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奇

摘 要：文化产品的空间属性给当代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社会文化空间问题，文化产业治理相对于传统范式而言，出现了一个新的命题——社会文化空间治理。运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和文化政治学理论，分析文化产业治理具有的空间维度，在此基础上提炼文化产业治理面临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文化认同危机、社会文化空间异化和文化产业政治参与单一问题，并从树立正确的社会文化空间价值观、规范资本运作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希望从空间视角解决当前文化产业治理面临的难题，实现文化产业“善”治。

关键词：文化产业;治理;社会文化空间;空间政治;文化政治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6-0060-07

文化产业是关于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生产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处于基础地位，正是现代技术推动的文化产品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文化才成为一类具有广泛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产业。文化产业以文化产品的生产为核心，而“文化产品是人类为解决共同的生活问题而创造的一种交往手段，一种意义表达与沟通形式，以便于传播与记忆，进而传递，保障共同生活的有序、连贯和可持续，因而又是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空间形式”。[1]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载体，文化产品的质量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在其中进行精神生活的空间的质量，决定着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然而，现实中资本和权力的深度介入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集中表现在文化产品的各种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从社会空间和文化政治的视角看，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文化认同危机、社会文化空间异化和文化政治参与单一。这些问题使得社会文化空间参与者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协调，也无法积极地合作参与文化产业共治，从而阻碍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有效推进。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治理中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文化空间问题的有效解决决定着文化产业治理的成效。因此，从社会文化空间视角分析当代文化产业治理的对象，并在梳理对象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对措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

文化产业治理是治理理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具体实践。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足。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方国家开始推行政府改革运动和新公共管理实践，在此背景下治理理论逐渐形成。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描述非洲的状况，此后“治理”一词被广泛使用。治理理论与传统的管理理论不同，二者在权力的主体、性质、来源、运行方向以及行使范围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治理理论强调更多治理主体的参与，治理主体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平等协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解决问题。据此可以认为，文化产业治理是在文化产业利益相关者公平公正地参与文化产业权力的管理和使用中，协调权力关系，有效处理文化产业发展问题，释放文化产业发展活力，最终实现文化产业权力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从而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文化产业治理主要以文化产品为中心，而文化产品具有空间属性。因此，文化产业治理理应包含空间维度。从社会空间批判的视角看，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现实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二是根据前者现实情况的变化需要建立一种对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分析框架和逻辑。第一个方面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说明社会文化空间问题成为当前文化产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是资本和权力深度介入文化产业发展的结果，它阻碍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有效进行并影响了文化产业治理的效果，从而作为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进入文化产业治理实践，表征了文化产业治理空间维度的现实生成。第二个方面是在理论层面阐明，既然社会文化空间问题成为文化产业治理的现实问题，就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全面把握其发生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之策。但是，社会文化空间有其自身独特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如果运用传统的文化产业治理分析框架，显然无法对其本质和表现进行全面把握。为此，文化产业治理需要一种空间视角的介入，通过建立一种空间分析框架，才能全面地把握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化产业治理，这也从理论层面构成了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

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维度，而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问题的空间向度主要通过文化产品的空间属性表现出来。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形式，即人类在这一社会文化空间中进行有意味的文化生活。因此，文化产品的质量也就是人类精神生活空间的质量。但现实中由于资本的广泛渗透使得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出现了较多的质量问题。众所周知，资本扩张是当代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之一。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其中表现之一是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资本内在的增殖本性必然要求其寻找回报率更高的投资领域，文化产业以其高附加值特性成为资本青睐的对象，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政策松绑更为文化产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但资本逻辑具有双重属性，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方面，资本逻辑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推动人类历史文明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其推动的效率优先发展模式也给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性要求将社会各个领域纳入其宰制之下，由此导致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物化和异化。资本逻辑的这种双重性也给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资本主导文化产业发展，意味着市场开始在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也意味着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在此状况下，社会财富大量向此领域转移，人们的文化生产能力因此大大提高，文化产品的形态和数量显著增长，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資本的扩张本性必然要求文化的生产以增殖和扩大积累为首要目标，文化自身发展逻辑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常常被抛诸一边，特别是当前金融资本日益掌控文化生产，由此造成的低俗媚俗、价值扭曲、虚无历史、文化泡沫等问题异常严峻。非但如此，由于文化产品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承载与表征着同特定社会生活方式的主体的想象相契合的哲学、宗教、道德与审美等文化形式”[2]，人们自由地进行文化生产也就是在行使自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但现实中文化生产的决策权被资本和权力掌控，公众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文化利益的自由、平等协商以及合理分配也没有充分实现。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和文化政治的视角看，文化产品的这些问题代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出现了问题，这些空间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文化认同危机、社会文化空间异化以及文化政治参与单一。上述问题充分说明，文化产业治理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文化空间问题，存在一种空间的维度。

