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东 史子祎

摘要：外国作家的解放区书写如何界定，实际上关涉到解放区文艺的外延究竟如何确定的问题。以革命史与文学史的双重视角介入考察，可以有效地厘清这一问题，进而对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归属加以梳理。以此为基础进入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内部，可以发现外国作家的解放区书写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纳入了同一体系，并对中国抗战和红色革命起到了宣传和正名的作用。其次，这一部分书写关注到中国民生、弱势群体解放等话题，使中国革命超越民族解放的范畴，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外国作家群体还构成了观察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独特视角，通过新闻报道、社会学研究的专业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对历史细节及历史氛围的把握与中国作家创作形成互补效应，并由此形成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独特文学性。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外国作家;世界视野

1990年代初期，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1992），其中包含两卷“外国人士作品编”，其作者有爱泼斯坦、斯诺、史沫特莱等较为知名的作家，也有如汉姆逊、卡尔逊、西蒙诺夫等相对陌生的名字。综观这些书写过解放区（包括此前的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大概有如下几类：一是直接参加解放区革命事业的外国友人，其中有些人本身便是职业作家，在解放区的创作属于职业习惯使然;有些则属于业余作者，虽然部分写作的文学水准较高，但多数作品并非为了文学目的。二是受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到解放区的外国作家，这些作家多数都有新闻记者背景，他们的写作有自身的立场和标准，新闻职业要求的“真实”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三是纯粹由于工作关系来解放区的工作人员的写作，他们写作的文学目的并不强烈，除了工作需要外纯粹是个人化写作。在解放区文艺研究中，这些文献的价值通常在于说明解放区文艺创作的语境，因为这些作家普遍以“旁观者”的姿态写作解放区，因此会带给人“旁观者清”的感受，尤其是将之与解放区原始文献结合起来，更具有非比寻常的说服力。除此之外，如何从文学史的视野——特别是解放区文艺研究的视野去认知这些作品，很多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总体来说，包含两个基本问题：第一，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应不应该归属到“解放区文艺”的范畴中？这个问题在很多研究中仿佛不言自明，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显然将之视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部分，但细读爱泼斯坦和高粱两位分卷主编的序言，依然还是从“国际友人”的角度理解这些作品，这个定位比文学史上的“同路人”距离更远。而在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解放区文艺史和延安文艺史中，外国作家作品甚少作为典型文学案例得以分析和研究。这其中自相矛盾之处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第二，（大多数）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文学”的范畴？虽然在文学史上“报告文学”是个重要文类，也出现过许多经典的作品，当下中国还出现过“非虚构文学”的风潮，但如《西行漫记》《中国震撼世界》《十里店》等作品，似乎鲜少有研究者如分析报告文学一般分析它们，更多还是将它们视为实用写作——而非文学写作。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具有内在关联性，只有确定这些作品的文学归属，也才能对其文学性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不然所展开的论述难免会出现隔靴搔痒的问题，尤其是将革命意义、文学意义混为一谈。

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其实关涉到解放区文艺（延安文艺）研究中一直懸而未决的困惑，类似“解放区文艺”“延安文艺”的外延究竟如何确定，是以创作主题、作者身份，还是流通过程来衡量？事实证明，不管哪一种确定边界的办法都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实际上，与外国作家情形类似的还有“外来作家”的创作，这个群体的范围更广，他们共同特征是短期客居解放区，他们的创作是否属于“解放区文艺”的范畴也常常没有清晰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文艺”的特殊性，因为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因此其文艺成就首先是从“革命史”还是“文学史”的视野去梳理，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过程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哪个在文艺评判中占据第一的问题被热烈讨论，会后也形成“政治标准第一”的共识，所以首先从“革命史”或“文学史”来认识解放区文艺的问题实际已经得到了解决，简单来说，“革命史”视野是整体立场，而“文学史”视野则属于技术立场。厘清两者的关系，目的在于加深对“解放区文艺”整体认识，认识到这个文学史命名背后的多重内涵，便于研究朝纵深发展。所以，本文对解放区外国作家作品归属和文学性的探讨，也会从“革命史”和“文学史”的双重视角出发，认识其文学特征如何参与到革命进程中，革命事业又如何丰富它们的文学意义。

一  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归属问题

所谓“归属问题”，简单来说即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应该归类到哪一种文学史框架之中。具体来说，它们是否应该归类到“解放区文学”的范畴之中？或者更应该归属到它们所在的国别文学？当然这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可以同时归属到两种文学史框架之中，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解放区文艺的框架中审视这批作品的意义，因此归属是个视角的问题，也是历史化必须探讨的问题。

