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像我这样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印象深刻。因为改革开放前我们经历过，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状况、生活水平如何，而今天又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当然，有些局外人也看得清楚。这些年来，我经常有机会跟外国政党的一些领袖接触、交往，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被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靠什么办法使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讲出多方面的答案，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么几条。

第一，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这个话似乎谁都会说，有的人甚至把这个话当作套话。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因为思想极大地解放，对社会主义有了过去没有的一些新的认识，我们才有了改革，才有了开放，才有了发展的各种举措，才有了今天的巨大成就。

这一点，我觉得有些外国人的感触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我们还深。2006年我去保加利亚，听保加利亚共产党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的社会党主席利洛夫跟我们讲他所总结的东欧剧变的教训。第一条，他就讲原苏东共产党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地区没有发展，停滞了。他们讲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的一些论断，他们没有根据新的实践去发展、去创新。结果，当年的有些说法跟后来的实践对不上号了。因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改变，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当年设想中的社会主义也有了很多的不同。一个理论连现实都解释不清楚，怎么能指导实践呢？别说普通老百姓不一定相信这个理论，就是领导干部，包括部分理论工作者，也未必相信那些理论。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不也曾经发生过信仰危机的问题吗？当年那些说法，在我们打开国门之后，说服力就大不如封闭的时候了，有的人学会了思辨。但是，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感悟。我们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有很多的理论创新，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我们又有很多实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所以，我们成功了。

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理论家曾经做过一个有意思的比较，很有说服力。70年代末，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而差不多同时苏共中央决定入侵阿富汗。两个大党，两个不同的决策，导致了两国命运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至今依然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的理论，而是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丰富发展，包括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坚持体制改革。1978年以来的40多年中，我们不断地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

一个例子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项改革之前，我们农村是贫困的，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说法，我们还有1/4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当年我们总人口不到10亿，1/4就是2.5亿人。贫困的含义，我认为就是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那我们想想什么原因呢？不就是因为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体制吗？大家出工不出力。所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马上就不一样，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承包到每家每户去种，种得怎么样没人管了，但是每个农户都清楚，种得怎么样跟他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看联产承包责任制马上就见到了成效，农民的温饱问题迅速解决，城镇居民的农副产品供应也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今天跟40多年前比，我们人口增加了好几亿，因为城镇化建设、工业化建设，耕地又少了很多，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不光吃饱了，而且吃得很好，就是这项改革的威力。

再一个例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作出的决策。在这之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被我们说得很满、很美妙，有计划按比例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理论上当然是如此。但是，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谁有能耐把我们的经济计划得完全合比例呢？计划经济经常是计划不好，导致了严重的比例失調。另外，计划经济还有一个通病没法克服，那就是让大家没有积极性，没有效率，没有活力。

1992年之后，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使出浑身解数。今天，我们国企的一个最基层的员工都明白，如果他所在的企业在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他的收入就有可能会更高一些;如果没有竞争优势，那他的企业就有可能垮掉，他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所以，1992年之后，我们很快告别了粮票、布票，告别了短缺，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第三个例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这个基本经济制度，过去指的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当然，在十九届四中全会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那就多了，不光所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在此之前，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个体经济有动力、有活力，因为是自家的买卖，所以不怕吃苦。80年代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国有的搞不过集体的，集体的搞不过个体的。但是，个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党内曾经引发过争论，出现过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有人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包括从业人员的大量增加，已经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构成了威胁。这样的想法、言论显然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97年5月3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对这样一股思潮给予迎头痛击。在这篇讲话初步统一思想的基础上，下半年召开党的十五大，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扫除了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在那之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了。

我对浙江的情况比较熟悉。大家都知道，浙江的民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得是比较好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很多地方高，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可见这项改革的作用和意义有多大！

第三，坚持对外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这两个词基本上都是连在一块讲，改革在前，开放在后。但从实际的进程来看，应该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开放促改革。当然，反过来改革也促开放，它们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我们一开始下决心改革，就是因为我们了解了外部世界，我们决定开放，同时决定改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4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开放，开放的领域越来越宽，开放的程度越来越深。一开始，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后来我们又有能力“走出去”，我们现在是全方位开放。想一想，开放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带来了外国的资源能源，带来了巨大份额的外国市场，带来了外国先进的理念、体制、机制。我曾经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广泛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成果是不带有阶级属性的，不带有社会制度属性的。虽然可能是美国创造、英国创造，其他的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但只要是人类文明共同成果，我们都可以吸纳，我们都可以学习。而且，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还有自己的创新，甚至很多方面，我们后来者居上。

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解释一下，就可以理解我们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当然这3个方面不是我们成功的全部，但在我看来，是哪一个方面也少不了的。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共党史十二讲》    作者：谢春涛 等    本文作者：谢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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