。2014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一处山西大同西北郊五代墓墓中，发现了一面与南关唐墓群M4相同的铜镜，这说明该纹饰铜镜的流行时间较长。1992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发掘的陇县原子头贞元四年墓葬中出土一面雀绕花枝镜，这面镜子上铸造了10只鸟的形象，喙中没有衔着其他物体。

还有一类现象，就是铜镜中的鸟喙中衔着长长的绶带，形状比较复杂。这一类纹饰在唐代铜镜中十分多见，例如图12 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上海青浦区青龙镇遗址的唐代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图13 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双鸾衔绶葵缘铜镜，图14 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西安市长乐坡的唐代四鸾衔绶纹金银平脱镜。在这三面铜镜中分别出现了鹦鹉、鸾鸟与仙鹤的形象，其喙中所衔绶带可以从弯曲的线条中感受到一种迎风飘动的感觉。因此，将宁夏固原博物馆收藏的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与这三面铜镜相比，关于“铜镜的制作者为什么要在鸟喙中表现如此细小之物”就显得更为有趣。

首先，唐代为数不多的、带有鸟喙衔细小之物的铜镜中，这种细节的表现没有十分特殊的含义。例如流行的衔绶鸟形象就带有一定的吉祥含义，所以才会广为流行。此外，从形象的丰富性来看，制作鸟喙衔细小之物铜镜的人，应该是受到了衔绶鸟形象的影响。《新唐书·车服志》：“文宗即位，定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 ，因此，鸟喙衔有物体，与社会中的身份与等级密切相连。目前笔者发现铜镜中衔绶鸟数量最多的铜镜见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图15），上面有12 只鸟，其中有8鸟喙中衔有绶，并且鹊、雁、鸳鸯、鸾鸟和鹦鹉的形象非常分明，铸造精良。

铜镜上的衔绶鸟形象与西域的关系十分密切，可对比克利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粟特小孩衣物（图16）。许新国对青海都兰出土的含绶鸟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认为含绶鸟形象的文化因素包含古代伊朗与希腊文化，以及佛教文化影响的痕迹，其图案象征着帝王的神格化、王权神授，或者说帝王作为神再生不死的观念。意大利学者康马泰认为含绶鸟形象“在中国墓葬中的功用尚不明朗，有时候它们接近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凤凰。” 商春芳认为鸟衔绶题材“具有西域祆教色彩”，并且被使用者所改造而“逐步发展成为新的装饰图案，充斥于各类生活用品中，成为一种时尚。” 但杨小语在汉代山西地区的画像石上发现了“鸟衔绶”的形象，认为中国自身存在着“鸟衔绶”纹饰发展演变的轨迹;她还特别观察到玄宗开元十年墓中出土的铜镜主体纹饰为立鸟脖系绶带，而玄宗天宝四年和天宝九年的墓中所出土的铜镜纹饰为绶带衔于鸟喙中，唐开元十七年玄宗千秋节盛宴对于鸟衔绶形象的定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对于细节的观察十分用心。而在唐景云元年节愍太子墓前甬道券顶壁画中，也绘有衔着金饰品绶带状物体的仙鹤（图17），可以看到这一题材贯穿了唐人的生死，在墓葬的语境中这一题材也十分重要。

结语

本文从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菱形花鸟云纹铜镜中的一个细节入手， 基于形象本身的观察及结合文献， 提出了铜镜中的鸟类形象是伯劳鸟的说法。而从形象过渡到“ 衔” 这一动作， 可以看到唐代社会观念中的等级、文化等观念， 是如何通过铜镜体现出来的。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考量， 古代文物中还有丰富的形象形成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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