今天所说的“解放区文艺”（及其类似的“延安文艺”），命名方式实际包含了两种视角。一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特定时期相关的文艺作品总和，即从“革命史”视角进行的文学史定义。在此视角下，一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与边区、解放区有关，对新民主主义有所贡献的文艺，都应该归属于解放区文艺的范畴。在此标准下，不仅外国作家的创作属于解放区文艺，关于解放区文学的大型丛书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延安文艺大系》《延安文艺丛书》之外，随着对“文学”理解的范围逐渐开阔，如此时出现的书信、日记、广告等，也应包含在解放区文艺之内。一是在解放区这一特定时空下，参与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文学作品的总和，即一般所谓“文学史”视角下的定义。在此视角下，解放区文学属于较为特殊的区域文学，只有生产、传播和接受与区域发生一定关联的作品才能归于此类。以此为标准，解放区外来作家创作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作品的传播和接受脱离了“解放区”，有的作品甚至到了新时期才被翻译到中国，如此如何将它们归于“解放区文艺”呢？我们看看一些作品初次进入中国的时间。

以1949年作为分界线，在此之前首次进入中国的作品包括《西行漫记》《华北前线》《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日子里》《给聂司令等的信》《续西行漫记》《扬子前线》《一位外国记者的意见》《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博士》《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中国的双星》《美日友人晤谈录》《我从陕北回来》《美军总部顾问路登的公开报告》《中国的地下城市》《北行漫记》《远东民主的种子》《红色中国的挑战》《战斗目击记》《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我从中国解放区回来》《中国暴风雨》。1949年之后才首次进入中国的作品则有《为亚洲而战》《中国的危机》《一发未爆炸的炸弹》《创伤》《中国在反击》《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中国为民主奠基》《延安采访录》《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叶挺将军游击战》《重访新四军战区》《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赠中国友人诗》《“他们使所有穷人都站在他们一边”》《中国解放区战俘营采访录》《翻身》《新西行漫记》《中国震撼世界》《中国的胜利》《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在中国失掉的机会》《探索历史》《十里店》。此外亦有此一时期的私人日记及信件，包括白求恩日记、巴苏日记，以及阳早、寒春的信件复印稿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后者首次进入中国的时间晚于1949年，但其写作时间仍然是在1949年之前。

从前述统计来看，就流通方式而言，外国作家延安时期的写作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写于解放区并刊发于解放区报刊，例如白求恩的部分作品，这一部分通常是通讯速写或演讲信件，篇幅较短。二是写于解放区，但初版或初刊于国外，后经过翻译流回国内，《西行漫记》《华北前线》《扬子前线》等均在此列。但这一类中需要加以区别的是，一部分作品是在1949年之前就经过翻译并在中国公开出版，前述三书即属此类。另一部分则是写作时间或外文初版时间在1949年之前，但于1949年后才出现中译本，其中1980年代国内曾出现此类文本的翻译出版高峰，《中国在反击》《人类的五分之一》等都属于这一类。此外，此一类别的作品中，亦有一部分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泛滥的影响，导致写于解放区的手稿无法及时出版而有所延迟。例如海伦·斯诺的《延安采访录》即根据采访材料写于1940年代，但直至1952年英文初版《红尘：中国共产党人自传》（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才在美国面世，中译本《延安采访录》则于1989年出版。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第一类作品无疑应该被视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部分，其写作、发表及面对的读者对象均在解放区，属于直接介入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实践。基于这一思考路径，第二类之中的1949年之前经过翻译回流至国内的作品同样也应被纳入解放区文艺的范畴，略有不同的是，这一部分书写的预期接受对象可能通常是西方世界的读者，但由于其中译本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早，在进行国际传播的同时，仍然参与了解放区文艺的生产流通。另一部分写于延安时期但在1949年后才经过翻译进入国内的作品，实际上只是在国外传播，并没有介入延安文艺，因此不属于解放区文艺的范畴，至多可视为世界左翼文艺或反法西斯文艺的一部分。从解放区文艺的角度，对这部分作品的理解，应该从革命史的高度出发，它们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敏锐、客观而不失温度的观察与叙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二  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意义

