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坤 王艳华

[摘要] 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不仅是学科意义上的生态危机问题，还是一项关乎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正义实现的重大政治问题。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发现，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理解为我们重新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按照佩珀的看法，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唯有选择生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才能穿越“绿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而建构一套适用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正义原则，最终通达马克思构想的关于人类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

[关键词] 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正义  政治哲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信仰精神的现代性变革及其教育研究”（王艳华主持，编号为16BKS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坤，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王艳华，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当代信仰理论。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72（2021）03-0001-09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商业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共同推动下，获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率先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人类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生态问题成为严峻的世界性问题，引发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很多研究生态危机的理论，但是从深层次反思生态危机原因的理论并不多。要把握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学者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中去寻找。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義经济危机的本质关联，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衍生形态，要揭示它产生的根源，也要追溯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这一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生态危机为背景，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生态危机展开了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理论探索。其中，英国思想家戴维·佩珀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为我们重新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他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解决路径进行了政治哲学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绿色资本主义”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尝试在政治哲学视域下反思马克思与佩珀的生态思想，从中探寻破解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政治哲学方案，并对“绿色运动”和生态中心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有效回应，进而为人类社会的新文明形态指明方向。

一、 从生态问题到生态政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

马克思哲学思想究竟有没有关于生态危机的专门论述？如果有，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将生态危机指认为一项政治问题的？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依据政治哲学原则揭露生态危机，这又在什么意义上符合马克思的批判本意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引申出两种理解模式。美国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曾明确提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早已揭示出人与自然的真正关联，在他的理论和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①。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已经显露无遗，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阶级分析法为我们解决并克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启示。但是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将自然理解为生产力要素，尽管他和恩格斯提出过“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②“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等重要论断，但这都只能表明他们阐明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却无法证明这是关于生态危机的政治哲学表达。

事实上，无论我们基于何种理解模式，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透支自然界造成的，是资本逻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无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是否存在关于生态危机的专门论述，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都必然蕴含着对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理解。马克思对资本增殖的本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①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生产力将不再继续作为生产的力量进行物质创造，而是与技术手段、交往手段等共同构成一种类似于货币和机器的破坏力量②。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正是由于资本在增殖本性的驱使下，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所导致的一场危机。马克思还预见性地分析了消费需求的异化，这种异化已经为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证明。因此，要真正理解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的原初语境，特别是要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哲学批判当中。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内，生态问题不仅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处境的一般问题，更是一个关联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社会正义的政治问题。我们也只有在政治哲学的思想地平线上，才更有可能洞察到生态问题的真实本质以及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深层关联。

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来看，就其根本而言，马克思实际上早就已经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剥削的问题理解成一个政治问题，理解成一个关乎统治阶级利用物质条件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问题。换言之，马克思不是从自然的或者生态的视角批判资本主义，而是从政治维度揭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马克思的卓越性主要在于，他拒绝了经济学家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的观点，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并且，他的全部工作都不是致力于在现象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而是要在固有的观念深处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与理解，颠覆并超越种种现代意识形态，进而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做出准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为理解生态问题奠定了政治哲学基础。因此，我们无须过多探究马克思哲学思想是否存在关于生态问题的专门论述，而应当在历史事实的意义上明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哲学阐释，明确“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③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层意涵。

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包含生产和消费的逻辑。并且，生产与消费在资本的催逼下，愈发呈现无节制和无限度的扩张趋势，这种极端的扩张趋势对生态环境的直接损害，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断言的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或自我毁灭。奥康纳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比其他主流思想（比如自由主义、环境主义、“绿色运动”等）更有发言资格。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和生态环境的困惑，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到答案①。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征服自然的新型手段，更准确地说，资本与技术的合谋已经演变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关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必然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二元论理解模式，进而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进行探究。对此，佩珀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探索，他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思考了以下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合乎正义原则的生态文明何以可能？如何凭借一种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政治策略来应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态社会主义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

