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月 刘占祥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诞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邓小平同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生成语境。邓小平同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基本问题聚焦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创新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读，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战略话语、中心话语、动力话语以及环境话语。邓小平同志从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主题、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突出话语的人民性意蕴这三个方面出发，积极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生成语境;基本问题;时代价值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继承与发展研究”（SC17EZD015）。

[中图分类号] A49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8-0040-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8.004

話语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集合，而是时代声音的形象表达，是有特定价值取向的语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1]邓小平同志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开篇之作，也是反映中国道路、引导改革开放的观念体系。近年来，学者们多从传播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展开对邓小平理论话语的研究，侧重于探讨这一理论话语的特征、修辞、传播、功能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视阈下，学界的探索主要涉及邓小平理论话语的概念分析、言说特征等基础性问题。

一、生成语境：对中国历史方位的认识与国际形势的判断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境既是指上下文，又是指语言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任何话语的生成与发展都受到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的制约。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的继承与创新，在延续了话语的内在逻辑的同时塑造着新话语的语境。它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与国际形势的判断两个方面。

（一）从“幼年时期”到“初级阶段”：对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关于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定论深刻阐述了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国内语境。邓小平同志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论述的基础上，深刻反思苏联社会主义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等一系列判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判断的酝酿早在70年代末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与“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等判断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阐述最早出现在1978年，在利比亚政要来华访问时，他首次使用“发展阶段”的提法：“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2]73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延续了毛泽东同志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为“发达的社会主义”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思路，并将其进一步深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把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作为制定发展路线与战略的依据。到了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虽然没有准确概括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但多次强调政策的制定不能离开现实，不要超越发展阶段，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

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围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这些带有定论性的表述丰富发展了党对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也表明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方位的认识趋于成熟。1981—1986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或作出肯定性批示的党的正式文件中频频出现“初级阶段”概念，比较明显的有三次。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3]838二是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并指出当下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现状。三是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特征。这些表述不仅基本概括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而且将其作为当下基本经济政策的现实依据。1987—1992年，邓小平同志直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次数比上一阶段明显增多，对历史方位的认识更加全面。他最后谈及初级阶段是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并告诫全党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十代人长期努力奋斗。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一直注重正确认识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越来越深刻。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判断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设想，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设定了语境。它的酝酿、形成与发展过程告诫人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全盘西化。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必须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4]，这同样适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5]我们必须在客观理性地认识国情、全面辩证地把握所处发展方位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努力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二）从“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对战争与和平认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的长期观察研究，依次提出了“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等论断。

1977—1983年，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基本判断是“延缓战争”。这一时期，他认为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必须正视战争危险，保持警惕，但如果搞好反霸权主义斗争，在双方战略部署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短期内不会爆发战争，不必过分担心战争形势，应把握时机搞经济建设。具体而言，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认为“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6]78，面对美、苏两霸的双重威胁，必须强调战备工作的必要性。这是因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苏边境的局势紧张，里根总统抛出“星球大战”计划，使美苏两霸之间的军备竞赛更加升级。国际形势确实“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甚至有爆发核战争的可能[6]241。所以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正视严峻的国际形势，抓紧时间做好战备工作。

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对反霸权主义斗争越来越有信心，对国际形势的预测越来越乐观，并且将经济社会建设的大政方针与国际形势进一步联系起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是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就提出的，但当时只是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美苏都没有完成战略部署”[6]77两方面初步分析了延缓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进入80年代，邓小平同志对争取世界和平更加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从战争与和平力量对比中判断国际形势，敏锐地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第三世界是维护和平的积极力量。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8月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所说：“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6]416，虽然霸权主义并没有消失，但由于目前制止战争的因素大大增加，他们不可能像过去一样肆意主宰世界了。

1984—1988年，邓小平同志对和平问题的现状与前景估计更加乐观，进一步作出“战争可以避免”的基本判断，并且首次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时代命题，用“东西南北”四个字来概括当下世界最大的问题。80年代中期，经过对国际上各种力量长期的考察与研究，邓小平同志已经很确定虽然战争危险一直存在，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7]82，“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7]105，因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302。

也正是在1984—1985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命题被提出并正式确立下来。1984年，“和平”与“发展”两个概念首次作为一个整体表达当代世界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与南北问题是“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2]282。同年10月31日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邓小平同志准确地点明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战略性”[7]105地位。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首次将当前世界最大问题概括为“东西南北”，根据“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基本判断提出“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等概念，详细论证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对于推动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的关键意义。

