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祎 刘吟霄

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解剖“资本逻辑”，发现金融资本从其诞生起就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时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二是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时产生的赊购与支付的分离。针对我国新时代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金融风险防范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要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加快金融开放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应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则、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确保我国金融安全。

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金融体制改革进程在不断向前推进。针对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深刻揭示了金融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凸显了其对于经济平衡健康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实践层面对我国如何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如何通过精准施策规避、化解和消除金融风险进行了权威顶层设计。本文拟在考察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及其在我国新时代的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以确保我国金融安全。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

立足于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解剖，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金融资本的生产和运行过程中必然地会发生危机。也就是说，金融资本从其诞生起就存在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种可能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时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统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一分离源于私有制商品经济本身固有的对立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直接表现为商品的二重性亦即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社会生产分工细化和交换空间的扩展，必然产生“二重设定商品的必要性”，即一方面是各种千差万别的特殊商品（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般商品的等价物即货币，于是，商品体自身固有的矛盾决定并意味着“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2]。这样一来，“商品必须以任何价格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性”就内蕴着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只要买与卖发生断裂，“这时就会爆发普遍的破产，危机”[3]。其二，货币执行支付手段时产生的赊购与支付的分离。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下，货币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实体必然发生分离。随着这种支付手段发展成为“信用货币”——价值本身“作为信用货币而存在”[4]，这种分离变得愈发明显和突出。买者即使没有现金，他也可以债务人的身份买进商品;同样地，卖者哪怕没有收到现金，他也可以债权人的身份卖出商品。商品流通的交互性和连续性，使得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缔结起连环的、交错的债务债权关系。和流通环节一样，在这里也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不以商品所有者为转移的必然性：债务人为了按期还款，就必须把手中的商品卖出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旦这种转换无法顺利完成，即一旦债权人无法按期收款就会引起支付危机，这一过程使得金融危机更容易发生。“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5]内蕴于金融资本之中的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必然地会在特定现实条件下成为现实，这就是危机必然地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爆发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危机必将在一定时期爆发的可能性。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在整个市场中自由流通，但另一方面也必将加剧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矛盾，由此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不但无法克服，而且将在一定的条件下变得愈发尖锐。在价值规律作用下，一旦出现信息不对称，市场供求关系就有可能发生供大于求的现象，因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显而易见，这种过剩现象又将进一步导致支付链条断裂，由此引发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在生产方式采取资本生产的情况下，危机的爆发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还具有无法抗拒而又难以避免的必然性。发生于生产领域里的这种不可调和性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自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逐步从私人垄断走向国家垄断，则进一步加快了矛盾的爆发速度。因此，金融危机产生的现实性就植根于市场经济内部矛盾和特定社会制度结合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表现得尤为明显。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这些思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所超越的历史趋势，也蕴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正如恩格斯深刻地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蕴含着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融风险的方法论，为我们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金融危机思想在我国新时代的理论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针对我国金融领域面临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金融风险进行了系统论述，形成了丰富的防范金融风险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思想。

1.提高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7]278特別是在当下，金融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更是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切实保障金融安全，才能确保打好打赢防范重大风险的攻坚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甚嚣尘上，金融危机的爆发愈发频繁，因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震荡和停滞愈发严重，甚至还引发了地缘政治冲突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多重叠加的风险关口，还有金融杠杆高企、脱实就虚倾向明显和金融监管滞后等问题，“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7]241。

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余波至今未能消散，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这些因素为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了极大压力。作为新兴的金融大国，我国既要面对自身内部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又要应对西方金融资本的负面溢出效应。因此，“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8]。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观点和思想， 启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有效疏导民众的金融投机心理，客观审视金融形势。

2.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自身的动态性特征使其在不同环境和时间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将引发各类矛盾和问题，增加金融风险防控工作的复杂性。金融全面而又系统地参与并渗透到各个行业的特点，意味着一旦其运行出现严重问题，必将会引发并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一严重的后果。如何应对可能性的金融风险及其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对此作出了权威顶层设计。首先，要坚守金融风险的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9]27。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在党和国家的各项战略任务和工作中，要坚守底线思维，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出发制定预防机制和措施，“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9]219， 涉及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金融行业，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错误，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将会引发社会、政治领域的一系列连锁性的负面效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10]其次，要重视构建与金融行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的金融行业发展迅猛，金融资产从2009年的80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18.69万亿元，十年间翻了两番，而与之相匹配的监管体系却显得比较滞后。早在2015年，“十三五”规划建议就强调指出， “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11]。

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必须“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9]27。新时代，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应以遵循市场原则、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标准为原则，在金融体系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监管主体的高效性。同时，对金融行业潜在的风险应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12]。

3.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重视发挥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7]279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金融发展如果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必然成为无源之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金融领域的矛盾加剧，金融风险发生概率增加。对此，我们必须对金融体系实施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重视向实体经济提供定向金融服务，要“改善间接融资机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7]279。就具体举措而言，应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适应大众创业和吸纳大众就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对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中国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向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培育公开透明和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完善风险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12]。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推进金融改革，不仅能够保证金融改革的规范性和合理性，而且还可以防止金融资本的野蛮生长，这既是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金融市场良性运行的长久之计，也是完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坚守防范底线的根本之策。

4.加快金融开放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充满机遇和挑战。金融实力是未来国家力量角逐的核心要素之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强大的虚拟金融资本，控制了全球范围内的要素资源配置、产业链和服务链。这些国家还凭借在国际上能自由流通的主权货币、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建立与优势资源（石油、美元）挂钩的信用支撑和金融垄断体系。作为金融强国，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掌控着全球经济命脉：它们掌握着国际资本投资趋向，把控着国际市场资源的定价权，占据着世界货币的发行权。我国虽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新时代，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我们必须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增强国际金融竞争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要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7]281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这不仅可以增强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而且还是实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路径。正因为如此，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金融市场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自身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的必用之法。因此，我们“要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1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陷入衰退。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需要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进跨境治理金融风险。