二、 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何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不仅是现代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它还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特征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对剩余价值无限制压榨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对生态基础的非正义利用。因此，当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宣扬要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时，这种“绿色主张”就只能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非但不会以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代价，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解决方案，反而还在一定程度上用欺骗的方式隐瞒生态危机可能会终结人类历史的重要事实。为了克服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进而破解资本主义“绿色政治”的意识形态幻象，相继有不同学派的学者提出过诸多理论构想，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是两个对立的独立单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无限践踏，将直接加速自然世界的毁灭。只有在人们的思想认知中重新树立尊崇自然的理念，以自然法的生态准则进行约束，才能够确保自然世界的绿色发展。佩珀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倡导的做法，虽然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人类破坏自然世界的事件发生，但其对自然的绝对尊崇实际上就是对人类自身的降格。换言之，生态中心主义在超越生态危机的方法设想中，陷入了典型的二元论思维，这无疑会降低甚至颠覆人类的主体地位。因此，佩珀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将生态中心主义界定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意识形态，并提出了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

区别于生态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是要重塑人类中心主义。在佩珀看来，人类不是独立甚至对立于自然的存在物，其本质上是自然的存在。虽然人类在需求、消费和分配等方面发生的异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且愈发疏离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但这既无法证明人和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对立关系，也很难说明限制人类的改造行动可以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因此，佩珀主张首先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整体，然后以整体利益为核心，通过集体计划和集体行动来重组生产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整体利益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既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简单地否定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①

其实，马克思在阐述共产主义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②不难看出，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虽然这一学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法与马克思略有不同，但是从根本旨趣来说，二者都是以人类利益为根本立足点，致力于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探索一种适合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理想社会，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高度统一。

区别于“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是要在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他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建构和路径探索。在经济生活方面，佩珀主张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一切经济活动以满足人类的实际需要为基点，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主张一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有效规避经济的无序性增长，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使用界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政治生活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一些流派认为，国家制度只能在宏观方向上做出规划，却无法参与到破解生态危机的具体实践中。佩珀站在与之相反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制度恰恰是破解生态危机的根本保障，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家间的制度联合，形成统一的有机系统，才更有可能通过政策引导和强力执行来推进生态体系建设。至于日常生活方面，佩珀认为现代人的消费行为已经从实际需要转变为盲目的、享乐的非理性消费，这种消费模式虽然能够为人类带来短暂的精神愉悦，但是它将会使人类逐渐沦落到物质主义的深渊之中。所以生态社会主义的有效性就在于，它可以根据人类的实际需要重新规划生产和分配，以此重新确证人类的生存法则。

在当代，消费异化愈演愈烈，资本在增殖本性的驱使下过度生产，而过度生产必然需要过度消费。于是，资本主义通过大众传媒等手段刺激人的需求，进而导致过度消费，而过度消费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态危机。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变为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通过操纵人的需要来实现对人的控制。实际上，早在资本主义初期，马克思就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了消费需求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表述，现代人正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③这一发展阶段。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生产出大量的商品，并赋予其神秘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致使人们在消费时很难区分哪些属于必要需求，哪些又属于奢侈需求。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的操控将导致需求发生异化的历史必然，“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①，这样，“以前表现为奢侈的東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②。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现代人执迷于那些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对于原本作为人类必要需求的自然基础已经变为奢侈需求的事实却浑然不知。佩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并在当代背景下深入反思了需求异化、消费异化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消费需求、消费异化和资本逻辑就是不可控的，生态危机也就不可避免，“绿色资本主义”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成为“绿色资本主义”的。只有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由国家合理调控生产、分配和消费，实现生态正义，才能有效克服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

三、 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

佩珀的研究表明，只有采取生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才可能摆脱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也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有机的生态体系，生态正义才能转变为一种统一的政治原则，进而确保自然的解放能够顺利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表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虽然有一部分研究者指出，马克思的这段话主要是强调人类解放将在共产主义社会得以完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剖析共产主义理论敞开的自然解放的向度。

