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行漫画》是创作于长征时期的纪实绘画集，1938年由上海风雨书屋出版，1962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更名为《长征画集》再版。作为一部纪录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画集，它的精神内涵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正在建设中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同样承继着这一精神。本文梳理了《西行漫画》的创作、再版背景和黄镇的学画、革命经历，着眼于两个版本画集的比较、《西行漫画》的艺术类型还有黄镇绘画与魏传统题诗的图文关系，旨在反映纪实性革命美术的特殊性，补《西行漫画》研究之阙。

[关键词]《西行漫画》 黄镇 长征 长征精神 纪实绘画

长征是一场不朽的军事行动。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核心力量得以艰难保存，实现了革命根据地从南方赣闽粤地区向北方陕甘地区转移的战略目的。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1]

201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正式提出建设覆盖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5个省市和地区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进一步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线路为主，以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为辅，着力推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在沿线区域的传承与发展。

在中国现当代视觉图像和物质文化中，长征作为主要的创作母题不断出现在书法、绘画、建筑、工艺美术和舞台美术中。长征精神或被一件小小的器物，或被一张薄薄的纸片，或被一座宏伟的建筑，或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这般开阔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所承载、延续。如今的我们面对横跨15个省市和地区的长征国家公园时或许很难想见，在1938年的上海，对那群手捧从红色革命根据地流出的记录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小小画册的进步人士来说，他们彼时的内心该是何等澎湃和激动。这本小小的画册就是由红军战士黄镇創作的《西行漫画》。

黄镇（1909—1989），安徽桐城人，乳名百知，又名佩寰，学名士元，历任中国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法国、美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部长，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优秀的文化干部。1915年，黄镇跟随当地画家杨绳武学习中国画。1925年，16岁的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上海美专”），与同学赵枕云一道成立了集云画会。在上海美专就读期间，他目睹了“五卅惨案”，深受震撼，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当中，成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学生领袖。1926年冬，黄镇因领导揭露上海美专校董贪腐的运动被捕，被关入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1927年初，经进步师生营救，他才得以释放。出狱后，黄镇又进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新华艺专”）继续学习。1928年毕业后，黄镇同章梅、唐孝明、方毅等人在安徽安庆筹建集云美术学校，不过该校因种种原因终究未能开办。为了谋生，他相继在谵诚小学、私立成德中学、浮山中学担任美术教员。相较于黄焯华、布鲁、黄亚光等早期中央苏区的画家，黄镇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有着扎实的绘画基础。

1930年，黄镇加入冯玉祥部，同阎锡山部联合反蒋。同年11月，反蒋行动失败，黄镇所在部队被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收编。1931年3月，他率部在江西参与宁都起义。同年12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参与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编入红军第五军团，黄镇也在其中。当时，中央苏区对美术人才求贤若渴，毛泽东就曾说：“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2]就这样，作为专业美术人才的黄镇顺理成章地成为红军第五军团文化娱乐科科长，负责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1934年初，他凭借一张描绘红军战士抵抗国民党围剿的油漆画《粉碎敌人的进攻》得到毛主席褒奖，可惜该画毁于兵燹。当年10月，黄镇跟随红军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开始了史诗般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期间，红军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可黄镇依然坚持创作写生：“那时铅笔很难找到，墨也得来不易，我们就把锅灰刮下来，烟筒里的灰捅下来做成墨……（笔）有的是从小商店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地主老财家拿的，也有的是战友送的……我画画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是些红红绿绿、大大小小不等的杂色纸。这些纸有的是同志们的赠予，有的是从打土豪中得来，有的从敌军中缴获，还有老百姓祭神、祭祖的黄表纸，写春联的大红纸。”[3]利用这些“原始”的材料，黄镇以速写的方式创作了约四五百张记录长征的纪实绘画。1938年，这批绘画中的24幅以照片底片的方式由萧华将军转送到上海，由风雨书屋[4]出版，同时在《大美画报》十月刊刊载。此前，风雨书屋主编阿英计划将这些画作在期刊《文献》上分批发表，不过考虑到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还是决定改为全套出版。又因为当时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风雨书屋版《西行漫画》（以下简称“初版《西行漫画》”）的作者署名为“肖华”。《西行漫画》的名字也不是编辑随意择取的，而是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出版审查，刻意模仿当时流行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取。

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了《西行漫画》，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组组长的鲁少飞担任画册责编，李文昭负责美术设计，北京新华印刷厂负责印刷，印数为3000册。因为彼时还未确定作者为谁，所以未署姓名。1961年，黄镇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借此机会，李克农将军向他当面咨询该画册作者，方才知晓答案。1962年，《西行漫画》被署上黄镇姓名，再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画册名字也由《西行漫画》改为《长征画集》，体现出党中央对长征精神的重视和这本画册中所描绘的长征事迹的珍贵价值。此后的半个世纪里，1962年版《长征画集》被人民美术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多次再版，还被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俄、德、阿、西、日等多国语言后于海外发行。