从理论方面分析，既然空间因素成为影响文化产业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变量和因素，那么文化产业治理必然要将空间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建构一种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分析框架。作为构成文化产业治理问题生成方式之一的空间，文化空间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运作机制。它不仅是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性的文化空间实践，而且是展现主体性或进行权力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展现着话语体系与意义建构的争夺。所以文化空间不仅和资本积累有关，而且和文化政治、意义建构有关。它既是文化的，又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空间的这种特殊属性，使得它不同于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许多其他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传统的文化产业治理理论显然无法全面涵盖这些问题。文化产业治理理论如果不从现实问题的空间性出发，建构一种分析文化空间问题的理论框架，显然是无法做到对文化产业治理之空间问题的科学分析与有效治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文化产业治理同样具有一种空间的维度。

二、文化产业治理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对文化产业治理空间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以文化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空间理应成为文化产业治理的对象。文化产业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文化空间的纷繁复杂、叠加交错，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批判和文化政治的视角，从盘根错节、彼此相连的社会文化空间中梳理出以下治理对象：

（一）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失衡

文化产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文化产品结构决定着以其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因此，当前社会文化空间结構失衡主要表现为文化产品结构的失衡，尤其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层次、种类和区域分布方面。具体而言，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空间失衡都表现在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上，比如2019年我国共上映385部影片，票房收入达到642亿元，但票房排名前二十的影片贡献了总票房的三分之二，更多的影片在经历了“影院一日游”后就销声匿迹了。在当下文化市场中，格调低下的影视剧和演出、娱乐至死的选秀节目、低级趣味的访谈等基本型文化消费产品仍占多数，属于更高层次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文化消费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从而造成节目不同层次文化空间结构的失衡。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失衡主要都表现在文化产品形态上，所谓图书出版、广播影视、网络文化、人工智能等不同形态的文化产品，实际上是为人的精神性生存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形态，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生命体验。网络文化、人工智能等新型业态的文化产品，由于其高度融合性和智能性特征，能够同时刺激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觉器官而给人带来更好的生命体验。不过这些产品由于一定的技术门槛和较高的价格，无形中给许多人设置了消费门槛。不同区域的社会文化空间失衡主要表现在不同区域的文化生产能力上。现代文化生产需要建立在强大物质生产储备的雄厚资本、人才和技术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的区域不平衡发展导致区域文化生产基础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弥补的。

（二）文化认同危机

认同是人们“在他们的地方环境中进行社会化和互动的”[3]（P64）过程，生活在同一空间中的人们为了生产协作或情感交流，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共有的语言符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些共有的文化创造成为人们确认自我身份和群体归属的基础。从空间视角看，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生成于不同空间中的价值观念互相冲突或对抗，造成整体文化空间的分裂，从而导致文化难以得到认同或文化认同虚无。

宏观层面的文化认同危机，是指文化空间生产中虚无化、庸俗化、娱乐化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动摇甚至颠覆社会业已形成的历史符号和共同记忆，对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产生冲击，使社会成员陷入不可知论和怀疑主义的泥淖，对社会发展失去信心，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失去信念。[4]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在过往的社会文化空间实践中共同创造和互动的结果，共同的历史记忆使共同体成员成为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历史虚无主义用虚无化、庸俗化、娱乐化的手段否定和颠覆历史，使人们对民族或国家的认知无法实现统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这种多元价值对立的矛盾中变得逐渐模糊，国家治理也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微观层面的文化认同危机，是指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的人们由于价值观念的冲突产生的危机。社会文化空间是人们社会实践的结果，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空间。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空间由于价值认知的差异，很容易造成空间认同的对立和碎片化。这种碎片化的社会文化空间，通过财富、权力、话语等被分割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空间的实践者基于自身体验建构不同的空间认同，将其泛化为对整个空间的认知，形成相互冲突的空间认知模式，而这些相互冲突的空间认同在各自的空间实践中又被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造成整体空间认同矛盾持续存在并不断恶化。

