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时代，以信息控制为指向、建基于媒体专业权威和公共职能的把关人理论受到挑战和冲击，被认为内涵狭窄、理论张力不足，难以诠释和指导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实践。而以内容管理为指向、倡导多方参与和多元内容流竞争的策展（curation）模式，作为把关模式的替代性理论框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致力于梳理策展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如何进入新闻业，并与把关人理论发生勾连、交织和迭代的理论脉络，剖析策展对于新闻生产的创新价值，认为策展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拓展了新闻生产的边界，推动以媒体为中心的狭义的新闻生产向广义的、社会化的内容策展转型。因此，对于策展的研究，弥补了传统把关研究中把关对象、把关机制的结构性缺失以及将把关视为一个静态现象的理论缺陷，打通原本各自分割的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效果领域，探究基于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常规，推进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理论重构。

【关键词】把关 策展 新闻生产 内容管理 参与式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86-09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13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信息生产和消费方式，以媒体为中心的狭义的新闻生产向着广义的、社会化的内容生产转型。在此背景下，一些基于传统传播格局的经典概念框架受到冲击，被认为内涵狭窄、理论张力不足，难以诠释和指导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实践。把关人理论（gatekeeping theory）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在一个液态化媒体环境下，信息已成汪洋大海，随着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以信息控制为指向、建基于媒体专业权威和公共职能的把关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被认为实际功能趋于弱化乃至根本不可能实现。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积极寻求把关模式的替代性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以内容管理为指向、倡导多方参与和多元内容流竞争的策展（curation）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出现了内容生产的“策展转向”（curatorial turn）。[1]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内外多家媒体以策展的方式，整合网络空间中关于疫情的大量信息，制作多媒体“新闻包”，实现多角度、多信源和多重文本的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引人瞩目的报道景观。本文致力于梳理策展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如何进入新闻业，并与把关人理论发生勾连、交织和迭代的理论脉络，力图拓展新闻生产的学术话语体系，探究社交媒体环境下如何建构更为能动、多元的内容生产框架。

一、策展溯源及新闻策展的引入

策展一词可以追溯到其拉丁词源cura——造物主，其用黏土造人，被上帝赋予照料人类、为世界创造秩序的使命，并成为好奇心和创造力的象征。拉丁语curare意为照顾。策展人（curator）的称谓最早出現于罗马帝国时期，指负责掌管秩序和财政的官员。到14世纪，则指负责掌管人类灵魂的神职人员。随着历史的发展，curator开始转而用来称呼艺术领域那些负责对艺术品进行搜集、整理、储存、评估的专家，进而形成了现代社会对策展的一种工具性定义，即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对艺术品进行评估、选择和呈现。[2]在20世纪博物馆业和艺术展览业大发展、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策展人的作用更加凸显，其不仅仅是艺术品的托管人，而且需要通过其整理、诠释、呈现，为艺术品增加文化价值，从而吸引大量观众。保罗·奥尼尔称这一现象为博物馆业的“策展转向”，传统的垄断性知识权力结构被动摇，策展不再被视为保存艺术品的中性行为，而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竞争性的话语实践。[3]策展人的专业权威成为一种文化权力，决定着哪些作品可以进入以及如何进入受众的视野，但受众需求也前所未有地被纳入策展考量中，两者间形成强烈的互动与张力。

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新闻业也发生了类似的知识民主化浪潮。传统新闻业的核心价值在于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捕捉、验证、选择，并以特定的话语方式对事实进行组合，呈现在报纸版面或广播、电视节目中。通过这种方式，新闻业有效解决了信息的无限性和媒体版面有限性间的矛盾，控制信息生产流通，进而影响公众舆论。然而，随着大量用户生产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呈现出一种“自由流动的液态”，媒体不再能够垄断时事传播和信息生产，职业权威受到挑战。同时，信息超载和鱼龙混杂也催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对于信息进行验证、选择和呈现的需求。市场研究专家罗希特·巴尔加瓦提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项新的工作就是在信息汪洋中帮助人们“打捞”意义，即“内容策展人”（content curator）。[4]