鉴于学界对《西行漫画》的图像志研究，本节无意再讨论其图像的内容，而是关注初版《西行漫画》与 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版本问题，尝试讨论由《西行漫画》所引出的漫画、新闻画与纪实绘画的艺术类型和表现问题，最后研究1962年版《长征画集》中黄镇绘画和魏传统诗歌的图文关系。

（一）初版《西行漫画》与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版本比较

初版《西行漫画》为32开本，于1938年10月15日出版，共发行2000册，其中精印本500册，以铜版纸印刷，售价四角。普及本1500册，以道林纸印刷，售价二角五分。初版《西行漫画》包含四个部分：全书开始两页是阿英所撰题记，紧随其后的是一幅《二万五千里行程图》，然后是一篇解释《二万五千里行程图》的《西行小记》，最后才是绘画主体。阿英在题记中对《西行漫画》进行了评述，认为“在中国漫画界之有这一本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长了普希金。俄国是有了普希金才有自己民族的文学，而中国，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活记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又说“中国既有的漫画，虽不乏优秀之作，但真能表现民族的优越性、生长性，不掺杂任何病态的渣滓，内容形式，甚至于每一笔触，都百分之百表现其为‘中国的’，如这一本漫画，在过往是还不曾见过”[5]。

《二万五千里行程图》从风格上看是一幅有着纵深感、写实效果、由西方画家绘制的石版红军长征示意图，与中国传统舆图的风格式样有着很大不同。图中，红军队伍自右前方近景处绵延到左后方远景处，每一处重要地区都有英文标识，且夹杂着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役图像。《二万五千里行程图》上还有英文题记，简述了红军长征的起始、过程和结束。该图下一页《西行小记》的作者未知，内容同样是对长征起始、过程和结束的中文概述。《二萬五千里行程图》右上方有一幅英文版红军长征路线缩略图和一张红军将领合照。总体而言，这张行程图应该转印自西方左派媒体的报刊或图书，其目的一来是以西方画家的身份背景为《西行漫画》出版提供某种程度上的保障，二来是为不谙长征的中外读者提供生动鲜活的图像资料，引导他们加深对长征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军事活动的了解，同时在更广泛的地区传播共产主义理想，培养共产主义革命战士。

关于初版《西行漫画》收录绘画的数量，分别有二十五幅和二十四幅两种说法。阿英在题记中提到过“二十五幅的漫画”[6]，然而1962年6月，他又在《〈长征画集〉纪事》中提到“虽然只是二十四幅的漫画……”[7]。黄镇在《〈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一文中也说道：“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二十四张。”[8]比较这两种说法，所谓二十五幅者，只是多了一幅《在番民区用草叶代烟（其二）》。因笔者未见初版《西行漫画》全貌，所以难以判断《在番民区用草叶代烟（其一）》与《在番民区用草叶代烟（其二）》的区别，不过根据编辑阿英和画家黄镇的回忆来看，二者似乎为同一张。具体考证还有待初版《西行漫画》的全部公开。

初版《西行漫画》的每幅绘画旁都写有画名，不过这些画名与画册最终目录中的画名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该画册的编辑印刷十分匆忙，没有精细打磨。值得一提的是该画册的封面，背景是一幅以黄镇《泸定桥》为原型的木刻版画，全画背景为红色，暗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革命政权。红军将士、泸定桥、两端山崖以剪影的方式自封面到封底一字展开，气魄宏大。封面远景处是白色的山峰，调节了画面色彩，让红、黑两色的对比不至于沉闷。黄镇创作《泸定桥》时将泸定桥置于画面上方，强化出桥体和河水之间的落差，营造出危险、逼真的场景效果。长桥之下不见河水，只有连绵的白色群山，可谓澎湃中蕴含诗意，现实中饱含浪漫。同时，封面的这种布局，也为书名、出版机构名称的题写留出了空间。

1962年版《长征画集》为12开精装本，于1962年7月出版，共发行2200册[9]，售价10元。1977年又有平装本发行，售价2.7元。这一版本的封面不再延续初版《西行漫画》封面的木刻版画，而以浅灰色硬壳布面外封为底，上有黄镇手书“长征画集”四个红色大字。1962年版《长征画集》包含了四个新的部分：一是肖华将军的序言，二是绘画主体，三是魏传统将军的题诗，四是阿英的《〈长征画集〉纪事》。可见，初版《西行漫画》中阿英的题记和《二万五千里行程图》《西行小记》没有被收入。肖华的序言写于1962年4月，提纲挈领地介绍了《长征画集》的意义和价值。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出版经费充足，故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二十四幅绘画全部采用了贴页的方式印刷，每幅画可以单独取出装裱展示。与此同时，编辑还将画上文字一一识读出来并置于图画左边，构成“左文右图”的版式格局。此外，初版《西行漫画》和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画名也不尽相同（见表1）。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除《过湘江》《安顺场》《泸定桥》《草地行军》外，大部分画名有着细微差别。初版《西行漫画》的画名更具生活气息和叙事性，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画名则在经过黄镇、肖华等当事人的指正后，能够更精准地指示、阐明画面内容和描绘对象，如《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被改为《林伯渠同志》，《第一个雪山》被改为《翻夹金山》。很多画名中的方言俚语也得到更正，如《猓猓红军》被改为《红军彝族游击队》。