1989—1992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国内政治风波使邓小平同志意识到，国际形势正因霸权主義强权政治的不断升级而愈加复杂，因而作出“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严重”这一基本判断。两极格局被打破后，美国企图建立起一家独大的全球秩序，欧洲几个发达国家也想垄断世界，国际形势比过去两霸争夺世界时更加不稳定、不可预测。因此，在1989—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围绕“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严重”这一基本判断展开对国际格局与时代任务的阐述，尤其强调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造成的威胁。

“和平”与“发展”是邓小平同志概括时代主题的两大关键词，简练而深刻地说明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认识。从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围绕国际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基本判断，最终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7]281这一结论。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是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解决的主要任务。

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形势与时代主题的判断及概括是在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分析我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对于当下正确认识国际战略形势，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复杂的国际与国内形势，秉承开放包容精神，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继承历代共产党人关于和平发展论述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炼和平发展理念与外交实践经验，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一系列新时代和平发展的新观点与新论述，为时代主题赋予新的内涵，深刻阐述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国际经济合作重要战略，为谋求良好外部环境、应对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话语。

二、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础问题”[9]4。那么，邓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为系统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搭设了初步的话语框架，其概念、判断与陈述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而展开的。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与总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经验[7]116。事实证明，只有从对社会主义“本本化”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彻底搞清楚日用而不觉的社会主义概念，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贯穿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始终。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言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5—1979年，主要围绕“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两个概念展开对社会主义的论述。第二阶段是1980—1986年，在此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发展生产”与“共同富裕”两个概念。第三阶段是1987—1992年，正式形成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邓小平同志没有把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预测上，或者局限于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局部表象的理解上，而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目的内在统一的维度深刻而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概念。

1975—1979年，邓小平同志主要是通过重新强调“按劳分配”与“公有制”这两个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证明的原则来阐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对社会主义的直接阐述是在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他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应关注不同性质、类型的工人待遇问题，对工人予以物质鼓励。第二次是在1978年3月，在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同志讨论《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6]101，对工资制度的改革一是打破低工资制，详细制定工资分级标准，二是恢复并健全考核制度，强调物质与精神奖励并重。

1980—1986年，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阐述主要围绕这三个层面：一是发展生产，二是共同富裕，三是公有制为主体。在70年代末，“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两个概念出现的频率较高，而80年代中期“共同富裕”概念则被更多地强调。到了80年代末，“共同富裕”成为言说社会主义概念的关键词语。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同志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将“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两条作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2]333。1986年9月2日在与华莱士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更加直接地将社会主义原则概括为“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7]172。1988年5月25日，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科什的会晤中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落后的现实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7]265。同时强调了发展生产的紧迫性，特别指出只注重“精神方面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具体结论的片面理解，群众只有先吃饱饭、活下去，才能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经过了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实践，邓小平同志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多个视角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概念的表述也越来越凝练。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7]135，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清晰的阐释，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提出，说明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阐述既充分吸收了前人优秀成果，又十分尊重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生動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10]邓小平同志虽然继承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老祖宗”反复强调的概念，但没有预先创造出一整套话语，而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推动一系列概念与判断的创新及发展。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地位高度总结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10]“总设计师”与“开创者”这些定位凸显了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伟大事业做出基本框架设计的历史贡献。进一步说，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战略话语、中心话语、动力话语以及环境话语。

1.“三步走”：发展战略话语

“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和战略路线的表述，它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的未来发展目标与“两步走”的战略步骤。不同的历史阶段，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条件变化来计划相应的战略目标、制定发展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经验。在1974—1975年，邓小平同志还未突破周恩来同志于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但对第二步中“20世纪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判断持保留态度，认为用“比较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更为恰当[2]10。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代表团时首次使用“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发展了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战略目标：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 000美元这样的指标来解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一概念，并且首次化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概念来描述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发展水平。1982—1987年，邓小平同志围绕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进一步提出“两步走”“十年翻两番”等论断将战略步骤逐渐细化：“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2]187，这些目标与战略部署在党的十二大中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正式提出。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首次全面阐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7]226在随后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邓小平同志“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被正式确定下来。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中心话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思考与阐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南方谈话中“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邓小平同志始终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关键词，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条件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以及“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重要论断。

1957—1975年，邓小平同志初步形成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围绕“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这个基本判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开一系列论述。在50年代主政西南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将经济建设工作作为西南区的中心任务之一。例如，在1957年4月西安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11]47。6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为提高农村生产力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1975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巧妙运用“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重点强调“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项内容。此时，全党全国实行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已形成雏形。

1978—1987年，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重心任务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角度阐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键意义。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方针，但仍有一些人因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总是有意无意地返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深刻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7]235，并多次论证搞社会主义不能忽略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有生产力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讲，只有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正如他在1984年10月22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7]89也就是说，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需要生产的发展做支撐。