三、新时代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应对之策

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应注重做好如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

针对我国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重复监管、多头监管和缺位监管等问题，需进行系统性重构和结构性重组。新时代需要基于全局的高度提升监管效率，以达到系统性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这就既要有垂直向下的监管重组，又要有横向多个子系统的重组。在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中，应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委员会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作用，加快建构信息共享的渠道和途径。其一，应充分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中介和手段，建立以金融信息为核心的信息网络系统，以保证中央与地方的决策、执行等环节形成配套机制。其二，应明确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权责，对地方所属的相关金融公司进行统一监管，并赋予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一定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调整监管范围。其三，应建立以维护中小金融消费者权益为目标的安全体系。相关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公平公正地对待金融消费者权益，明确金融产品销售方在提供信息方面的规范性。这既需要从金融产品的收益、风险信息，也要从客户实际需求、推销过程信息真实性和沟通充分性等方面进行约束。在横向监管方面，首先，应发挥金融稳定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核心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领域的联合指导、协调职责，除对金融运转体系进行监管外，未来还应对金融消费者的消费权益履行保护职责。其次，对监管对象应加强跨市场业务监管和跨行业监管的协调，形成统一的监管标准。应完善联合统计监测机制，加大对跨行业合作、资金来源、资金流动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形成系统的风险预估、统计制度。再次，在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应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单独的货币政策并不能确保金融稳定，并且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还有可能刺激经济泡沫，助推金融风险的产生。实践证明，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可以有效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因此，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需要保持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监管机构应及时评估两者协调的效果，根据两者协调配合的效果，及时转变两者的搭配方式，并对政策工具进行创新，由此来实现既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双重目标。

2.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则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新时代，必须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为此，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应提升服务质量，为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实体经济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目前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存在着典型的信贷歧视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但凡具备实力较为雄厚或者行业引领先锋性质的，其融资能力和渠道都是比较畅通和方便的。然而，广大中小微企业却普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9]265这一现实困境。中小微企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的特点，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它们在稳定就业、改善民生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中小微企业所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造成它们的运行成本高、销售利润低、抗风险能力不强。在遭受突发冲击时，中小微企业融资更容易出现问题。正常融资条件下融资比较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在特殊的市场震荡时期更是雪上加霜。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它们加大扶持力度。其次，监管部门在疫情等特殊时期执行相关政策应保持较大的灵活性，在落实落细尽职免职条款的同时，尽可能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复苏和发展。目前我国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4.64%，拨备覆盖率为186%，均高于国际标准。《巴塞尔协议Ⅲ》规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分别是8.5%和150%[14]。这意味着即使短期内受到疫情影响，银行不良贷款也会有小幅的上升，但从现有经济复苏情况来看国内经济形势会不断好转。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客观实际出发，作出一些灵活的管理，如因疫情问题导致贷款逾期的，在放宽延缓期限内还款的中小微企业可以不计入不良贷款，其信用记录不受影响。再次，应加大信贷政策支持和落实力度。相关金融机构既应加大实施降准降息、放宽信贷和发放各种专项债等政策措施的力度，也应加大对这些政策的落实力度。对于政策配套不到位的方面和影响中央政策落实的，应及时给予调整理顺;对于工作不到位的，应有督查机制上的安排，确保政策落实，保证广大中小微企业有真正的获得感，增强它们的信心和决心，激发它们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后，应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为了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如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支小再贷款等定向调控货币政策工具。这些货币政策工具不同于以往的总量型调控工具，优势在于可以直达中小微企业，避免资金空转，可以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为了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央行应在目前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调控的基础上，及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支持，同时避免以往货币政策的大水“漫灌”，实现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

3.稳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向全球扩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展金融合作防范规避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持续蔓延的疫情将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和风险性。为了确保我国能够更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需要注意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应立足于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应以金融安全为底线，积极了解和掌握国际金融规则，学习国际先进金融治理技术和理念，在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金融科技等领域开展更多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下参与国际金融协同治理水平，确立我国对于国际金融标准制定的话语权。其次，应继续推动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这既可以引进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产品，也可促进本国金融制度的完善和创新，提高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稳健性。可以在增设金融开放试验区、保证审慎监管的前提下，引入高水平的国际金融机构，补充国内金融端，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应进一步拓展我国开发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国际运营业务和范围，更快更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为我国产业链全球化的布局夯实金融基石。

4.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近年来，西方个别国家极力推行逆全球化政策，自从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发生以来，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美国决策者扬言要与中国脱钩，并开始加紧“去中国化”。特别是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各国经济普遍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长期乏力，进而导致全球性的负面效应显现出来。这不仅导致了各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出现，而且由此导致了经济全球化受挫。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世界各国原本存在的差异和猜忌进一步暴露，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分歧、对立和撕裂。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范围最广也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供应链出现了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15]。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进而使我国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以往偏重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需要调整。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国必须转变发展思路，降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构建以国内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我国应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快速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改变出口导向战略导致的我国长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的不利地位。此外，我们应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契机，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目标，在保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变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补齐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不足，维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0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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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8]习近平.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N].人民日报，2018-04-03（01）.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0]习近平.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N].人民日报，2019-02-24（01）.

[1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5-11-04（02）.

[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6-12-17（01）.

[13]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03-27（01）.

[14]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协议Ⅲ[R].2010-09-12.

[15]张占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应把握好的几个关键问题[J].国家治理，20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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