史蒂芬·罗森鲍姆区分了策展和另一个互联网时代的热词聚合（aggregation），认为聚合仅仅是搜集信息，而策展强调有意图地采集和呈现信息，并且为信息增值。他将最早的新闻策展人追溯到出版“德拉吉报告”的马特·德拉吉，以及《赫芬顿邮报》创始人艾莉安娜·赫芬顿及其编辑团队，他们从网络上广泛搜集、选择优质内容刊登，铸造了新媒体发展早期的神话。[5]2011年《尼曼报告》强调，当前急需对信息进行“搜寻、分类和背景化”，数字时代的记者要向策展人转型。[6]也就是说，不仅要呈现信息，同时还要提供“关于信息的信息”，从“看门狗”（watch dog）变成“导引犬”（guide dog）。2013年左右，全球一些有代表性的专业新闻机构开始采纳策展实践，并与当时正在大力发展的智能移动应用相结合，新闻业也出现了“策展转向”，如雅虎推出的“新闻摘要”（Yahoo News Digest， DNJ）、《纽约时报》推出的“时报‘现在”（NYT Now）客户端等。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为普通公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围绕某些话题，自发进行信息的采集、筛选、管理、发布以及实时更新。专家、行业精英与政府官员等，也开始常规性地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观点和信息。一种新型的内容策展商业模式发端，以Storyful等为代表，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来广泛采集、验证信息，提供给新闻机构使用。与此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策展现象。在2010年，国际新闻学界的四本权威期刊Journalism、Journalism Studies、Journalism Practice和Digital Journalism出现了将新闻与策展相关联的文章。

然而，时至今日，业界和学界其实并未对媒体语境下的策展形成统一的称谓，“新闻策展”（news curation）、“媒体策展”（media curation）、“社交媒体策展”（social media curation）、“内容策展”（content curation）、“公民策展”（citizen curation）等都在交叠使用。同时，对于策展的内涵和范围也看法不一，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如下。

一是从职业视角定义策展及策展人角色。早期倾向于将策展和新闻职业工作区分开来，强调后者内容创造的职能，称策展人为“信息工人”（information workers）或“信息检验员”（gatechecker），意指其身份业余以及没有生产原创内容，只是对现有的内容进行搜集和组织。[7]但这种明确划界的定义很快被质疑，有学者提出，策展并非只是校勘信息，而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重组信息，包括编辑信息、丰富信息、补充背景知识、组合来自不同信息源的内容等，[8]事实上与传统的编辑工作职能多有近似、重叠之处。随之，一些学者倾向于将策展定位为传统编辑功能的改良和拓展，以适应社会化时代的传播格局，如布鲁诺所定义的“记者—策展人”（reporter-curators）角色。[9]传统编辑仅仅对现有内容进行加工，策展体现出更强的创造性，要根据现有内容创造出更大的故事。除了当调查员、评论员，策展人还需要整合资源、挖掘真相、寻找对策。[10]Sophia B. Liu总结了七种策展行为，即搜集、组织、保存、过滤、建构故事、呈现、提供讨论，并将内容策展者定位为七种角色的合并：档案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文物保护者、编辑、故事讲述者、爱出风头者、讲解员。[11]

二是从新闻生产方式变革和创新的视角，将策展看作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参与式新闻实践，甚至是“公民新闻第二波”。2013年，路透社发布研究报告Newsroom Curators & Independent Storytellers：
Content Curation as a New Form of Journalism，将内容策展定义为“一种新形式的新闻”，可由传统编辑室来操作，也可由大量独立的故事讲述者即普通网民来操作。邓建国归纳curation新闻的两大特点：专业筛选和视觉化呈现，并且这样的过程不是在编辑部内部封闭式完成，而是以链接外部信源的方式，使新闻生产更加开放和透明。[12]陆晔等提出“协作式新闻布展”，认为这是一种溢出传统新闻业边界之外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模式，“节点主体在新闻生成各环节的即时互动……多个文本连同众多评论不断叠加甚至相互质疑、冲突，构成新闻内容的多个面向，也体现出这一新闻生成的复杂路径”，这被认为是布展的典型特征。[13]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策展新闻是一种新的、建基于社交媒体的内容形态。

三是将策展视为传统新闻业把关功能的一种改良或替代。策展被认为是一个和把关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传统上，在艺术领域，策展人的功能就是把关人”。[14]策展人和把关人都需要对选择和呈现哪些信息做出决定，在此过程中获得公众信任，形成自己的文化权威。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以媒体为中心、以信息控制为核心的把关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一些学者尝试对经典的把关人理论进行修正，其核心要点是将受众吸纳到把关过程中，由单一机构媒体把关转变为多元主体把关，于是策展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替代性概念，一种数字媒体环境下“把关模式的修订”（revised form of gatekeeping）、“实时把关”（real-time gatekeeping），[15]进而成为数字媒体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仇筠茜将专业新闻媒体策略定位的变化划分为新闻把关、新闻看门、新闻策展三个阶段，认为策展是更加适应微媒体时代的一种新闻生产策略。[16]

