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贵 陈若芸

【摘 要】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人认识到占据人口半数的女性群体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各项妇女工作。文章基于统计数据，勾勒了根据地和解放区女性相关图书的出版概貌，考察了图书文本中的女性革命形象建构，并利用社会运动的建构理论，分析了图书出版对女性革命的动员作用，从中可看出书籍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如何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媒介，通过模式化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叙事，以及出版活动中女性偶像符号的交互生产与传播，发挥引导女性言行、构建共同意志、推广模范政治人格的政治文化功能。

【关  键  词】根据地和解放区;图书出版;女性形象;革命动员

【作者单位】吴永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陈若芸，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基金项目】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项目“延安时期印刷文化史料整理与研究”（18ADJ005）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22.007

从戊戌维新时期的“国民之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国民”，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出走的娜拉”，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依照各自的性别观念和时代关怀，对女性进行了不同类型的身份想象，试图通过理想女性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促使女性走出闺阃，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和男性共同投身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洪流。然而，受这些思想影响的先觉女性，大多是中上层的知识阶层，对于广大的底层劳动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而言，运动的影响似乎微乎其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党充分认识到作为中国妇女主体的农村妇女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在组织制度、方针政策和文化实践等多个层面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动员她们加入革命队伍。书报刊作为党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宣传武器，与党领导的戏剧歌舞等其他话语实践一起，赋予了长期困囿于家庭、国家民族观念淡薄的农村妇女新的政治文化身份，促成了她们观念和行动上的巨大转变。本文以女性革命动员为视角，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其领导区域内所出版的女性图书情况进行了概述，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出版的图书是如何塑造符合革命发展需求的女性形象的？图书文本中模式化的女性翻身故事蕴含了何种动员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图书出版工作塑造并传播典型女性形象，以凝聚人心，实现妇女动员的？

一、根据地和解放区女性相关图书出版概况

笔者对近年来开发上线的各大民国图书数据库、以纸质形式出版的综合性书目如《民國时期总书目》、专题性的革命文献书目如《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山东省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书目》等21个数据来源的书目信息，经过烦琐的合并、查重、比对、核校、排序、统计等文献整理工作，辑出1937年9月至1949年9月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与女性相关的图书830种。本文所定义的女性图书，是指以女性为主题主角或以女性读者为主要目标对象的图书。

在这些女性图书当中，以文艺类作品数量最大，共有600种，占比72.29%。其他的类别情况分别为：政策文件类73种，占比8.80%;教科书类71种，占比8.55%;医药卫生类38种，占比4.58%;社科理论类33种，占比3.98%;法律类15种，占比1.807%。文艺图书又以戏剧曲艺、小说和报告文学为大宗（见表1）。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基层群众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趣味性较强、语言通俗易懂、更加亲民的大众文艺作品，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教育的首选。

在830种图书中，有773种可搜索到目录和文本，这773种图书涉及多方面的主题（见表2）。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对敌作战、生产建设及土地改革是党的中心任务，也是最需要发动群众广泛参与才能最终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三方面主题的图书数量最大。其他图书主题还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文化教育、卫生保育等多方面内容，这不仅体现了党对妇女权利的全方位关照，也从宏观上展现了当时党对于理想革命女性的定位和要求。党所提倡的革命新女性，需要有投身革命斗争的勇气、强大的战时生产能力、健壮的体格、一定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科学文化素养，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与男子并驾齐驱。通过出版不同主题的图书，党对妇女在政治、经济、婚姻家庭等各个领域的权利做出了规定，给予了保障，同时对妇女开展政治教育、生产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生活常识教育，以提高妇女的思想认识和知识水平。这些创作与出版的女性图书，有的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塑造了全新的女性形象，有的则将女性作为目标读者。对女性读者而言，这些图书树立了一种模范行事准则，暗示她们只要通过努力学习，向书中所描述的标准靠拢，便能够得到一个独立且受到尊敬的社会地位。对男性读者而言，这些图书亦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让他们意识到女性在各个方面皆与男性处于同等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社会贱视女性的沉疴积弊。

