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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跨文明交往观探析

发布时间:2022-03-03 15:16:30   浏览量: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专门就跨文明交往问题撰文讨论,但通过对经典著作梳理,可明确其跨文明交往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作出了跨文明交往是人类重要的实践形式,是生产力和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的判断;对跨文明交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分析;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需要,对商贸与战争两种跨文明交往形式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跨文明交往的一些规律。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跨文明交往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4-0207-06

〔作者简介〕任思奇,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四川成都 610072。

“文明”是一个复合概念,其含义之一是表达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特征的人类社群。习近平总书记时常使用文明间关系的状态、发展、变化来表述全球性的重要议题。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这表明,跨文明交往也是一种看待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问题的重要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渊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习近平关于跨文明交往的重要论述,有必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文明交往的经典论述进行回顾与梳理。

一、关于跨文明交往是人类的重要实践形式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与以往哲学体系区分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对实践的态度。他们将人的实践活动提升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是首要的研究对象,是贯穿始终的思维方式。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跨文明交往是人类的一种重要实践形式。

(一)跨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结果

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对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之间的紧密关系进行了阐释。在马克思看来,人们所进行的交往活动,或者就是生产活动,或者是生产活动的准备或延伸。即人类早期的活动通常同时具有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的属性,二者相互交融,不可分割。恩格斯指出,文明开始于分工的新进步。从部落到国家,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愈加复杂,但在很长时期内分工还只是一种文明内部的生产与交往活动,规模化的区域间交往不具条件也无必要,跨文明交往更无从谈起,不同的文明皆自成一个世界。

当生产力与技术水平不断进步,且人口增长和资源缺口迫使一个区域的人类必须走出家园以获得更多生存物资时,跨文明交往的条件便基本具备。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跨文明交往的进程十分缓慢。即便是相邻的文明也没有建立起频繁而密切的联系,既受制于自然环境与交通工具,也“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②这一阶段,即便是双方边境已经接触的文明之间,二者的往来大多也仅局限在边境地区,对文明核心区域的大多数人们来说,另一个文明只是来自边远地区的传闻,因此其交往深度也极为有限。直到资本主义时代开启它的帷幕,资本的全球扩张促使了原本偶然、间断的跨文明交往迅速成为无法逆转的普遍性状态。随着空间桎梏的解除,区域性和地缘性的交往开始拓展为世界性的交往,各文明的联系迅速变得紧密甚至不可抗拒,人类的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可见,只有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跨文明交往实践这种复杂的、规模化的、大范围的交往活动才有生成的条件和建立的必要。人类历史也表明,世界上早已存在不同文明,而跨文明交往活动却并未同时出现。发达的生产力,特别是交通技术的突破,才是持续的跨文明交往出现的充分条件和坚实基础。

(二)跨文明交往建立后将成為一种常态

密切的跨文明交往在建立以后,便会趋于常态化而绵延不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同地域诞生的共同体,受其自然、社会环境制约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并将之用以与其他共同体的产品进行交换,逐渐形成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分工,这“就成为破坏本共同体内部自然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③,也是在各共同体之间不断强化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使分工不断细化,并且所有已经建立起交往关系的主体都会参与到分工之中。跨文明分工的细化同样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各个参与交往的文明主体将调整自身的生产结构,在自身更加擅长的领域增加劳动力与生产时间的投入,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升,增加产出,并用之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换。其二是生产与交换的分离,即出现了各个文明中专门从事远距离的跨文明交换活动的商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出现,便迅速推动了这两方面的发展,发达的交通网络、专业的运输工具使各文明间的连接更加便利、廉价、高效,生产中的原料、劳动、生产工具、加工地等都可以完全分处于不同文明之中,彼此之间的依赖得到强化,当跨文明的分工普遍形成,任何一个文明的生产活动都不得不与另一个文明进行合作时,他们便难以再被分割开。

生产力的进步还使跨文明交往由双边发展为多边,由地区性拓展为世界性。人类历史早期的跨文明交往通常是从邻近区域的两个文明之间开始的。如伊斯兰文明向西与欧洲文明,向东与印度文明皆发生了跨文明交往,但都是双边的和地域性的。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这种双边的和地域性的跨文明交往被彻底打破了,大工业带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和交通的迅猛发展,使每一个文明都与其他文明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并持续深入以致再难被斩断。

(三)跨文明交往是迈向共产主义的前置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如此,才能够使共产主义避免成为只能在有限地域内存在的东西。并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着一个与资本主义扩张同时拓展的痛苦历程。