本文侧重于从第三种视角切入，从主体、目标、实践策略等多个层面，将策展与把关人理论进行对照，梳理策展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进入新闻业的观念脉络与创新价值，为互联网时代新闻生产的理论重构提供一个参照性的框架。

二、“门”与“流”：传播环境转变下把关机制的弱化

传统媒体版面的有限性，决定了新闻生产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信息选择，只能把那些媒体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刊登出来，这催生了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最重要的一个隐喻“门”（gates）。这一隐喻最早来自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的一项研究，他对家庭主妇决定购买食物及向家庭成员推荐食物的过程展开分析，认为信息沿着包含着“门”的某些渠道传播，传播能否顺利进行总以把关人的意见作为依据。[17]休梅克将“门”定义为“（信息）‘进或‘出的决策点”，[18]（2）也就是哪些信息可以由此通達受众。媒体及其从业者作为把关人，对信息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承担内容质量控制和意义制造的功能。基于此，理解“门”的功能，就等同于理解促使把关人做出决定的因素，个人、组织、社会体制都在把关链条中起到了各自独特的作用。

Barzilai-Nahon认为，在网络化媒介环境下，影响信息流动的权力因素变得复杂而动态，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从大众媒体向受众转移的倾向。[19]布伦斯较早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演变及其对职业化新闻生产的影响，提出传统媒体的职能要从“把关”（gatekeeping）转向“看门”（gatewatching），即工作重心更多地转移到对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材料进行观察、选择、聚合，公开而非生产新闻。在信息输入、输出、反馈三个环节上，受众都能够方便地参与进来，形成一种“合作性看门过程”（collaborative gatewatching processes）。[20]向所有用户开放新闻来源，被认为是“看门”的主要特征。而相较于传统时代，“门”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从媒体向受众的单向通道变为同时对媒体和受众开放。

然而这一概念转换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新闻生产的根本性转变。“看门”这个词本身就存在意义上的含糊性。既然数字时代信息如洪流奔涌，那么“门”的存在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说，互联网就拒绝“门”的概念，或者如威廉斯和卡尔皮尼所说，以往由记者守护的“门”已坍塌。[21]于是，一些学者开始重拾媒介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隐喻“流”（flow），将其作为互联网信息组织最重要的比喻和最主流的手段。历史上对这一话语使用的案例，可以追溯到拉扎斯菲尔德等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关于选举的经典研究，其提出“两级传播流”模式（two-step flow model）。与把关人理论凸显媒体信息控制功能相对，“两级传播流”模式强调社会成员的人际接触所产生的影响，对大众媒体操控形成一种抗衡。而互联网时代对“流”的使用，主要有两方面的意涵：一是形容海量信息自由、不受控制、无休无止地奔涌，每个人都置身于交错复杂的信息流之中，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压倒性地决定哪些信息最终到达受众;二是喻指液态的、不断变动的信息传播方式。在以“流”为总体特征的信息环境下，把关机制趋于弱化甚至无从进行。当再度拷问把关人理论的核心问题“谁通过何种机制，选择了何种信息，这些信息在传递给公众之前如何被框架化”，似乎很难像以往一样得出确定的答案。概言之，在网络语境下，传统把关理论出现了范式模糊和结构性缺失的危机。[22]

三、“策展流”：一个替代性的框架

在从“门”到“流”的总体傳播环境转变之下，一些学者开始寻求对于经典的把关模式的替代性理论。索森和威尔士提出“策展流”框架（curated flows framework），来取代被认为日趋无效的把关框架，五种主要力量汇集为“策展流”：媒体、社交网络、个体受众、策略性策展者（包括政客、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利益团体等）、机器算法。原始信息同时在五种“策展流”中穿行，被选择、过滤、改造和补充，最终到达受众。[23]传统精英把关者不得不在这样一个高度混杂的媒介系统中，与其他策展者展开竞争。每一类策展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策展逻辑。任何一个信息的传播，都可能是几种“策展流”交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形成“混合型策展流”。围绕“策展流”框架及其与把关框架的区别，学界对于策展主体、策展目标、策展方式等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理论阐释（见图1）。