二、图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语境中，图书是对女性进行官方形塑的媒介。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以女性为主角或题材的文艺图书中，被塑造得最多的三种女性身份是：战争或封建压迫的受难者、新“贤妻良母”和新时代女英雄。她们或惹人哀怜，或深明大义，或勇敢坚韧，是创作者和出版者出于革命动员需要，对性别观念进行文艺化运用的结果，通过对传统观念中的女性形象特征或强调、或弱化、或改造，进而使这些图书发挥宣传动员、鼓舞士气的作用。

1.受难女性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罄竹难书的罪行是人民苦难的主要源头。和男性不同，女性在遭遇敌军时，除了死亡的威胁，往往还要面对身体的凌辱。黎风的短篇小说《未婚夫妇》（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孙犁的作品《荷花淀》（东北书店，1946年版）等，都突出强调了战争对于女性身体的威胁。在传统的民族主义修辞当中，女性的身体和母亲身份往往被看作民族、国家的象征，强暴弱势民族的女性，象征着对该民族本身自主性和纯洁性的重创。而在现实的战争中，当号召男性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时，女性又成为“家”的具体含义之一， 一个男人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他便会被认为是失败的、无能的。不论是象征意义上的女性，还是现实中具体的女人，都是男性在战争中的保护对象和精神力量。因此，在创作出版的图书中，大量刻画受难女性形象，凸显女性可能受到的身体侵犯，更容易激发本民族男性成员的斗志。

在封建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比之男性，受苦更甚，因为她们除了受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还要受到整个男权社会的精神压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翻身诉苦题材作品中，多以更能产生苦感、诱人动情的女性为主角。《为亲娘报仇》（太岳新华书店，1948年版）中被伪军残杀的母亲，《李秀英诉苦》（晋察冀新华书店，1948年版）中无奈卖儿的李秀英等，都是这些妇女受难故事的典型。这些苦难文本所讲述的，不仅是某些妇女蒙受屈辱的历史，也是整个民族国家所受伤痛的缩影。正是这些受苦女性的大量存在，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压迫提供了行为动因。

2.新“贤妻良母”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中，很多女性依然扮演着“母亲”“妻子”的家庭角色，但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其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革命的语境之下，女性被号召不能只专注于自己的小家庭，而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将对儿子、丈夫的一己小爱，转化为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私奉献的人类大爱。图书中塑造的大量鼓励丈夫、孩子参军的妻子和母亲形象，便体现了革命战争时期对于“贤妻良母”的新塑造。课文《模范的母亲》（《国民六年国语课本（十一）》，哈尔滨市政府教育局、松江省政府教育厅，1946年版）中的模范母亲，鼓词《张凤兰劝夫》（华北新华书店，1946年版）中的女主角张凤兰，小说《雷老婆》（嫩江出版社，1946年版）中的女主角雷老婆等人，她们不但自身深明国家大义，是家中男性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而且还承担着提供军需用品、看护伤员、掩护革命者的重任。

在塑造“贤妻良母”的形象时，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图书并没有片面地强调女性的社会责任，而是将从事家庭生产劳作与经营和谐家庭关系，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歌剧剧本《王秀鸾》（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版）中，实现了经济独立的王秀鸾没有试图反抗、摆脱曾经欺压过她的婆婆，而是选择恪守儿媳妇的本分。这说明根据地和解放区所提倡的“贤妻良母”，并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父权社会下的家庭权力结构和生活秩序，而是从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出发，有意识地与传统父权制家庭伦理关系进行协商。正如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记者赵超构所观察到的：“共产党人是尊重实际的，他们知道在陕北的农业环境里，家庭依然是生产的堡垒，破坏了家庭，也就妨碍到生产……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是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1]

3.女英雄

宣传英雄，歌頌英雄，是通过榜样的力量进行政治引导与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图书文本中，有男英雄，也有女英雄。女英雄们沉稳干练，与男性处于同等地位，承担着同样的社会责任。她们或者是战场上英勇善战、舍生忘死的战斗英雄，或者是在生产战线上“在家养猪又做饭，下地去还能种庄稼”[2]的劳动英雄。这样的女英雄，不再像传统审美中的女性那样温柔妩媚，而是如男性般朴素健美。这种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形塑的特殊劳动美学，不仅表现在女性革命化的身体上，也体现在女性的衣着穿戴上，正如《妇女当兵歌》中所号召的：“妇女们，参加革命解痛苦，剪去头上发，莫穿绣花鞋，莫打胭脂莫擦水粉莫擦油，扮个武装去掮枪，杀尽国民党。”[3]它传达了一种女性如果想要在公共社会空间里与男性平起平坐，就必须如男性一般坚韧刚强的时代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受难女性、新“贤妻良母”，还是女英雄，这三种身份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图书中，并非那么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叉和重叠。苦难的生活几乎是她们的统一背景，而深明大义的母亲妻子、勇敢坚强的女英雄，则是受难女性受革命感染、成功翻身翻心之后得到的结果。