世界近代史表明,即便全世界已经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中,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的实现仍然面临重重困境。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相互“发现”的过程,不是指对相互存在的知悉,而是指对于各民族之共性和依存关系的理解。若不同群体之间不能相互认同,便不可能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④持续而深入的交往便是具有差别的共同体之间相互理解进而相互认同的重要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共同体主体,不同的文明之间也存在疏离甚至排斥。促进跨文明交往,对于各文明之间增进了解、消除偏见具有重要意义,进而才能使人类形成更广泛的共同体,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之所以要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其旨归是要解放人本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跨文明交往则能够为这一目的的实现提供条件。马克思指出,由于“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⑤即指当人类个体身处于交往活动受限的地域之中时,无论其认识或实践都必将受到该地域各种条件的限制,要突破其限制,就只能拓展交往范围。某一文明成员的个体,其交往活动范围由整个文明的交往范围决定。故跨文明交往的推进能够使文明中的个体获得拓展交往空间的条件和可能。跨文明交往使人类历史进一步转化为世界历史,而历史愈转化为世界历史,人的个体解放程度愈高,即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通过跨文明交往,人类得以更接近于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

二、关于跨文明交往重要领域的探讨

基于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跨文明交往的诸多领域中,经济交往是首要内容,也是其他方面跨文明交往的基础与前提。但他们也再三强调,不能将其理论刻意简单化为“经济决定论”,因而在谈论跨文明交往时也对上层建筑方面,如政治、文化等方面内容的跨文明交往有所涉猎。

(一)经济领域的跨文明交往

跨文明交往的基础领域便是经济领域,实际上,绝大多数稳定、持续的跨文明交往活动都以经济领域的往来为开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初始目的。随着分工发展而出现的商人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工作,而是想方设法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当然也包括不同的文明之间,建立起联系渠道。通过运送各种物质资料以谋取利益,而为了利益的不断扩大,他们会千方百计将这些渠道稳定、拓展以提高效率。当商业发展到使商人转变为资本家时,资本主义的时代就到来了,资本对利润的追逐驱使人们开辟更多的贸易通道,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地区,也使其“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⑥,卷入到了商品流通交换的过程中。

经济基础决定了构筑于它之上的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跨文明交往也为其上层建筑领域的交往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虽然人类历史上确实也存在宗教、艺术、学术等领域单独的跨文明交往事件,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他领域的交往伴随着经济交往而发生。一方面,其他领域的跨文明交往能够附着于经济领域的交往而展开。跨文明交往的建立与开展依赖于连接各个文明的路径、航道,通常就是贸易通道。黄金、香料让航海家与水手们无畏风浪、扬帆远航;原料、市场让资本家倾尽全力、疯狂投入。而为后世所铭记的、推进了文化和科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学者及传教士,不过是一群搭便船的人罢了。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张所引发的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充满掠夺与强迫。当其他文明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后,就不得不去适应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从而建立起上层建筑领域的交往。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交往本身就不纯粹,往往带有上层建筑的印记,毕竟物质生产者本身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其劳动对象化的成果自然也凝聚了一定的社会意识,二者始终纠缠在一起,不可彻底分离。

(二)政治领域的跨文明交往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出的政治制度是为资本的不断增殖服务的,其中与资本的全球扩张关系最为密切的制度就是貿易与关税政策。他们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各国资本家为了销售各自的产品,必定会进行商业上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家在取得了相对于封建贵族的政治优势以后,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以扫清工业所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障碍,使其服务于降低原料价格和压低工人工资的目的。当对外贸易的航道不断开拓和稳固后,输出工业品成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此时“其他国家的禁止性立法或保护关税立法”⑧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其他文明大多处于较为落后的封建社会时期,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对对外贸易几乎没有依赖,统治者对贸易保持比较谨慎甚至抗拒的态度,这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的倾销以及大量原料的攫取。故资本主义文明的行为就变得不那么文明,开始采取更为野蛮的方式,以战争和毁灭威逼其他文明必须采用相同的生产方式,开始强迫推行它的“文明”——资本主义,力求“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⑨由此,大量的殖民地开始复制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法律制度,以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获得良好的政治环境而有效运作。在无法被彻底控制的半殖民地,则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一定的区域内最大限度地“优化”环境,为资本力量的发挥开道。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跨文明交往实践具有强迫性,甚至给其他文明带来了灾难,但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一些相对落后文明开始复制或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有的得以跃入先进文明之列。