1. 策展主体：多元化、去中介化、高度竞争性

在传统把关模式中，把关权力主要掌握在媒体及其从业者手中，因此把关概念隐含了一种精英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权力主导的视角，其核心是否定功能，即将哪些信息挡在门外。而策展的核心是从信息洪流中选择、凸显那些最有价值的内容，以适应信息超载和注意力经济时代。同时，相较于传统的完全由新闻媒体自己挑选、编辑、审核和发布新闻的把关，策展更强调吸纳其他机构以及普通公民一起参与信息的筛选、组织和管理，从而成为一种多元主体的协作性新闻生产。

针对受众能动性的日益上升，辛格提出“二级把关”（secondary gatekeeping）的概念，即受众通过社交媒体，积极参与选择和传播信息，成为“二级把关人”。[24]艾尔弗雷德·赫米达等研究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PR）记者安迪·卡尔文在推特上对“阿拉伯之春”的报道。由于当时局势限制，任何西方记者都难以进行实地采访，因此卡尔文大量采用了当地人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对其进行筛选、验证、重新组合后刊发。这样的报道方式被赫米达等称为数字媒体环境下“把关模式的修订”（revised form of gatekeeping）及“实时把关”（real-time gatekeeping），在把关人和受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对话式的关系。[25]卡尔文的“阿拉伯之春”报道被公认为早期新闻策展的典型案例，专业媒体的机构权威和明星记者的个人权威共同决定了新闻策展的影响力。

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是否人人都可以是策展者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借鉴美国华裔历史学者陈国维的说法，策展并非一种职业，而是一个与讲述故事有关的、任何人都方便参与进来的社会文化过程。彼得森和伯内特提出“公民策展”（citizen curation），强调策展人的非职业化，即普通公民打破新闻场域的界限，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26]

2. 策展目标：以受众为核心的信息选择和塑造

从20世纪50年代怀特将把关人理论引入新闻传播研究以来，把关过程一直以作为把关人的媒体及其从业者为中心，围绕信息选择来展开。怀特强调编辑个人因素在把关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认为信息被拒之门外的理由不外乎三种：编辑个人感觉、没有足够的版面，以及这则新闻以前是否出现过。[27]休梅克将把关模式拓展到五个层级的影响因素：个人、生产常规、媒介组织、制度、社会系统，经过层层信息筛选，媒体机构将世界上呈现出来的数以亿计的信息裁剪到以百计，并在特定的时间传送给特定的个人。[18]（2）换言之，个人的信息消费主要是由媒体来框限的。

把关模式存在的最重要前提是信息生产的垄断性，也就是主要由作为把关者的媒体精英来生产新闻，然后刊登在有限的媒体版面上。但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垄断性生产已被打破，版面限制也已不复存在，受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内容生产、选择和传播的各个环节，这些新的参与者挑战了传统的把关过程，改变了信息质量的判断标准，从原来的被动接受媒体内容转变为可以积极地、有意识地参与营造自身媒介环境的能动性角色。戴维斯将策展分为生产性策展（productive curation）和消费性策展（consumptive curation），认为学界以往关注的焦点在于前者而非后者，事实上网络时代受众对于接受哪些信息以及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具有更强的能动性，生产者已无法控制受众的消费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决定与谁建立联系、删除或屏蔽谁、贴什么标签、内容看多久、如何看等日常行为，受众积极地主导了自身信息消费环境的构建，定制自己的“新闻食谱”（news diet）。[28]梅尔滕利用2017年路透研究院对全球36个国家数字新闻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受众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人新闻策展实践特性：偶然性、社交性和非独家性，并且关注到由于信息超载形成的负面感觉，不少受众主动减少了自己关注的媒体机构数量。通过个人策展，受众成为自己的新闻编辑或把关人，在一定程度上抗衡了媒体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机器算法等对个人信息消费的左右，[29]建构了以个人为核心的信息消费环境。概言之，策展是信息丰裕时代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对信息进行积极选择和塑造的工作。

3. 策展方式：强调内容整理，制作“新闻包”