（三）社会文化空间异化

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不仅是提供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过程，事实上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过程。在资本和权力的裹挟下，作为这一产物的社会文化空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成为带有拜物教性质的商品空间和刺激大众消费欲望的广告空间。这种社会文化空间不但无法与人的诗意栖居和自由全面发展统一起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立的力量，造成人的文化生存的困境。

人总是在特定的空间中生存，人的生存既需要身体和实践活动的物质空间，也需要精神和心灵居住的社会文化空间。人在自身的空间实践中总是运用自我意识对自身的存在本质和状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反思，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形态和形式无限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空间。在这种空间形式里，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但是，随着战后资本主义将空间生产作为资本积累和增殖的重要手段，社会文化空间的属性和功能发生了根本转变，成为一种为了获取交换价值而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由此，商品形式开始渗透到各种形态的社会文化空间，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对其进行改造。社会文化空间的商品化不仅使其生产的目的发生变化，而且对社会文化空间本身产生了致命影响。社会文化空间不再是为了使人诗意地栖居或者过一种有意味的文化生活，而是供他人消费以便实现交换价值。这种用于交换的社会文化空间，一方面成为经过精心设计、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文化商品，另一方面成为展示各种欲望、刺激大众消费的广告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手段越是先进，效率越是提高，整个社会就越是被这种异己的力量控制，人们就越是感觉到空间与人的需要之间的排斥关系。社会文化空间异化是文化产业治理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关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5]（P51）因为“我们生来就占有空间，是一种空间的存在。终我们一生，我们都在塑造空间，同时，已经确立起来的空间也在以各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生活”。[6]（P71）如何有效节制资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过度干预，从而生产出一种能够满足人们诗意栖居和美好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成为当代文化产业治理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文化产业政治参与单一

从空间的视角看，当前文化产业政治参与单一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中相关主体政治参与的单一，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参与渠道和内容单一，公民没有充分的渠道参与一些重要文化空间资源的分配。参与主体与参与内容的单一，不僅导致无法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削弱文化产业治理的多元力量，而且造成治理内容片面，严重损害治理效能。

具体而言，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参与主体单一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管理人员、专家学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等，公民和非营利组织等第三方力量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在各地制定文化产业规划，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我国当前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政府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调控各领域资源的投入是这一模式的突出特征。但在现实的运作中，由于理解的偏差和政绩功利性的驱使，文化产业规划内涵被大大窄化，实际上成了城市规划和产业规划，成为只有专业的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参与的文化设施和项目设计，进而排除了其他群体参与和实践的可能性。其实，文化产业规划不是只涉及产业结构、产业链和空间布局的一般经济性规划，而是致力于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美学目标并重的文化规划。就世界范围内成功的文化产业规划实践来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城市工业文明的遗产空间进行功能再造。在这种空间功能再造的过程中，“包含着人们对过往历史的理解与尊重，同时又包含着对过往实践的批判与反思，从而在建构新的人与历史文明关系的同时，寻找和发现新的推进历史文明进步的方法与动力，在反思历史文明的进程中推进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以重建人与文明的相互关系”[7]（P197）。因此，文化产业规划应该是各主体广泛参与包含广泛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营造过程，而非单一的产业规划。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和治理参与内容的单一，集中体现在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决策和评估权利的不足。参与是一种包含决策、监督和评估的全过程参与，参与的全面性是真正落实公民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保障社会文化空间质量的根本对策。但参与主体的缺位，必然导致公民无法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决策和评估。虽然现实中公民可以依靠网络等渠道的舆论批评和监督对决策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监督方式由于受到体制机制和技术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导致监督效果大打折扣。上述参与主体和内容的缺失与不足，掩盖了文化产业治理中面临的一些真实问题，严重影响了文化产业治理效果。

三、文化产业治理的对策

既然社会文化空间是文化产业治理的重要对象，根据社会文化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形成机制，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文化产业治理的对策。

（一）树立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空间价值观

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准则。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提出“总体性”概念，将其定义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8]（P76）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坚持全面和普遍联系的观点，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对其形成科学的认识。