尽管很多外国作家的创作对解放区（乃至战时中国）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无论从革命史或文学史的角度，它们都与“解放区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说，解放区外来作家的创作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更不是简单配合外国人士进行研究和报道，它们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其中一部分作品并未在当时中国产生影响，但对于中国抗战和红色革命却起到了宣传和正名的作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解放区文艺虽然具有区域文艺的特征，但解放区并非是一个封闭、自足的文学场，由于战争和资源匮乏等原因，解放区作家创作并不在解放区传播、接受的案例也比比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时外国人士的创作，它们虽没有深度参与解放区文艺的进程，但也并不突兀，它们观察中国抗战和革命的独特视角，成为中国作家创作的补充，丰富了世界认知中国革命的视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国际宣传颇受重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更将国际宣传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军长征记”的集体创作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毛泽东还亲自为之撰文征稿。综观这一时期开始的国际宣传工作，除了类似“红军长征记”由中国作者创作，通过国际传播渠道进行宣传外，借助外国记者、外国作家直接进行国际宣传也是重要的方式之一。

进入解放区的外国作家群在身份层面上即具有别样的意义，尽管这一群体之中不乏共产主义者或具有左翼倾向的成员，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他们大多来自于西方世界，因此其认知图式与中国人有所区别，这意味着他们是站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上对解放区的一切加以审视和理解。另一方面，他们进入解放区大多是进行观察采访，在立场上相对较为中立。正因此，外国作家的解放区书写显得说服力更强，同时引起的反响也更为强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在中美两国均引起轰动。诚如作者常说的“我是一个密苏里人”^①，他对于红色中国的探寻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采访记录，也包括与“红色农民”“红色战士”“红小鬼”的交往和对话，使得《红星照耀中国》格外具有真实的力量。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这本书丰富了他们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了解。而中译本《西行漫记》则唤起了国统区与沦陷区知识青年对于延安的向往，为“圣地延安”的形象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詹姆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记录了他在抗战初期赴延安和山西前线的观察与体验，让世界了解到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共產党发挥的作用。萨空了在1939年生活书店版中译本（译名《北线巡回》）《校阅者序》中称：“如果《西行漫记》可以看作八路军在抗战前的史乘，那么这本书就可以看作八路军抗战史的一页。”^②贝特兰通过采访朱德、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高级将领，以及基层指战员和战地群众，对于中共组织民众、统一战线的工作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认为它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指针。^③同时，贝特兰宣称自己是统一战线信条的拥护者，由此《华北前线》也并不偏向于对某一支军队的赞赏，而是真实而公正地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战争的全貌，这对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意义揭示具有重要作用。

外国作家的写作除了抗战时期的记录以外，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存在着这一类书写。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韩丁《翻身》等作品即属此列。其中《中国震撼世界》以“内战爆发了”为起点，至“蒋家王朝的覆灭”，以自身的体会和了解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过程。在解放战争爆发后，贝尔登就认为“要了解这场革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现场去”^④，于是时隔四年重返中国，而他得到的头一个印象是“蒋介石的官吏一如既往，仍然是贪污勒索的能手”^⑤。随后，贝尔登进入解放区并抵达了当时作为主要战场的晋冀鲁豫边区，此时他仍然保持着求真探索的精神，试图追问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得以生存，而且更加壮大。当其疑惑在解放区逐渐得到解答的同时，作为同时拥有解放区与国统区体验的贝尔登也对美国人关于中国内战的偏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认为似乎也没有人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起来反对他压制他本应代表的民主。^⑥这一判断加强了美国民众对于解放战争的了解，并为红色中国起到了正名的效果。二战之后，随着“冷战”铁幕的拉开，美国民众对于共产主义心存芥蒂，很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带有天然偏见，贝尔登的著作以其所见所闻能够有效消除这种偏见。

从文学史的角度，外国作家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和革命的书写，与中国作家的写作具有差异性，进而丰富了世界读者对这段历史的认知。相对于中国作家，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写作较少以“纯文学”的视角进行创作，多数作家的创作都具有纪实性和专业性，西方新闻写作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常见于各类作品之中。例如韩丁的《翻身》，以张庄农民为样本分析中国当时农村土地现状，大量地使用了数据分析的方式，从人口到牲畜保有量、土地占比等均有罗列。《十里店》同样聚焦于中国农村的群众运动，以“调查研究”的方式对组成解放区首府之一的十里店进行了样本观察，和韩丁一样，作者依然以搜集历史情况及土地制度变革材料为基础，数据分析也同样作为重要的分析方法。这种写作方式不仅令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及说服力，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当时中国农村所存在的矛盾以及革命面临的现实问题。