阿英的《〈长征画集〉纪事》是关于《西行漫画》最重要的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初版《西行漫画》的出版缘由和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出版经过：“一九五八年，有一位热心的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见证……所以，人民美术出版社接受了（出版）建议。”[10]

（二）《西行漫画》：关于漫画、新闻画与纪实绘画的讨论

在初版《西行漫画》的《题记》中，阿英提到《西行漫画》是一部漫画集：“我以为在中国漫画界之有这一本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长了普希金。”在中国传统美术中，“漫画”与“写意画”通用，指代漫不经心、随意写就的绘画。而在西方美术中，漫画往往指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传播或评议的绘画，有着比喻、夸张、假借等表现手法。[11]阿英所指漫画应当是西方漫画。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西行漫画》完全不具备漫画的表现手法，其风格虽然粗糙夸张，但不乏写实性和纪实性特征。因此，《西行漫画》并不是一部漫画集。况且1962年版《长征画集》出版以后，阿英、肖华、黄镇也从未再称这些作品为“漫画”。笔者愿意相信，称为“漫画”是编辑妥协的结果，目的依然是模仿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躲避国民党当局的出版审查。

在艺术形式上，《西行漫画》又与清末民初画报上的石版新闻画十分相似。所谓新闻画，“盖取各馆新闻事迹之颖异者，或新出一器，乍见一物，皆为绘图缀说，以征阅者之信，而中国则未之前闻”[12]。新闻画上一般有记录新闻事件的文字或题款，并且为了表示图画的独立地位，其外围会绘有方形、矩形或异形边框。需要强调的是，新闻画中的图文皆处于边框之内。在《西行漫画》中，共有十幅作品带有题款和方形边框。不同的是，这十幅作品的图文关系不如新闻画一般紧密、浑然一体。这是因为黄镇是在绘画完成后才添加边框，而且又是在边框外题写说明文字。

刘海粟在题黄镇《归鹿门图》的跋文中写道：“黄镇同志画《长征图》，从油画入手，博览宋元名迹，自成一家。”他的看法较为深入，直接指出了《西行漫画》结合中西绘画的本质。首先，《西行漫画》应当是一部速写画集，用简略的材料在短暂的时间里绘出人物场景的轮廓和大致动态，不追求精雕细琢。有时因为过快的绘画速度，导致人物形象过于夸张，所以给人以漫画之感。熟练的速写能力，应当得益于黄镇在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接受的基础训练。其次，《西行漫画》中的很多绘画有着中国水墨画的构图和笔法，如《安顺场》是典型的“一河两岸”式构图，《翻夹金山》又有着卷轴画竖长的空间结构和大斧劈皴的笔法。另外要谈到的是《西行漫画》中的说明文字。关于这些文字的功能，其一是解释说明，其二是模仿中国画中的题跋，如《草叶代烟》中的文字位于人物上方，疏密有致，繁简得当，这种布局安排在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唐寅的《桐阴清梦图》、罗聘的《袁枚像》等文人画中非常常见。

最后，也是本节希望重点论述的，即《西行漫画》是一本纪实绘画集。纪实画一般是指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绘画，也可以指描绘现实生活的绘画。在概念上，记录新闻事件的新闻画也能被称为纪实画，但本文所指“纪实画”是指写生创作的、表现两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战士日常生活的绘画，它不似新闻画以报刊为依托，而是画家兴之所至时提笔为之。中国传统绘画中又有所谓的“纪游画”，如王履的《华山图》册、沈周的《东庄图》册、陆治的《游太湖图》等。薛永年认为“纪游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通过景点的选择与组成体现游览过程，另一个特点是较为写实”[13]。《西行漫画》的创作与编辑对绘画顺序的排列确实清晰地反映出了红军的长征路线。其风格虽然夸张，但仍可称得上是写实。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称《西行漫画》是一本纪游画册，因为长征并非春游，而是一场具有前瞻性的伟大军事行动。故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将《西行漫画》定义为一部纪实绘画集最为恰当。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以黄镇为代表的早期中央苏区画家，正是在用这种带有纪实性的革命美术来鼓舞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4]

