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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活意蕴

发布时间:2022-03-18 10:41:14   浏览量:

陈凯

摘 要:马克思“自然观”本质上是生活自然观。它从生存论和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角度对自然的本质、内涵、发展规律与价值向度进行了历史性的解读和科学诠释,从而彰显其鲜明的批判性、革命性、科学性和生活性。马克思“自然观”通过对“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生活前提的批判性审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互动过程中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生成的历史逻辑。这一互动过程所使自然分化的“天然自然”“人工自然”和“人造自然”构成了人类生活场域的空间架构,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蕴含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活价值维度。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生活意蕴

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1)03-078-05

在人类现代生活构建的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界共生”问题已然成为关乎“人的现实幸福”的突显问题。在当前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以及现代科技成果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渗透的背景下,人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自然无限制的索取和开发,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恶化、异化,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在追求美好生活和自由全面发展道路上愈加困惑与艰难。因此,重新解读和诠释马克思的“自然观”,揭示其内在的人类生存和生活逻辑,并以此为导向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深度追问、历史反思和批判性研究,是消解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进而破解人类现代生存困境的实践课题。

一、马克思“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成逻辑的揭示

人作为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自身也是通过劳动这一本质活动与自然界不断进行相互作用与影响而实现生存和发展。人的生存与生活从一开始就与自然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作为关系存在物,人只有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中才能实现其本质,开创其生活,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關系是人生产和生活最基本的关系。而自然界也需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凸显其价值和自身更好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自然”并非是一个不变的、孤立的实体概念而是一个不断人化、存在形式变动的历史范畴。基于此,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生活前提的批判性审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实质上表征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互动过程。

“自然的人化”是指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影响自然发展进程和关系的变化,使其变为“属人的存在”。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在人类出现之前自发地依据自身规律进行着发展和演化。自人类出现以后,自然就与人类的生存、生活交织在一起,从此,自然就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的、必要的要素,其发展开始带有人为也即“人化”的烙印,“自然史”也就必然内含和融入人的生活史。马克思批判地审视了生活的历史前提,他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从本源上批判了生活前提的教条性、先验性规定,从而确立了它的现实性、历史性和关系性原则。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519。马克思把人、人的活动同自然联系起来,把生活史和自然史统一起来,肯定了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因素及其发展进程的影响,并必然形成“自然”人化生活史,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自然观”的历史过程视域和现实生活立场。

“自然的人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方面,在马克思这里它包含两重含义,即“一是指人及其活动因外部自然界的影响而做出调整和改变;二是指人不受约束、按照自己意志自由行动的本然状态”[2] 。

在第一层含义上,“人的自然化”凸现了自然规律对人及其生活过程的作用与影响,是人对自然的适应和遵从。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活动具有受动性,受自然及其发展规律的制约与束缚,“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3],只有尊重和顺应自然的规律,人才能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因此,认识自然及其发展规律即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人生活活动的首要前提,并贯穿始终。也正是在这一活动中,自然及其规律不断内化为人的身体和智力因素,进而实现“人的自然化”。第二层含义则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的生命活动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是说动物的生命活动是一种被动适应自然界的活动,只具受动性,而人的生命活动虽也有适应自然的一面,但这一适应则是能动的,有着选择性和创造性。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在意识的参与和指导下,人充分考量自然因素及规律对人生存与发展的价值,趋利避害,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创造出自然规律本身所无法实现的东西,以为生存和生活服务。换言之,在“人的自然化”的第二层含以上,人的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是自然力影响和渗入人的现实生活前提和基础。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生成的现实路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通过对生活历史前提的批判性分析,把人与自然关系归结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互动过程,既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了自然对人及其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二、马克思“自然观”对人类生活空间场域的建构

马克思通过对生活历史前提的批判性分析,指出“现实生活”是一个通过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而正是这样“一些现实的个人”利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通过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不断改造“天然自然”,并使它不断向“人工自然”“人造自然”生成和转换,而“天然自然”“人工自然”和“人造自然”则构成了人类现实生活的空间场域。

“天然自然”也被称作为“第一自然”,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然工厂。“天然”是指自然未受人为因素的影响或受人力干扰的程度不深的自我演化和发展状态,这一状态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的主导地位。人类生活早期,受制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够深入,人在实践活动中处处受制于外部条件和自然规律呈现出极大的受动性。这一时期,人们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集聚在一起,用群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人体力和智力上的不足与缺陷,从而获取必要的生存资料。他们的生产活动形式主要以采摘和狩猎为主,使用的也基本是直接或简单改造过的天然的、粗陋的生产工具,而获取的对象也多是植物的果实和野生动物。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主要以自然所提供的原始的物资资料来确保生存和维系生活,从而体现出对自然的顺从性和依赖性,而自然则以自身的规律进行演化和发展,并与人的生存与发展进程保持一致。