对信息进行整理、加工是新闻业的一项传统职能，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信息超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人们的现象。《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率先提出，随着世界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时代》应成为新闻世界的整理者、注释者”，将筛选过的事实按照一定的编辑思路呈现出来，以便于读者能够简洁高效地了解世界。尽管当时客观性理念已开始主导美国新闻业，但《时代》依旧张扬了传统新闻生产的另一种思维：强调对信息的综合与阐释。

进入网络时代，信息超载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并且与信息的肤浅化、碎片化、低质量等相伴相生。如何让汹涌奔腾的信息汪洋变得可控制、易处理、对决策咨询有用，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一个主流问题。针对信息超载及其衍生的信息脱序、低易读性和阅读成本高昂等现象，何飞鹏提出“curation=content+3C”的公式，认为策展是网络世界里新的全民运动，也就是“将讯息赋予关系（context），提出看法（comment），并说出结论（conclusion）的过程”，[30]即通过组织化的信息整理，提升网络新闻的价值含量。我国台湾地区盛行的“懒人包”，就是一种典型的策展实践，指网络用户将社会热点事件整理成简要的说明，以利于一般人快速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而参与和关注后续事件。[31]仇筠茜通过分析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微媒体报道，总结出策展主要通过历时叙述、提供语境解读、细节深描这三种策略，围绕主题将大量信息聚合成新闻“故事包”，并形成实时更新的报道流。[16]2014年，雅虎推出“新闻摘要”，从多方信源精选出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新闻，制作成“新闻包”，每天早晚各推送一次。每个“新闻包”除了对某一事件的信息筛选和提炼之外，还广泛链接全球知名媒体对该事件的报道，形成对新闻事件的全面、深度、阐释性和多媒体化的呈现，被认为是机构媒体率先采纳策展实践的典型产品。

201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推出“下文”新闻客户端，采用了“人工+算法”的策展模式，根据用户兴趣推送各类热点社会时事新闻，并辅以多信源的超链接模式，形成对事件的语境化、立体式、全方位信息整合。同时，用户也可以方便地收藏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进行内容整理，建立类似知乎收藏夹的个人内容库。也就是说，用户在消费新闻信息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了“新闻包”的生产。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专业新闻机构和普通公民合作，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的采集、筛选、管理、发布，越来越成为内容生产的常态。如央视网在疫情初期推出的《武汉十四日》，用14个关键词，整合了网络空间中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大量信息，以微视频、文字解说、海报图片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简洁易读的“新闻包”，及时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此外，多家媒体也都制作了疫情速报、疫情地图、实时辟谣等产品，融合H5、视频、文字、图片等多媒体方式，让读者可以快速了解疫情的最新进展以及各方意见。

四、策展对于新闻生产的创新价值

在媒介研究中，诞生于传统媒体时代的把关，其适用对象主要是精英新闻编辑室内的每日新闻实践，将参与各方角色严格划定为信息生产者、消息源和受众，主要由信息生产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后台协商，构成议题框架，公众无从知晓也难以参与。而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早已越出了传统编辑室的界线，因此需要设定新的变量，拓展新闻生产的内涵与外延。对此，策展框架的引入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1. 探究去中介化传播语境下的新生产常规

在传统新闻业语境下，把关框架与两级传播模式密切关联，媒体承担着将原始信息重构后传达给公众的中介作用，从而将媒介内容生产与媒介传播效果关联起来，即把关人通过控制信息流动，影响把关对象如何建构现实和个人世界观，进而影响公众舆论和民主参与。这一传统理论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学界对媒介内容生产过程的研究兴趣，即媒体如何依据生产常规对内容进行框架化处理，从而达到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然而，在“策展流”框架下，大量新的行动者经由不同的渠道参与信息的生产，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一种去中介化的传播。戴维斯进一步做了生产性策展和消费性策展的划分，两者形成一种相互平衡的机制，尤其凸显了受众的能动性力量，不仅可以积极地参与生产性策展，也可以通过消费性策展，或者称之为“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部分地消解媒体的议程设置，建构个体化媒介环境。也就是说，各种类型的策展者可以选择与主流媒体合作，也可以选择绕开主流媒体直接与公众对话。作为传统把关人的媒体机构及从业者不得不适应这样的新模式，与其他策展者展开竞争与合作。因此，传统的基于职业化新闻生产所形成的常规，也正在遵循社交媒体的逻辑而不断改写。如策展者更倾向于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精英导向的媒体信源结构;根据选题主动求援、寻找知情人士和线索;报道形式从记者主导、单次刊发转向公众参与、循环报道;从单一注重原创内容采写，到广泛搜集碎片化信息加以整理、诠释，制作“新闻包”等。这些新常规驱动形成了透明、更具争议性以及不断重复的新闻生产过程。