从党的十三大到南方谈话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经济过热与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围绕“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这一基本判断，从保证社会稳定，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告诫全党必须解放思想，坚持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基本路线不动摇。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只有4%左右，针对这个现象，邓小平同志在3月3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经济滑坡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7]354。在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稳定固然重要，但不可过分强调稳定而丧失发展时机。1992年在南方视察中，邓小平同志重点强调要抓住机会加快发展：“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7]37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要求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要求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太慢。

3.“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发展动力话语

“改革开放”概念表达了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彰显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最鲜明特色，它的历史演进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脚注。在经历了“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对外经济开放、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和开放”等一系列表述形式之后，直到党的十三大完整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概念才被完整地提出，并从性质、历史定位、未来发展等方面得到全面的界定。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改革”概念定位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6]136同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150

“对外开放”概念直接来源于毛泽东同志在60年代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一论断。“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的方针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而出现了偏差，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积极给予纠正：“自力更生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2]16，“不排除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成果”[2]18。这些表述虽然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语形式，但明显表达出“中国需要开放”这样一种意蕴。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在1978—1979年期间多次强调我国要实行开放政策。198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6]367，第一次将“改革”与“开放”两个概念并列提出。这个提法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下来：“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实践不断深入发展，“改革”与“开放”这两个概念逐渐融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期间多次将对内搞活解释为对内经济改革，并将“改革开放”概念逐步上升为政策话语。1984年11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7]98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要时指出：“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7]117

从党的十三大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概念经常与“强国之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历史性决策”“一个伟大的试验”等表述同时出现，实际上是对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话语定位的不断确认与加强。邓小平同志在1991年同几位中央负责的同志谈话时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7]368不难看出，党在此时已经将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并不断加强“改革开放”概念的历史性意义。

4.“稳定是当今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发展环境话语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是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环境问题的基本表述。从70年代开始，邓小平同志开始提出并不断深化关于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系列论断。在1975—1978年，邓小平同志对发展环境的论述还处于酝酿阶段，没有提出代表性论断，只是借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政治话语来表达维护安定团结的重要性。1975年，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后立刻展开全面整顿，尽力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这时他并没有独立提出“稳定”这一概念，而是沿用毛泽东同志的“三项重要指示”这一陈述，强调“要安定团结”“以安定为好”[6]12等意义。“四人帮”被粉碎后，为肃清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造成的混乱，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加强革命秩序与革命纪律，为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与全面改革创造革命化的社会风气与稳定的社会环境。

1979—1985年，邓小平同志从经济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惩治腐败）等角度论述维护稳定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围绕“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概念形成一系列相关论断。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两篇讲话中，都出现了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定团结政治保证的论述。

80年代末，国内社会出现了经济过热与政治风波，国际社会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更是极大冲击了共产主义事业。但无论何种境遇，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顶住压力，尽力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坚决推行改革开放。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等文章中，邓小平同志以“四个现代化”“国家主权”“社会主义道路”等概念为关键词论述“排除两个方面干扰，坚持以改革发展求稳定”的意义与具体途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12]。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围绕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许多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反映了中国的实际，顺应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引领着全国人民一步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10]。

三、时代价值：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提供历史经验

邓小平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开篇之作，紧密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夯实话语内在学理支撑，积极吸收大众话语的合理成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要紧密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着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新的时代命题，并且深入实践挖掘第一手材料，深入了解群众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立足中国实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3]341。如此才能实现话语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才能提炼出符合实际、联通民心的标识性概念，不断推进中国话语创新。

（一）政治话语：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练话语主题

政治话语是政治领导人表达国家政治主张、发展方向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议会辩论、议案、法律……媒体对政治领导人的采访、政府新闻发布会、党纲、政治选举等都可归入政治话语之中”[14]3。政治话语依靠国家机器的力量传达国家制度设计与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紧密围绕一定主题，始终坚持鲜明的理论指向并保持合理的张力，不断提高对政治秩序与政治价值的解释力。

现实的实践决定了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建构政治话语。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在传承中发展，在坚持中创新的问题。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党的十三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在党的文件中确定下来，党的十四大首次提出改革目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阐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概念，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概念，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概念，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科学命题。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话语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但始终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并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过程中发展创新。