“人工自然”则是人类在认识和把握自然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改变自然因素的存在形式以及自然规律作用的方式,为自身生存和生活营造的良好的生态环境。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生活”具有历史性和延续性,表现为世代的更迭和交替。但是,这种更迭和交替并不是像黑格尔所言的那样,是“绝对精神”的异化和对异化一种简单的、没有任何变化的前后承继,而是“现实生活”不断丰富和提升的辩证发展过程。而“现实生活”的不断丰富和提升则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相互作用实现的。如前所述,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是人对自然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的统一,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人类遵循真理原则并依据客体的尺度,探寻自然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人类按照自身的需要即主体的尺度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本身,并因此改变自然界中诸多因素的存在形式以及自然规律作用的方式,使其内含有“人为因素”成为“人工自然”,并为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服务。

“人造自然”是现代科学技术物化的结果。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人类对科技研发的投入越来越大,科技新品应用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也越来越短。人类在现代科技成果的辅助下,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人类利用科技手段可以模拟再现自然规律创造有利于自身生活的外部环境,如人造林场、湖泊、牧场等,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造合成各种人工制品。这些仿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制品丰富了人的生活内容,提升了人的质量,并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积累了坚实物质基础。

“天然自然”、“人工自然”和“人造自然”在空间上并存并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场域。“人工自然”和“人造自然”在实质上是人类把握和利用自然规律对自然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是对“天然自然”的改进和超越,且充分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智慧性特征。而随着现代科技不断进步以及人类生活不断智能化,自然“人化”的程度会不断加深,速度会越来越快,更多的“天然自然”也将会不断地被改造为“人工自然”和“人造自然”,这是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生活史与自然史相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

三、马克思“自然观”的价值旨归:人的现实幸福

实现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毕生的价值追求,它似一条红线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之中,这突显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性。而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以现实主体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为外在形式。马克思的“自然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价值取向上也必然指向现实的人与人的生活,并以人的现实幸福进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为最终目标。“幸福”虽然外在表现为主体的心理感受,是人对自身生存现状的满足,但在马克思那里,“幸福”“更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社会关系结构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状况”[4]。因此,在实质上,“幸福”是一种现实关系的表达,表征为现实的人与生活其中的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自然”并非是一个不变的、孤立的实体概念,而是内在于人的生活世界,“而构成生活世界的生活主体是现实中一个个有目的、追求着自身利益和生存权利的活生生的人”[5] 。因此,作为人的生活场的“自然”在具体内涵和外在形式上必然与现实的人的活动、社会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和转换,并与人的活动和相应的社会制度保持一致。

早期的人类生活,受限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自然”的人化痕迹还不明显,人以“自然共同体”的生存形式依靠集体的力量从自然界中获取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这一时期,“自然”作为公共资源与人及人的生活保持较原始的内在统一性。但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作为人的生产和生活要素并为全体成员共有共享的“自然”在内涵和形式上也发生了本质置换,并具有了经济、政治的双重功能,彻底沦为了统治阶级敛财和统治的工具。具体而言,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拥有自然资源的专享权,奴隶连同自然资源都隶属于奴隶主,自然资源与奴隶阶级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到了封建社会,土地资源这一重要的自然要素与现实的封建化的阶级生活内在一体化,“领主的权势是同土地占有结合在一起”,“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1]150。

农民阶级对“自然”的依赖性转变为以“土地”为中介对地主阶级的依附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从内涵、形式到功能作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家投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却将这一生产目的作为其生活处事之原则。因此,自然资源作为资本家私有的生产资料被资本化、商品化,并以一种异己的力量奴役人、统治人(主要是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和统治),自然与人的关系彻底异化了。由此可见,在阶级社会中,作为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来源的“自然”被政治化和阶级化,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不自由、不幸福。

除了社会制度这一因素外,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另一原因是人对自然无限度的利用和索取。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人类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私利和欲望的驱使下打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幌子,对自然肆意掠夺和改造有时甚至不惜违背和破坏自然规律,“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6],从而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恶化。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致使人在追求自由幸福的道路上愈加不自由和不幸福。

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实际,是遮蔽人的现实幸福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大因素,因此也是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纪所面临的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及人同本身的和解。”[7]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和解”思想。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以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这一思想又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阐释。而“和解”也即意味着对现实异化关系的扬弃,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1。具体而言,就是要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运动,彻底扬弃全面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真正属人的社会。到那时“利益的共同已经成为基本原则”[8],人也因此从根本上实现了同自然及本身的彻底和解。

综上,不难看出,马克思“自然观”把“自然”作为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并非单纯地只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与人的现实生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并且指出,自然也只有与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才能彰显其自身的存在价值。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自然观”具有生活和价值的双重维度。以马克思“自然观”审视人的现实生活,要彻底解决人类现代生存的困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要改变那种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狭隘的、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改变那种仅把自然当作人类获取利益工具的态度,就是要树立“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生态自然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王伟.“人的自然化”概念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J].教学与研究,2020(07).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

[4]  杨楹.马克思哲学的最高诉求:“人民的现实幸福”[J].哲學研究,2012(02).

[5]  杨楹,李志强.论马克思生活辩证法的内在逻辑[J].中州学刊,2019(0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3.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3.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09.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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