2. 以信息管理为核心，建构更具包容性的内容生产框架

策展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参与式新闻实践，消解了把关概念中隐含的精英、权力、控制意识。把关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以媒体为核心的信息控制模式，原始信息经由媒体主导的重重把关，并以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最终到达受众。在这样一个单向的、线性的过程中，其他社会机构以及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方式非常有限，主要是作为媒体的信源提供者以及信息接受者。因此，传统的把关研究基本把受众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围绕把关人和传播效果层面展开，形成了学界所反思的结构性缺失。在互联网时代，媒体已丧失了作为主要内容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垄断地位。普通公众利用智能拍摄设备，随时随地生产大量信息并上传至社交网络。政府、商业机构等策略性策展者也会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直接对受众进行传播。同时，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等运用机器算法，高效地筛选海量信息并送达公众。因此，传统的把关框架已难以概括这样一种混杂、交织的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相比之下，“策展流”以信息管理为核心，将多元主体囊括进来，为探究液态化新闻场域中各种力量的交融与博弈，提供了一个更富张力和包容性的框架。

3. 拓展了内容生产的边界，推动新闻生产向内容策展转型

传统新闻业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建基于职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明确的边界，新闻生产等同于职业生产者所进行的原创性内容生产。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常规，塑造了新闻生产的内容和形态。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这种组织化新闻生产开始向着社会化新闻生产转变，新闻生产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起来。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生产内容（PGC）、专业用户生成内容（PUGC）、机器生产内容（MGC）等各种内容形态在互联网上海量出现，使得内容生产不仅强调原创，更重视对来自各个渠道的内容进行梳理、选择、校验和重新包装，使内容更具新闻价值，并且更易被搜索到。在此过程中，非原创者极有可能通过高质量的策展而获得内容的主導权。同时，策展更多是按照社交媒体而非传统新闻生产的逻辑进行，包括大量使用草根信源、聚焦观点而非事实、发动公众参与对事件的阐释和分析等，从而实现信源多元化和框架多元化两大转变，或者如帕帕卡利斯和梅拉兹所说的形成“透明主观性”（transparent subjectivity）与高度会话性影响下的协商性框架。[32]而传统主流媒体事实上已无法忽视这种框架对于推进民主参与的潜在力量，或者简单地斥之为业余、偏见，需要更多探究如何与其他策展者展开互动，实现内容增值。

五、“策展转向”中的反思：把关人彻底消失了吗？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尽管策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传统的把关模式，但并未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替代，相反，在对策展的质疑和反思中，把关一直作为最重要的对照性概念而不断被提及，启发学界进一步深化对于策展的研究。

传统新闻业在使用把关人概念的时候，同时蕴含了权力控制与公共责任的双重内涵，即把关不单单是记者在日常工作中从事的新闻工作，它还具有一种公共的道德责任。休梅克解析了五个层面的把关过程，认为把关并不仅仅是怀特所说的个人选择的过程，而且是各种力量综合的结果，机构惯习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内容生产者的个体主观性。然而，在“策展流”框架下，内容生产成为一个高度主观化的过程，大量非专业新闻生产的主体侵入新闻业边界。策展者的业余身份使得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受媒体机构的职业惯习和价值观影响，将传统把关人所秉持的客观、中立、平衡等原则置之不顾，模糊事实与观点，以个人化角度来分析报道或建构故事。因为，在一些公民策展者看来，有立场并不代表不诚实，相反，主流媒体所传递的标准化的新闻话语，假定为社会所有人生产的标准知识，反而是一种“伪装的客观性”，用以掩盖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同时，有别于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策展者往往会将传播范围设定得更为精准、小众化、圈层化，着力于形成基于共同的兴趣、观念等的网络社群传播。