(三)文化领域的跨文明交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造就了物质资料世界性的生产与消费,这同样适用于精神产品。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⑩需要特别明确的是,这里使用的“文学”概念对应的德语为“Literatur”,有文献资料的含义,可泛指人文艺术各方面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跨文明交往中,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紧密相关,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世界市场则造就了世界文学。一方面,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习俗等,都无法离开相应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一个文明的文化与另一文明的文化相遇后,必定产生相互影响,很难再完全独立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野蛮扩张时,也包含了对文化领域的讨论,他们认为:其一,资本主义扩张中与其他文明间形成的文化领域交往是不平等的。经济的霸权能够带来文化的强权,在优势文化的打击之下,一些古老文明原本主流的本土文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甚至彻底消失。其二,文化领域的交往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文化本身并不完全是积极的,每一个文明中都存在消极的文化,文化领域的跨文明交往,能使被传统、封建、狭隘文化所羁束的人们得以憬悟,并尝试打破枷锁。即便是前述不平等的交往,也具有这种作用。其三,应重视各个文明所创造的文化的独特价值。“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B11之所以能够如此,正是有赖于文化领域的跨文明交往。同时,在交往中文化的地域局限性消失,其精彩而丰富的个性则得以留存,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即是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三、关于跨文明交往主要形式的阐析

虽然跨文明交往的形式多样,始终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而行的却是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文明交往的讨论大多围绕这两个方面。这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包括侵略战争在内的其他一切形式的交往活动,皆是为巨额的贸易获利提供便利。

(一)商业贸易是跨文明交往的首要形式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跨文明的商业贸易活动得到空前发展,成为最主要的交往方式,并展现出全新的样貌。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贸易活动与世界市场共同发展。首先,商贸活动本身成为目的而非手段。在资本主义尚未诞生的时代里,跨文明商贸活动的目的通常在于“互通有无”以满足各文明生产与生活的需要。而当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以后,商贸活动产生了异化,“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B12为此,资本家必需费尽心机去扩大商贸活动的覆盖范围,直到全世界都被卷入其中。其次,商贸活动的需要促进了交通方式的进步,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指出,蒸汽机把欧洲与印度紧密联系了起来,在铁路与轮船的作用下,过去的神秘国度与西方文明真实地相连接了,同样的事情在资本的推动下发生在世界各地。最后,随着越多的文明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便能获得越多的原料和倾销地,从而能够使工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商贸需求随之增加,进而必需开辟更多的市场,一个二者相互促进发展的循环便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贸易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首先,各个领域的跨文明交往几乎都蕴含于商贸活动之中,能够通过商贸活动实现。商贸活动是一种典型的经济领域的交往,但上层建筑领域的交往又总是与经济领域的交往相伴发生。同时,资本家为了保证商贸活动能够最大获利,必需为其在物质、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建立相应的辅助体系,即将自身的文明成果应用到殖民地的落后文明中。其次,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它使每个卷入其中的共同体和组成这些共同体的个人必需依赖于世界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当商贸活动使世界上的一切文明都与其他文明建立起紧密的交往关系时,不同的文明所创造的成果得以全面地互换,最终将形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人类文明。

(二)对外战争是跨文明交往的重要形式

以唯物史观看来,历史进步的动力在于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而矛盾冲突最强烈的表达方式便是战争。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上,相对于和平而言,战争更早发展,并且对于那些野蛮的征服者而言,“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B13战争既可能成为摧毁文明的力量,也可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文明间的战争有三类常见状态,皆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可能。

第一种状态是相对先进者战胜相对落后者。典型如资本主义文明在扩张过程中对其他文明发动的战争。对资本而言,战争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谋求利益的手段。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从未真正从纯粹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的普遍利益出发,在他们眼中,战争与和平,都是由经济利益所决定,他们通过战争来开拓市场、掠夺原料,然后“减少了战争的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B14因此,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以战争的方式开拓殖民地,但却很少真正使一个文明彻底灭亡,毕竟这样做无法实现利益最大化甚至可能造成巨大损失。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以极快的速度、极高的效率将先进的文明成果强行输入到了相对落后的文明之中。

第二种状态是相对落后者战胜相对先进者甚至征服后者。马克思常以日耳曼人入侵罗马为例来说明其跨文明交往的意义。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入侵罗马,西罗马帝国灭亡,但是在罗马帝国曾经的领土上建立的众多国家,都受到了罗马文明的影响,如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对罗马法的继承等等。诚如马克思所言,“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B15

第三种状态是发展进程相近文明间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对十字军东征进行了批判,但也承认其推动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例如,意大利的商人为十字军士兵运输生活资料,“俨然成了这支大军的军需官”。B16他们又收购中东地区的特产和来自更远东方的商品带回欧洲销售,扩大了东西方的商贸往来。随军的欧洲传教士、学者与伊斯兰地区的学者开展了交流,大量东方的文明成果,如阿拉伯数字、造纸术等传到欧洲,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基础

四、关于跨文明交往发展规律的认识

在马克思之前,已有众多哲学家尝试发现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直至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运用唯物史观,才真正认识跨文明交往的规律。

(一)跨文明交往保存了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并推动其加速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通过由它所创造的与之相匹配并能够充分发挥它巨大力量的交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B17生产力愈发展,交往范围愈大且程度愈深。跨文明交往不断深入,人类文明亦加速发展。