三、女性翻身故事里的革命动员逻辑

从抗战中期开始，农村妇女翻身题材的作品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陆续大量出版。这些故事大都遵循类似的翻身叙事逻辑：出生贫苦，饱受压迫—受革命感染，被共产党拯救—投身革命队伍，参与生产建设—推翻压迫，重获新生。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身份也经历着从被欺凌者到革命者、从旧社会“奴隶”到新社会主人的巨大转变。党领导的图书出版活动，通过化身千百的复制、重印与翻印，并与演剧、唱咏等话语实践协同配合，将模式化翻身故事中的革命观念，化作根据地和解放区群众的集体意识。这些广为流传的妇女翻身故事，建立了一个有关妇女解放的集体行动框架，将如散沙般的妇女个体，整合进民族国家话语的共同体之中，让妇女一起参与到中国革命实践当中来。

根据社会运动的建构理论，将社会问题转为集体行动，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依赖于集体行动框架的构建。集体行动框架与社会运动为集体行动建构意义的过程有关，它是一个“阐释图式，它能通过在人们目前或过去的环境中，有选择地强调和解析目标、形势、事件、经验和行动序列，来简化和浓缩‘那个社会’。”[4]在进行女性动员时，构建集体行动框架的关键，是突出女性在旧社会所处的不公地位，从而唤起女性的反抗意识，让她们产生改变现状的渴望。“集体行动爆发前，人们必定把他们的境遇集体地定义为不公正的”，因为“往往很难让胆怯的人们相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受的侮辱并非命中注定，他们可以将其归结于某种原因，而且他们可以采取集体行动改变这种状况”[4]。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地区，素来流传着“娶到的婆姨买到的马，任人骑来任人打”[5]等说法，在这种约定俗成的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通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被压迫者地位。大量出版的女性翻身故事给予了她们适时的示范、提醒和引导。

首先，这类模式化的翻身故事，着重刻画了翻身前妇女的苦难生活，强调封建压迫带给她们的悲惨命运，以此激发她们的反抗之心。其次，这类故事通常设置“引导者”角色，借助“引导者”之口，警醒妇女她们所遭受的不公不义唯有行动才能改变。正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东北书店，1946年版）中，引导女主角折聚英参加革命的池莲花所说：“常言道，再好的女子锅边转，女人在窑里是没有好地位的。做做饭，生生蛋，挨打受骂一辈子。革命可就是要把她们解放呀！”[6]最后，这类翻身故事通常采用对比性镜像语言，通过同一女性角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身份形象的天渊之别，强化革命对改变妇女命运的巨大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地和解放区创作出版的翻身故事，并没有将女性被压迫和遭受痛苦的原因，归结到她们与男子的不平等地位上，而是将其指向民族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就意味着，妇女要想修正不公，就必须积极地参加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运动。其中最紧要的，就是参与边区的生产劳军活动。孟祥英、马杏儿、折聚英等当时耳熟能详的妇女模范，其翻身过程都离不开在生产战线上的辛勤劳动。妇女参加生产建设不仅为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使得一向被看作男性依附者的女性能够实现经济独立、提高家庭地位，是将革命需求和女性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另外，参与革命政治工作、接受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也是翻身故事中女主角赢得社会认可的重要方式。借此，女性打破了封建束缚，获得了物质幸福和社会事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为阶级、民族解放贡献了力量，成为新政权建设所需要的革命“新女性”。