外国作家基于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对诸如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等弱势群体的关注，是以一种世界眼光对中国革命的观照。在《中国震撼世界》中，贝尔登以农村妇女金花为个案，专章描述了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问题。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既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应有之义，也与革命需要普遍展开群众动员有内在关联。在中国作家的写作中，妇女运动更多属于革命的一个局部，妇女解放的正当性很多时候来自革命的需要，而在外国作家的写作中，这属于可以超越革命单独关注的社会主题。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以带头反抗当地汉奸“北霸天”的东北青年妇女李百春（音译）为例，讨论了1920年“妇女解放运动”以来的中国妇女解放问题，并将城市中妇女福利团体的情况与美国同类团体加以对比。在关于解放区妇女问题的叙述中，尤其提到了从“婚姻自由”“妇女平等”到“拯救婴儿”“幸福家庭”的口号变迁^⑦，折射出妇女解放运动的进展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变化，让西方读者更全面看待中国革命。

无论是从革命史、文学史哪个角度出发，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都表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就外国作家创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关系而言，它们让中国抗战和革命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在一起。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来说，外国作家以专业视角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等问题的关注，丰富了中国革命的内涵，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解放的主题，成为世界革命、人类解放的一部分。

三  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文学性

解放区外国作家作品的文学性问题，并不容易探讨。这里所谓的“文学性”，并不是形式主义意义上概念，简单来说是如何看待它们的文学成就，因为大多数作品常常以“纪实”的姿态出现，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也是因为客观、中立的专业立场，在此背景下谈文学性，容易让人觉得自相矛盾。不过，随着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奖，类似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得到充分认可，一大批解放区外国作家的作品都属于非虚构写作，以这种写作的标准来认识其文学性并不突兀。再者，解放区外国作家的作品中也不乏纯文学创作的作品，如史沫特莱的很多作品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再如后文将要提到白求恩创作的《创伤》等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对于解放区外国作家作品文学性的评判，最适合的视角是世界文学，因为这些作品多数都初刊于世界各地的媒体，目标读者群也遍及世界各地，因此从世界文学的视野出发，将之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非虚构文学进行对比，才能看到他们的成就与不足。不过本文对此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将之放在解放区文艺的框架中进行探讨，即相对于中国作家的创作，他们最突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特色在什么地方？

因为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創作多数具有非虚构的特征，因此对于历史细节格外重视，能够直观传递出如战争、革命斗争现场的气息。譬如白求恩大夫写作的《创伤》，以极其冷峻的笔法记录华北冬天八路军伤员救治的过程，对于“创伤”观察之仔细，不仅让人看到华北敌后战场的残酷，也仿佛让人看到战争对人类的创伤。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个片段：

那根坚硬的好骨头在哪里？碎成了十几片。用手指镊出来;像狗牙那样，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一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里。都取出来了吗？都取出来了，不，这里还有一块。这块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割掉它。怎么再愈合呢？那些曾是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却被撕烂破坏成这个样子，怎么再恢复以前那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一张，一弛，一张，一弛。多有意思！现在全完了，一切都完了，被彻底毁坏了。该怎么办呢？”^⑧

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白求恩大夫在手术过程中的“意识流”，他的思想一方面在指导他进行医学操作，另一方面也在刺激他不断生长的人道主义情怀。在此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白求恩的煎熬，就医生来说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而看到创伤被救治应该感受到一种成就感，但在此过程中，白求恩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奈。无奈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创伤”的根源是人类的自我伤害，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医生的神圣感，让他们感受到西西弗斯式的虚无;另一方面是战争环境下医生难以战胜创伤的无奈，面对无数健全的身体变成残废的人，医生即使如白求恩般超负荷的工作，也难以制止悲剧的延续。白求恩的这种感受与他国际主义战士的背景也有密切的联系，相对于中国医生和作家，他的思想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思考战争与人道，相应也将中国战场血腥的气息传递了出来。如果对比此时中国作家的创作，因为受民族解放使命的驱动，他们很难将这样的现场感受通过文学的笔法传递出来。

与对历史细节的把握相对应，外国作家对解放区历史氛围的敏锐把握同样值得珍视。史沫特莱来到延安之后，瞬间便感受到令她惊喜的“延安氛围”^⑨，所谓“延安氛围”，其实是因为社会组织、革命气氛和人民气质构成的综合感受，对于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中国民众而言，一切已经司空见惯，产生感受都十分具体，唯有像史沫特莱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敏锐捕捉到延安革命环境的整体性，这与她对于世界革命运动的追求以及闯入者的文化震撼都有密切联系。史沫特莱的经验，在其他外国作家的身上也有相同的呈现，只是他们文化背景不同，所感受到的解放区氛围也有所差别。对比中国作家的创作，外国作家除了捕捉到革命运动的氛围，对于中国底层民众以及敌后战场的整体感受，都值得重视。底层民众和战争场面也是解放区中国作家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前者是革命需要组织起来的对象，敌后战场的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的人民战争，都离不开底层民众的支持;后者则是解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取得战争胜利是中国作家的终极使命。由于这些对象与中国作家有太深的现实纠葛，因此通过文学引导大众正确认识这些对象，成为中国作家惯常的处理方式，也形成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革命浪漫主义”等创作思想。很多外国作家为了如实报道中国战场的声音，对这些对象的凝视则具有超然性，对他们而言这便是中国的现实，是“真实中国”的一部分。尽管他们所看到的中国底层民众和战场不免带有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但他们的观察依然传递出中国作家不曾表现的若干细节。