一方面,跨文明交往能够使人类文明已经创造的生产力得到保存。马克思认为:“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B18,历史中的一些偶然,诸如外族入侵、一般的战争,都可能使已有较发达生产水平和较高需求的文明被“重启”。即跨文明交往使一个文明所创造出的重要成果被另一个文明所利用和存留,即使原创文明不幸消散于历史长河之中,其對人类文明进程的贡献也能够保留。例如,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将大量的西方典籍译为阿拉伯文,使伊斯兰文明吸收借鉴了西方文明之成果。当欧洲文明逐渐摆脱中世纪的黑暗后,发现古文本遗失严重,又将阿拉伯文的典籍译回拉丁文。即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使众多西方文明成果避免了失传的命运。马克思总结:“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B19

另一方面,跨文明交往能够使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依赖于后人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之上进一步向前迈进。跨文明交往使一个文明有可能利用另一个甚至多个其他文明所创造出的成果来推进自身的发展。人类所创造出的各种文明成果,就是人们不断改造自然、社会、自身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通过跨文明交往实现的文明成果交换,也使这些成果之中所蕴含的丰富智慧、经验和知识得到传递。越多的文明参与到交往之中,共享的智慧、经验和知识便越多,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便更快。

(二)各文明的发展共性与个性推动跨文明交往进程

世界上各个文明发源于不同的地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生产与生活实践都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地理、气候环境对人的体质、性格、情感、思维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各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也创造出了不同的文明成果。文明是由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同时,不同地域的人们的创造又各有差别,正是这样的共性和个性促进了跨文明交往。

一方面,文明皆由人类实践所创造的共性为跨文明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前提。人类改造自然、社会、自身的能力不断进步的过程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所谓文明,必然是人类劳动对象化的成果。未经人类劳动改造的事物,无论如何浑然天成、精美绝伦,都并非人类文明的成果。而无论是对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还是对人类自身的对象化劳动过程,虽然不同的文明皆有着自身的特色,取得了多彩多样的成果。但总体而言,只要是人类的活动,必遵循相同的总体规律,有着相似的内涵和相近的特征,即可言人类文明具有一定的共性。正因如此,跨文明交往有了基本的可能。

另一方面,正因为人类文明又存在诸多具体的差别,跨文明交往的必要性得以凸显。许多学者都意识到文明个性的重要意义,并尝试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实际上就是承认文明的个性特征并对其进行专门考察。各文明由于受不同历史与环境的影响,创造出的文明成果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定有优势之处,也必有不足方面。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使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可能以其他文明之长补自身文明之短,故跨文明交往有所必要。如习近平所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B20并且一个文明一旦通过跨文明交往而得益,则其会更为主动地推动其发展,如马克思所言:“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B21,是在不断加速发展的跨文明交往中的历史的结果。

(三)跨文明交往中较先进文明总能“战胜”较落后文明并推动后者发展

运用唯物史观,不难发现人类的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社会、自身时,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总是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气候是否温暖、地势是否平坦、土壤是否肥沃、水源是否充足,皆可能推进或阻碍文明的进程,文明的多样性与发展的不平衡也由此而来。恩格斯就曾指出:“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和凯撒帝国,还是英帝国,都是文明民族对蛮族和殖民地的统治。”B2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也认同文明间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故相对较先进的文明与相对较落后文明之间的跨文明交往就极为常见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较先进文明与较落后文明的跨文明交往中,前者总能“战胜”后者,并推动后者的进步。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历史上多个入侵印度的外部民族为例,大多数入侵者“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B2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谓的“征服”并非简单指战争的胜利,而是意指在跨文明交往中,先进者对落后者的渗透、同化甚至取代。战争胜负受到较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存在蛮族入侵致使先进文明灭亡的事件,但文明成果之间的竞争中,先进者总能“战胜”落后者,最终推动文明的进步发展。实际上即是充满生命力的新事物总能战胜旧事物的基本规律在跨文明交往活动之中的表现。

最后,还必须强调和明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常言说文明的先进与落后,有时意指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有时意指社会发展阶段或制度的先进与落后,但从未对发展较为落后的文明进行过价值意义上的贬低,并常对在历史中消亡的文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扩张中被毁灭的文明表示惋惜。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B24在资本主义野蛮扩张的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跨文明交往充满了傲慢与偏见,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其进行了批判。在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的今天,跨文明交往已经是常态,无论中华文明还是其他任何文明,只有不断深化对跨文明交往的认识,“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B25

① B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469页。

② ⑦ B13 B15 B18 B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0、63、26、83、6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

⑥ B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4、24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4頁。

⑨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B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B12 B16 B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2、271、42页。

B14 B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8、558页。

B20 B24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B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页。

责任编辑: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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