（三）《西行漫画》与魏傳统题诗的图文关系

1962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长征画集》时，黄镇找到魏传统，请求这位老战友为二十四幅画配写题诗，题写要求只有一个，即通俗，让老百姓看得懂。魏传统（1908—1996），四川达县人，历任红五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少数兼具诗才和书才的将军。魏传统与黄镇同属红五军，是一起经历过长征的战友，他的题诗能够较为准确地贴合《西行漫画》的原境和思想内涵。就1962年版《长征画集》而言，画与诗分属画集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绘画单独展示、诗作亦单独展示，这样的排版布局也是画家本人的意愿。

中国古代绘画有着题写题画诗的传统。画家在完成作品后常常邀请好友及名流吟诗作赋并题写于画面之上，以此彰显画家的艺术品位。黄镇邀请魏传统题诗想必也是遵循了这一传统。绘画、诗歌的分割关系应该是出于编者和画家的两种考虑：一是坚持以黄镇绘画为主体，避免喧宾夺主，并给黄镇题字的释文留出位置；
二是魏传统题诗自成体系，单独展示有更好的阅读效果。每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描述图像，后半部分阐释思想，比如《林伯渠同志》一诗便是如此：

路要自己走，

灯要自己提。

夜收旭日出，

旱过降云霓。

为了共产党，

全心又全意。

行动作楷模，

同志当学习。

该诗语言通俗简练，画面感极强。对照黄镇的《林伯渠同志》一画，“路要自己走，灯要自己提”一句映照的是林伯渠提灯夜行的画面，“夜收旭日出，旱过降云霓”一句鲜明概括出林伯渠对革命胜利的自信态度，“为了共产党，全心又全意。行动作楷模，同志当学习”进一步呼吁党员同志向林伯渠学习，努力奋进，争做楷模。

如果说《林伯渠同志》的图文关系体现为“图—文”，即直接由图像本体衍生出题诗，那么《川滇边干人之家》的图文则呈现出另一种关系。《川滇边干人之家》的图像本体颇为难懂。画面中，一名老农抽着烟席地坐于画面中央，左边一名老妇抱着赤裸的婴孩，而在他们身后竟然斜倚着一名裸女，其形象犹如马奈《草地上的午餐》中的女子。正因为难懂，所以黄镇在画旁洋洋洒洒写了两百余字，讲述画中人物的身份。按照黄镇的讲述，这名裸女是老农和老妇的女儿：“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赤身露体靠在她父亲的背后，难道他们不觉害羞吗？什么害羞，他们一天连一顿饭还难哩……我们许多同志都很好地安慰了他一顿，并送给他们一些绸子和布。”基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魏传统的题诗：

干人[15]家，

多凄楚；

大姑娘呀没衣裤。

苦难向谁诉？！

红军访贫又问苦，

老眼热泪恨财主。

今日破涕作笑脸，

铲除剥削造幸福！

这首诗明显是魏传统根据黄镇的说明文字所题，重点记述了老农夫妇赤裸的女儿，突出老农家的贫苦和遭受到的剥削。所以，《川滇边干人之家》的图文关系体现为“图—文—文”，即图像本体以说明题字为中介衍生出题诗。

作为长征时期唯一成体系的图像记录，《西行漫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中国革命美术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毛泽东称誉黄镇“白玉兮为镇，玉碎而不改其白”，邓小平称他“将军不辱使命”，杨尚昆又说他是“将军、外交家、艺术家”，每一种身份都证明黄镇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文并未集中讨论图像的形式和内容，而是就《西行漫画》的不同版本、艺术类型和图文关系做分析研究，以此反映中国纪实性革命美术的特殊性，补相关研究之阙。

（袁博昊/百花文艺出版社）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202.

[2]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M]//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6：67.

[3]黄镇.《长征画集》的回忆及其他[M]//长征画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6：15.

[4]风雨书屋是1938年创办于上海的出版机构，阿英（钱杏邨）任总编辑。风雨书屋主要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资料性刊物《文献》、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黄镇的《西行漫画》等。1939年6月，风雨书屋被国民党当局查抄，被迫停止营业。

[5]阿英.题記[M]//西行漫画.上海：风雨书屋， 1938.

[6]同注[5]。

[7]阿英.《长征画集》纪事[M]//长征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2.

[8]同注[3]。

[9]1962年版《长征画集》的版权页显示印数为2200册，而阿英在《<长征画集>纪事》中提到的印数为3000册，笔者在这里采用2200册之说。

[10]同注[7]。

[11]袁博昊.图鉴晚清：天津《人镜画报》[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12]参见英国美查所撰《点石斋画报》发刊词，收录于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藏《点石斋画报》（第一集）。

[13]薛永年.陆治钱谷与后期吴派纪游图[M]//故宫博物院，编.吴门画派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3：48.

[14]尚辉.人民的艺术：中国革命美术史[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2019：22.

[15]“干人”旧指背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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