进一步说，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这一主题建构中国话语，应注意传统话语与新语境的呼应关系，延续中国话语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或提炼出新概念，在新语境中沿用传统话语，引导人民群众依据传统概念了解并认同新语境，增强中国话语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如“改革开放”这一概念是当代中国的标识性政治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历久弥新的概念，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它在新语境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时代内涵与历史定位。“改革开放”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党代会报告中的热词。党的十四大将改革开放定位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9]11，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15]3。党的十六大报告将改革开放视为“强国之路”[15]6，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7]8，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原先的“强国之路”发展为“必由之路”[1]11，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将改革开放定位为“新的伟大革命”[18]11。从不同时代的话语定位与概念内涵的变化不难看出语境的变迁。还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概念都是通过回溯、提炼与更新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传统话语来实现话语创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主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现在我们是将“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更加自信地根据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发展环境，如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经济发展新常态等现实国情，在不断完善现有概念的同时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来诠释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二）学术话语：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推进话语创新

学术话语是指一个国家的学术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传播和交流等活动中按照一定范式所进行的学术表达[19]，蕴含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中国的学术话语必须根植于中国土壤，以当下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才能有力地剖析现实，不断讲出时代新话。另外，学术话语既要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和阐释，也要具备亲和力与向心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话语本身集中民智、凝聚民心、激励社会成员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长期奋斗的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作为学术话语并非以抽象的概念阐述意识形态，它创新的起点不是抽象的逻辑范式，而是活生生的实践活动，必须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7]179从改革开放以来党历次大会的主题与提出的新概念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政治话语创新的深厚土壤。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建构话语，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以感性思维发现并初步总结现实问题，再运用理性思维进一步将现实问题提炼为学术问题，将其归纳到合适的理论谱系中进行研究，用恰当的概念、范畴概括这一问题。在总结经验、建构新的理论话语的同时，发挥话语引领实践走向的前瞻性作用，以话语创新助力改革开放的推进。

作为学术话语的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建构也需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0]274实践是思想之母，现实问题也是话语创新的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不断发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建构新理论、形成新话语”[21]21-22的过程。它之所以能成为群众的理论武器，根本上是因为它能够扎根中国、胸怀世界，从鲜活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推动话语创新。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临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通过斗争解决不断形成的新矛盾，在总结斗争经验的过程中建构新的话语，进一步指导斗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国内新的历史方位与社会主要矛盾交织交融，如何在变局中开创新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需要研究、解释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大众话语：突出人民主体地位以彰显话语人民性意蕴

大众话语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它以国家的政治意图和社会现象为话语内容，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话语的创新与社会发展进步一样要依靠历史合力的作用，如果失去普通群众的力量，话语就会逐渐枯竭。从这个角度看，大众话语的主体应是政府工作人员、理论工作者、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的结合。普通群众不只是被动地接纳话语，需要重视他们在话语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要搞清楚“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可以更好地契合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诉求，赓续传统话语的文化基因，形式活泼多元，就能充分发挥话语的宣传教育功能。

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中，许多概念与判断是对群众实践经验的提炼与归纳，或是直接采纳群众的语言，在形式上简洁洗练地阐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理解。具体而言，从内容上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會主义话语中汲取了大众话语中的诸多素材进行加工改造、总结提升，形成言之有物而通俗易懂的话语内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7]382，“大包干”就是农民群众的发明。从形式上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简练通俗的语言特征获得了人民群众广泛的理解、认同与支持。《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中多数的篇章都以谈话的形式呈现，许多表述巧妙运用或化用典故与民谚，务实生动的言说风格使话语具有“字立于纸面”的形象性，如“三步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个有利于”等表达言简意赅、脍炙人口，创新了思想理论宣传与教育模式，推动了大众话语的传播。如此一来，既避免了对传统社会主义话语模式产生路径依赖，又更加贯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践。

改革开放走过四十余年，“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崛起”已成事实，通过有说服力、影响力的话语来总结中国经验，阐述中国道路，传播中国理论，让人民群众与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它、认同它，是建构中国话语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政治话语要“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2]，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打造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

具体而言，一方面，善于向群众学习，使话语内容反映群众诉求，维护人民利益。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中国梦”这一概念时提出，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3]，这就将国家发展大政方针与人民群众的微观诉求统一起来，能够让“中国梦”这一概念深入人心。面对国际社会，我们不仅要主动设置国际普遍关心的议题，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还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概念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出中国主张，让世界了解“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话语言说方式要符合大众思维模式、表达方式与接受习惯，让话语容易入耳、入脑、入心。因为人民群众对中国故事、中国方案的理解与把握大多是通过党的各级领导和各种类型的媒体等对政策的阐述来实现的，极少数人会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找中国道路的依据。不论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经济发展分三步走”，“不当头”“不得罪”，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人不犯‘红眼病，欢迎各国‘搭便车”，都是非常接地气的表达，也兼顾了东西方文化结构与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有利于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难理解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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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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