文化产业治理的空间分析框架试图以社会文化空间为切入点，分析文化产业治理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推动文化产业治理水平提升，这就要求必须首先对社会文化空间作一个整体的价值判断。社会文化空间不仅是实现资本增殖的一个新要素，还具有文化性、意识形态性、社会性和时间性，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人进行自由创造的实践活动的场所。在文化产业化的推动下，社会文化空间与会展、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社会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当我们生产一种社会文化空间时，实际上是生产一些思想和价值观。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将对人们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推动社会文化的爆发式转变。其次，社会文化空间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属性。社会文化空间不应该作为资本积累的纯粹工具，在资本的裹挟下，成为刺激消费欲望的广告空间或为地产做嫁衣的纯粹物质空间。这严重背离了人们生产社会文化空间的本来目的。人们生产形态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心灵家园，获得更好的精神性生存环境。交换价值可以作为一种提高社会文化空间生产效益的辅助手段，但不可作为一种支配性的策略。最后，社会文化空间还具有文化生态价值。原生的社会文化空间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对这种空间改造的过程中，任何一种简单的分割或盲目的改动，都有可能造成对原有空间内容的技术主义破坏，最终导致原有这个系统形成的文化认同的无所归依。

（二）规范资本运作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增殖本性及其自身遇到的限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资本的增殖逻辑带来的盲目生产必然导致生产严重过剩与消费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虽然工业社会时期的资本试图通过破坏生产力和扩大世界市场来克服这一矛盾，但这些方式注定只是对矛盾的缓解而非“治愈”，因此也在更大范围内加深了这一矛盾。资本为了实现增殖，不断突破自身限制，寻找新的生产领域，在从物质生产转向非物质生产，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应运而生。

但是，资本在推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就我国情况而言，社会文化空间状况是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为了提高文化生产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生产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效率，为市场提供了形态丰富的社会文化空间产品。但是，资本毕竟是以实现增殖为根本目的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对社会文化空间进行商品化和市场化运作，以利润为中心，以效率为准绳，导致了社会文化空间的同质化、虚无化、低俗化等问题。因此，在当下中国，当资本逻辑介入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的时候，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和发挥资本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对资本进入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目的、方式、领域和效果进行慎重考虑，在一些核心领域的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中，应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理念、目标、介入机制和制度规范，以此确定资本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调节、规范资本的空间运作和空间生产，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三）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治理体系

空间不是被动的客体或活动舞台，“（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9]（P26）作为一种充满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的空間形态，社会文化空间不仅是资本积累的手段，而且作为一种权力和支配工具被生产出来。社会文化空间的社会和政治属性揭示了不仅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充满各类利益主体的博弈，而且社会文化空间本身之中蕴含着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这些利益主体的互动方式和互动机制，时刻影响着社会文化空间的变动，因此，社会文化空间治理要兼顾空间背后各类主体的利益，他们作为社会文化空间治理实践中的行动者，成为影响社会文化空间治理效能的实实在在的现实力量。

一般来说，社会文化空间治理包含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当代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造成社会利益需求多元化，不同群体对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和使用有不同的诉求，为了解决社会文化空间面临的问题，必须找到一条确保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协调共治、充分保障各方权利的治理道路。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文化空间本身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业属性，使得其生产要么沦为权力统治的工具，要么沦为资本牟利的手段，群众或者弱者的空间利益经常被忽视，由此产生了很多空间问题。基于当前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应该明确划分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归其位、共同参与、相互制约、协商对话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最终实现社会文化空间治理的“善”治目标。具体而言，在政府方面，应该不断创新社会参与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渠道与机制，改变传统文化空间资源的配置方式和供给机制，把多元文化建设作为目标，丰富社会公众的文化选择;调节市场，防止市场为了盲目追求利润侵蚀社会文化空间内容的价值性。在市场方面，应该在遵守政府宏观政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对文化空间资源和市场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交换和借助价值机制进行调节，同时坚持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承担相应的公共文化责任，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自我管理与文化治理的有效结合。在社会方面，当前影响我国社会文化空间生产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和市场，在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体制下，社会个体和非营利组织的力量一直未被充分重视，他们的空间权力和利益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社会文化空间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国家文化事务多元主体共治。因此，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空间选择和需求，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和培育他们，充分释放他们的活力，通过有效调动来治理各种文化空间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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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山.文化空间治理：作为文化政治的行动策略[J].学 习与实践，2014（12）：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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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映渊.记忆·叙事·认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批 判[J].理论导刊，2016（10）：95-98.

[5]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6] Edward W. Soja：Seeking Spatial Justice [M]. Univer- 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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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1996.

[9]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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