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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记》诞生与宋代独特的时代因子之关联

发布时间:2022-02-13 20:14:07   浏览量:

齐国翠

摘 要:宋代瓷器精美绝伦,产量丰硕,制瓷业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宋代既是制瓷业的黄金时期,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宋代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政策,科技成果灿若星辰。宋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同样重视科技教育,科技人才层出不穷。宋代造纸术的成熟与雕版印刷术的盛行为文献复制与传播夯实了物质基础。科技的发达、图书印刷的便利、国民文化水平的提升、制瓷工艺的精进,为我国第一部陶瓷专著《陶记》的诞生与流传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陶记》的留存,为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关键词:宋代;科技高峰;制瓷业;《陶记》

0 引言

蒋祈的《陶记》全面记述了景德镇瓷业的生产面貌,包括瓷用原料、胎釉制备、成型技术、装饰手法、瓷器烧造、运输、税收以及交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陶记》虽然只有短短千余字,但是内容丰富翔实,具有权威史料价值。它是第一篇记述我国著名的陶瓷产地—景德镇窑业情况的专文,又是世界上最早的陶瓷著论,是迄今所见关于景德镇窑业最为全面和深刻的记载,历史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陶瓷工业曾取得闪耀世界的成就,瓷器甚至成为古老中国的代言。但是古代专门介绍该行业的文献十分匮乏,偶尔的寥寥数语也是作为文献的旁枝末节、背景内容出现。因此,蒋祈留下的《陶记》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陶记》的出现时间,一直以来史学界存有两种说法—元代说和南宋说,两种说法论战持久,难辨雌雄。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①,基于南宋说的理论,拟从宋代独特的时代视角入手,进一步论证我国第一篇纸质陶瓷专文《陶记》出现在宋代的原因。

1 古代陶瓷文献稀少的原因

我国具有悠久的史书编撰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周。但是,梁启超曾言:“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②我国史书内容浩若烟海,但是科技文献数量屈指可数,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据陈宁等③的研究,作为古代手工技艺之一的陶瓷制作,其相关专论、专著加起来不过20余种,这与我国近万年的陶瓷生产发展历史相比很不相称。根据以往学者研究④,造成古代科技文献、包括陶瓷文献稀少的原因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儒家思想安贫乐道,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受其长期影响,统治阶级和社会各个阶层逐渐陷入“重经学,轻科学”的思维定式,完全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我国大多数封建王朝缺乏进行科技生产、研究的激励机制,科技生产及其相关研究与个人升迁、财富增长毫无關联。长此以往,广大知识分子必将脱离生产,远离科技。

②古代知识分子有着根深蒂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广大知识分子热衷于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实现自身和家族的飞黄腾达,而从事科技工作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相应的回报。因此,他们不会主动,也没有兴趣从事科技方面的实践活动,更不会利用自身的学识和能力为其著书立说。

③广大陶瓷工匠大多是未曾进行过系统文化学习的劳动人民,对自身的工艺“只知其形、不知其理”,不具备为自己的工作经验和理论著书立说的能力,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进行长久的传播与留存。工匠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手把手教授等方法传承技艺和思想。

总而言之,由于我国古代传统观念对人们思想的侵蚀以及统治者政策的引导,知识分子大多不屑于科技、工艺之类的文献著述,而像制瓷业之类的手工艺人又缺乏相应的记述能力,因此我国历史记载中出现了文史类著述蔚为壮观、科技类著述凤毛麟角的局面,陶瓷手工业方面的论述也未能例外。

2 宋代独特的时代因素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①宋史研究大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②宋代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闪耀于历史星河,其当时的科技成就夺目世界。究其原因,这与当时独特的时代因素密不可分,也为《陶记》的诞生提供了诸多客观条件。

2.1 崇文抑武,重视科技

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政权后,吸取唐末武将乱政的教训,为避免后人效仿而采取种种措施,崇文抑武,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欧阳修于嘉祐五年在其《免进五代史状》中称宋代为“文治之朝”③。文人地位的大幅上升,虽然会导致国防薄弱等外在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带来了当时社会文学艺术、科教事业的全面繁盛。

宋代统治者对科学技术颇为重视,不仅建立了完备的科技人员官职制度,还制定了有效的科技奖励制度,包括降诏奖谕、迁秩升官、发放实物等,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从事科技实践的积极性。在政府的鼓励、扶持下,宋代科技达到了空前的盛况。

2.2 制瓷业发达

宋代是中国瓷器的鼎盛时代,宋瓷千姿百态,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到目前为止,已在全国16个省、1个自治区共134个县市发现了大量宋代瓷窑遗址,足以说明宋代瓷器业的发达与普及④。宋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当时的制瓷工匠也不甘落后,潜心钻研、努力创新,宋代瓷器在工艺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从宋代名窑的瓷器可以看出,这时的瓷器无论在胎质、釉料上,还是在制作技术上,相比前代都更加纯熟,造诣更深。同时,宋代工匠们还大胆优化了瓷窑的结构,使之更加合理。

由于制瓷业的普及与发达,瓷器成为生活必需品,日常生活频繁涉及瓷器的生产与使用,普通民众有机会对此行业进行接触和了解,有记述能力的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对其进行细致的观摩与描写,并形成文字流传下来。