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其中必然包含自然解放这一内在环节。也只有在根本意义上实现了自然的解放，才能真正确立起生态正义原则。就此而言，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一致性在于：两种理论都立足于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来为社会的新文明形态建构正义原则。

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视域中，生态正义不是仅仅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而是主要强调以生态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正义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严重透支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的对立关系。因此，只有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才能“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①。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对我们有两点启发：第一，对正义问题的考察，应当着眼于人类生存的现实处境，特别是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受的普遍苦难;第二，资产者对无产者的高度压迫，本质上正是资本主义旧生产关系加速瓦解的过程。为此，马克思主张要实现无产者的联合，只有这样，无产者才能以整体的力量同资本主义的非正义行径相对抗，才能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②。

佩珀认识到了马克思思想观点的深邃性。佩珀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建构生态正义方面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不是作为自然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而恰恰是被证实的自然主义本身。换言之，关于生态正义的建构或关于自然的解放，其实就是关于人类本身的建构和解放，“自然的权利（生物平等主义）如果没有人类的权利（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从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而不是相反”③。具体来说，由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生产造成的生态危机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资本主义自身的有效控制，反而日益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安全。而且那些资产者在生态危机到来之前，会通过出让手中的资本继续生活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但是原本作为主要劳动力的无产者，却又一次要为资本主义的功利行径买单。因此，佩珀提出“社会正义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的”④。具体而言，生态危机的出现并非自然矛盾的现代显现，而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嫁接后的产物。所以生态正义的实现并非要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正义原则，而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做准备。佩珀洞悉到，只有把生态正义的真正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之上，确保不同阶级的人都能平等地履行社会责任与义务，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正义不只是停留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上，而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对社会权利和社会义务的平等占有。

不难看出，佩珀主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策略来实现生态正义原则，至少在两个意义上发展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第一，佩珀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凸显了政治哲学视域。对于全人类特别是对于无产者来说，生态危机仅仅在人与自然的现实处境意义上是一个生态问题，但是在社会正义和人类文明形态的意义上则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资本为了扩张无限利润，它会不惜以僭越法律和人类的生态基础为代价，这将直接导致现代人生存环境的恶化。与之伴随的是，现代人的需求异化、消费异化，也都将深刻影响社会生产对生态基础的改造方式。因此，佩珀主张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正义原则，这从根本上就具有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内涵。第二，佩珀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重点强调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阶级观点。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并实现人类全面解放的社会，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乃至马克思全部理论体系的最高理想。在佩珀看来，建构具有正义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和破解生态危机的过程是相一致的。作为社会变革主要力量的工人阶级，对正义社会的建构本身就包含克服生态危机的内在环节，而且在马克思建构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将不再受到资本和权力的宰制，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佩珀就此认为，我们要颠覆的不是那些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被他们长期操控的生产方式本身，即构成资本主义核心要素的生产关系①，这样才能推翻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压迫，进而为包含生态正义原则的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实现提供前提条件。

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不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国家能够有计划地使用资源，合理规划和调控生产、分配和消费，这就从根本上为解决生态危机奠定了制度基础。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确立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以朴素的语言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②，并在这一总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新理念，如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不合理消费，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道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④。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些思想理念与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通过二者的相互印证，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进而实现生态文明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将会为人类未来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综上所述，生态问题显然不是学科意义上的一般问题，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同意识形态和公平正义等现实问题紧密相關的政治哲学问题。只有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我们才更有可能洞察到生态问题的真实本质，揭示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深层关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为我们把握生态危机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哲学基础。佩珀立足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基础，深入制度的层面来把握生态危机问题。他分析了消费异化与生态危机的本质关联，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通过合理调控生产、分配和消费，实现生态正义，进而超越“绿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最终真正超越生态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佩珀提出的生态正义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正义思想，还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肖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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