彼得森和伯内特研究了英国女性论坛Mumsnet上一个关于特朗普政治的讨论区，在“自由—保守”的分析轴上建构其信息来源框架，剖析该网络社群的策展实践，认为这样的社交媒體策展倾向于聚合那些符合论坛用户主观认同的信息。观点是否一致成为无形的社区准入门槛，“异见者”会被无情地排斥和放逐。[26]策展者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构建网络话语空间，营造出基于情感的拟态环境，使参与者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影响力，成为某一领域的意见领袖。基于此，大量非职业化的策展行为，在摆脱传统权力结构和媒体常规对内容生产的限制，拓展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的广度、深度的同时，也可能导致新闻、观点和情感前所未有地相互交织，使得后真相时代的媒介生态变得更为复杂，知识传播更为圈层化，并与意识形态产生更深的纠葛。基于此，有学者质疑大量所谓策展内容根本不能被称为新闻，至多是信息工作，[33]甚至只是一群观念相近的人聚合起来，反复强化符合自己主观判断的声音，容易导致“回声室”或“信息茧房”效应，助长极端主义观念盛行，带来群体极化的后果。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专业新闻机构都越来越倚重于机器算法，来获取关于受众行为、兴趣、偏好、流行趋势等的精准数据，从而决定向受众提供何种信息。索森和威尔士将算法列为五种主要的策展主体之一。帕里泽最早提出“过滤泡”概念，警示算法策展可能带来的对公众情感、选择的操纵，即通过大量提供同质化信息，不断强化公众的个人倾向性，从而扩张不同倾向群体的信息鸿沟。[34]算法所带来的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受到挑战，新闻知识性降低以及算法偏见等伦理问题，成为当前业界和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有学者重提数字把关的概念，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实践中，同样不能缺失道德伦理的位阶。[35]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对媒体以外的其他策展者的生产逻辑还缺乏深入探究，知之甚少。借鉴成熟的把关人理论来分析不断扩张的内容策展流，及其与传统新闻生产的相似与差异之处，对于拓展新闻生产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如将休梅克对于媒体生产常规的研究应用到算法策展，探究算法工程师的个人选择与技术平台常规如何交互作用，形成推动算法策展的结构与文化力量，[31]成为学界感兴趣的一个前沿研究方向。

结语

在网络化内容生产中，新闻机构不断出让新闻生产的掌控权，形成与受众新的共生关系，被认为是新媒体生态下新闻生产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对职业化新闻生产最大的挑战。“策展转向”非常典型地呈现出了这一变化，大量新的行动者借由不同的渠道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社交网络、公民个体、机器算法等与媒体并列为策展主体，在一个液态化同时也是高度怀疑性的信息场域中展开竞争，重组海量信息，生产公众议程，从而实现了从狭义的新闻生产向广义的内容策展转型。在这种意义上，策展挑战了以信息控制为指向的传统把关模式，“策展流”框架被认为可以补充、改造甚至替代解释力日渐弱化的把关人理论，消解了把关概念中隐含的权力、精英、控制意识。尤其是受众视角、消费性策展等的引入，弥补了传统把关研究中把关对象、把关机制的结构性缺失以及将把关视为一个静态现象的理论缺陷，打通原本各自分割的媒介内容生产与效果研究领域，建立更为整合、能动、多元的研究框架，探究各种主体在一个复杂的“策展流”中的合作、竞争、博弈机制，推进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理论重构。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策展主体的多元性也带来了策展内容高度主观化、内容传播公共性缺失的问题。各种策展逻辑之间有何差别？哪几类策展之间时常发生交叠？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不同的策展模式对传播效果，尤其是用户参与公共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引导个人信息网络配置而实现信源的多元化？目前对这些领域还缺少深入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架构。概言之，在信息超载的时代如何以公共性为指向，在各种内容生产者之间形成更富张力的合作与对话，抵抗和消解信息的主观性和同质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参与式民主的目标，是未来策展研究中的核心命题，也恰恰是经典的把关框架中不应被遗忘的思想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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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atekeeping to Curation：
A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of  News Production

WANG Min（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classical gatekeeping theory has been challenged for insufficiency to interpret and guide th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on social media. As an alternative theory， curation which oriented to content management and participant journalism，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o the period history when curation entered journalism， and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ation and gatekeeping. By analyzing the innovation value of cu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uration expands the boundary of traditional news production to a more general and socialized content curation. Therefore， research on curation could make up some theoretical defects of gatekeeping study in the past， integrate the media production field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field， as well as explore the content production routine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and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news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ccordingly.

Key words：
gatekeeping; curation; news production; content management;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介场域下的新闻生产惯习研究”（17BXW025）

作者信息：王敏（1975— ），女，重庆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媒介融合与新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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