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中对陕西凤县农民进行了大量观察，发现“山区农民对政治保持一种恐惧的沉默态度”^⑩，把政府看成一种神秘又吓人的“孽障”，但贝克通过村里健谈的难民逐渐了解了当地国民党统治机构的腐败，发现只有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负责取之于民，指国民党因袭保甲制而制定的制度，但这种制度被贝克视为“暴政行于饿民之中”11，另一个负责用之于民，其功能则都是不足挂齿的。除此之外，贝克还观察到了其他“离奇”的事情：

如果任何一项类像这样的全国性的命令也在双石铺实行的话，此地就必须掀起一股延续两三周的强迫改革运动的热潮。但这之后，政府保全了面子，一切就会无声无息了。所谓改革云云，也就都拉倒了。如此政府，难怪人民觉得只是个无可救药的，神奇的孽障而已。12

这种对旧中国现实的描述，与鲁迅笔下的未庄、鲁镇有一脉相承之处，构成中国革命的基本语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这种“旧中国”氛围在解放区中国作家的笔下，似乎变得更符合革命逻辑，如在《白毛女》中旧社会是“将人变成鬼”的罪恶深渊，在《李有才板话》中它是一套凝固的乡村政治秩序。应该说中外作家都认识到了“旧中国”的腐朽和黑暗，但外国作家还注意到民众的麻木，而中国作家则善于挖掘底层民众的反抗性。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外国作家对旧中国底层民众的书写与中国作家作品形成很好的互补效果，如果参看中国作家作品之外的政治文献，就能明白外国作家书写的可贵之处，他们对中国底层社会的直观感受，有其敏锐之处。

结  语

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反映出解放区文艺作为文学史范畴的特殊性。虽然抗战时期形成了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分野，且各个区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整体过程来看，彼此之间还有紧密的联系。就解放区文艺来说，它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很多作品因解放区革命需要而产生，但并未在解放区传播和接受，如何合理处理这些文本，需要对解放区文艺的内在特征有深刻了解。就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而言，它们是否属于解放区文艺的范畴，需要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辨别，那些创作完成后首先在中国传播的作品，自然在解放区文艺的范畴之内，反之则需要仔细推敲。但无论如何，随着这些外国作家进入解放区，在与解放区不同社会人士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多元理解方式已经介入到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之纳入到解放区文艺研究的体系中来理解十分必要。

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的意义在于，无论从革命史抑或文学史的角度，它都让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外国作家对中国抗战的书写，客观上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纳入同一体系，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尚未正式建立的时刻有重要意义;外国作家对中国红色革命的书写，尤其关注到了中国民生、弱势群体解放等话题，让中国革命超越民族解放的范畴，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解放区外国作家通过新闻报道、社会学研究的专业眼光审视中国社会，对历史细节和历史氛围的把握与中国作家创作形成互补效应，也构成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虽然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在认知中国的视角和传播效果上存在种种“限度”13，但不必讳言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塞尔登在其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成功的道路称为“延安道路”14，这种形象的称法受到中外研究者的认同。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革命路线和方式可以概括为一条道路，解放区文艺是这条道路的参与者和记录者，那么解放区外国作家的创作则为这条道路带来“世界凝视”的视野，他们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到解放区，因不同读者群体的期待深入并感受解放区，他们创作行为和最终成果都丰富了延安道路的内涵。这是解放区外国作家创作最重要的價值。

注释：

①美国谚语，密苏里州又称“拿给我看之州”，指拿出证据，眼见为实。详见于姬乃军：《情系热土——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萨空了：《校阅者序》，[新]詹姆斯·贝特兰著，方琼凤译：《北线巡回》，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4-5页。

③[新]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文缘出版社1939年版，第267页。

④⑤⑥[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第14页，第86页。

⑦[美]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刘维宁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

⑧[加]诺尔曼·白求恩：《创伤》，载人民出版社编：《纪念白求恩》，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页。

⑨ 史沫特莱认为“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详见于[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

⑩1112[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朱启明、赵叔翼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6页，第186页，第187页。

13赵学勇、王鑫：《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1934—1949）》，《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14[美]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3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80;“四川大学学派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国家领军人才培育项目”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