2.3 图书事业繁荣

宋代图书事业之繁荣,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达到了一个高峰⑤。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图书编撰、出版、流通和收藏工作。宋代形成了以国家图书馆、皇家图书馆为核心,以书院、寺院藏书为重要内容,以民间藏书为补充的图书馆体系。北宋藏书量剧增,且在管理体制、方法、技术,硬件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创新良多⑥。

宋代出书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据《世界图书》统计:我国从西汉至五代,共出书2.3万多部,27万多卷,而宋代出书则达1.1万部,12.4万多卷,相当于历代出书总数的一半⑦。在总数大幅扩充的基础上,宋代图书编撰的题材也大大拓宽,休闲、娱乐内容也可公开编撰成书。除了一般性图书外,甚至还有图画、地图、连环画等多种类型。图书事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非传统的科技类图书的出版与流通。

2.4 重视人才培养

宋代统治者重视教育和科举,不仅为国家管理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科技繁荣输送了大量人才。宋代具有相当庞大的教育体系,多种多样的学校种类和办学方式,巨大的学习人数,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教育普及程度。宋代统治者还改进了科举考试办法,扩大了知识分子队伍。整个宋代人才济济。明人徐有贞指出:“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宋政府同样重视与科技相关的教育,在隋唐科技教育基础上,宋统治者继续扩充科技教育的内容和对象,既有官办科技专科学校,又有官营作坊里的艺徒技术教育。知识分子中一些具有务实思想的人,能够主动进行科学技术相关问题的研究。一些考场失意、仕途无望的知识分子,也把兴趣转向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总结①。科技实践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扩大了参与科技实践的人员数量,也提升了科技实践的水平。

2.5 造纸术成熟,雕版印刷普及

我国造纸术有着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宋代达到鼎盛。首先,宋代造纸业的兴盛体现在造纸原料的扩充和制造技术的成熟方面。其次,宋代的造纸工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当时书籍所用纸张,一般都达到了薄、软、轻、韧、细的水平,这为书籍印刷技术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少有关造纸的专著也出现在宋代,如苏易简的《纸谱》,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纸的专著②。它的著成,与彼时《陶记》的诞生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因素。造纸术的成熟,为印刷术的发展和书籍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印刷术问世之前,人們的抄写能力有限,文献只能少量生产,生产内容狭隘有限。但是印刷术应用之后,人们有了批量生产文献的能力,知识传播形势焕然一新。宋代是印刷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雕版印刷日趋成熟,活字印刷也被发明出来。印制内容丰富多彩,著作遍及于当时所有各个知识部门。一些学术著作、诗文集、史学、经学、数学、工艺、医学、科技类、民间应用的日历等非宗教文献均加入了印刷的行列。不仅当时的著作多付诸印刷,就连前代人的著作也陆续出版,这为我国古文献的保存与流传做出了极大贡献。

通过查看国内外文献可知,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记载内容很少涉及科技发明的知识。但是在两宋时期,科技高度发达,雕版印刷成熟运用并完全取代手抄模式,进入图书生产的崭新时代,很多科技文献得以印刷和流传。例如,我国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营造法式》等都是在该时期完成的,并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正是宋代印刷术的发明与成熟,宋代的科技文献大量印刷才成为可能。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发达,使原来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消遣的书籍逐渐平民化,能够读到书的人越来越多,能够进行文字记录的人也随之增加,各种文献都慢慢累积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基础。

3 《陶记》诞生

《陶记》一文本身没有明确记述其成文的时代,故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南宋说”和“元代说”两种说法。1978年,刘新园先生发现国内孤本—康熙二十一年(1682)刊印的《浮梁县志》。他把志中所收录的《陶记》与传世的各版本相对照,发现这一重要文献是在乾隆七年(1742)才被人认定为元代著作的。于是,刘新园先生对其著作年代提出了大胆的怀疑。根据《陶记》文中胎釉的制备、装烧与装饰特征、陶瓷内销市场、瓷窑的并存竞争、瓷窑税制、附加税的名目、月额与职官六个方面的判断,刘先生认为:《陶记》应著于南宋宁宗嘉定七年至理宗端平元年的二十年内(即1214—1234年)③。

根据刘新园先生的论断,蒋祈《陶记》成书于南宋,那么它的诞生绝不是偶然。宋代社会独特的时代因子赋予了《陶记》诞生与流传的土壤。宋代整个社会重文事、轻武略,重视教育事业,注重人才培养,人民整体文化水平提升;统治者重视科技实践,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制定了有效的科技奖励政策,科技成果处处开花,之前未受知识分子重视的制瓷业也有了专门著书的可能;制瓷业高度发达,瓷器的生产、销售等在人民生活、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统治者重视图书事业,图书印刷、流通等蓬勃发展,各类图书都有萌生的基础和存在的空间,而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传统书目;造纸术成熟、雕版印刷盛行,社会具备对各种文献进行复制与保存的物质基础和技术能力。宋代制瓷业繁荣、图书事业发展、科技水平上升等现象,是综合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大时代产物,宋代社会的全部基本因子都蕴藏于其中。种种利好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为《陶记》的诞生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也为后人研究景德镇制瓷业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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