四、女性偶像符号的交互生产与传播

塑造和传播典型是根据地和解放区集体行动框架构建的通用手法，那些被“偶像化”的女英雄、女模范从普通民众中脱颖而出，化身为形象生动的红色政治符号，被民众学习模仿，成为引领妇女进入社会生活的向导。她们的群众身份也让普通妇女们感到自己和她们相距不远，只要以她们为榜样，也能为自己赢得同样的荣誉。这些女性偶像的塑造是通过大会表彰、新闻报道、文艺宣传等多种方法协同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塑造女性典型的过程当中，图书出版是以何种方式参与进来并产生作用的？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许多模范妇女事迹，首先都是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在报刊上与广大读者群众见面的。比如马杏儿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女劳动英雄，也是1943年妇女节期间党加以宣传表彰的重点。《解放日报》大量报道了她的事迹，将她的木刻画像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另一个妇女劳动英雄韩凤龄的先进事迹，也同样被《晋察冀日报》和《解放日报》率先报道。一个人登上了党报，一定是莫大的荣耀，相关事迹可以在第一时间被读者阅读，带来万众瞩目的轰动效应，然而报刊的时效性特征，也可能使其成为转瞬即逝的过往，被大众迅速遗忘。与人们对报纸随读随丢的态度不同，图书通常被视为藏读的对象，能够超越时间的局限，使得妇女模范的事迹长期存在于大众的视野之中。

1944年，配合学习劳模马杏儿的热潮，“三八节”节庆之后，她的事迹以《马杏儿的故事》为篇名最先被选入了新华书店编辑部编的《陕甘宁边区的生产故事》（新华书店，1944年版）一书中，作为“大众文艺丛书”第五种在延安出版。同年8月，山东新华书店将该书作为冬学政治补充读物，编入其丛书“通俗读物”系列中，作为该系列的第二十五种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版。1947年8月，位于黑龙江的光明书店又将该书作为“农民政治补助读物”之三，在东北解放区出版。不断地翻印，是时间意义上的接续;不同地区的出版，是空间意义上的接力。以出版为手段所带来的时空流转，使得“马杏儿”不再是一时一地的“马杏儿”，而是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共闻共识的女劳动英雄，作为一个具有动员和榜样价值的政治符号，始终活跃在全国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的第一线。

像马杏儿这样在新政权下发生蜕变和重获新生的新女性形象，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图书出版物中屡见不鲜。她们可能来自不同的战线，有着不尽相同的身份：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女乡长陈大娘、女区长韩秀贞、女县长白芸、民族老母马老太太、民族英雄杨怀英、人民英雄刘胡兰、英勇斗争的女工翟淑珍、坚持敌后斗争的女英雄李秀真、坚贞不屈的侯五嫂、女司令刘虎成、爆炸女英雄孙玉敏、看护伤员的戎冠秀、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大娘、军烈属模范李玉今、钢铁担架队一等功臣董力生、火线抢救女医务工作者李蓝丁与蒋南屏、合作英雄张秋林、下乡接生的王二嫂、红旗班长毛瑞仙、女司机林先培、治河女工程师钱正英，以及女劳动英雄韩凤龄、王秋芬、赵梅英、房明理等，她们生命活动中的某些行为和事迹，在面向群众的政治动员框架中有着某种特定的典型意义，于是被挖掘出来，作为可供辨识的标签和可资效仿的榜样，成为书写和出版的对象。记述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生平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在作家孔厥的笔下，按照“逃荒—换了两斗粗谷子—童养媳妇儿—正要成亲的一天—革命就是解放—活捉折兰英—和残废军人恋爱—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一件意外事—百万妇女的代表”这样的情节线建立叙述框架，通过新旧两种社会、两种人生的强烈对比，凸显革命与翻身、劳动与模范的内在逻辑关联。该书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至少出版了七个版本。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版本，初版再版印数合计11000本，东北书店出版的版本次之，印数亦达到10000本。印数虽然不能和阅读人数完全画上等号，但它确也反映了当时读者数量庞大这一基本事實。读者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一次次与偶像产生共情、共感和共鸣的过程，也自然是一次次接受偶像教育和激励改变的过程。

“马杏儿”们还被编入了当时的许多国文国语教科书中。教科书是拥有最大受众群体的文本。教科书使“学生达成一种高度的文化共识和文化认同：肩负共同的任务，通过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话语模式，获得共同的精神文化，最后完成共同的任务”[7]。在教科书中，她们对生产劳军的高度热情、翻身后对党和政府的无限感恩、对党的政策的坚决支持等特征被提炼和强化。教科书的塑造和宣传使她们不再是一个个仅有血肉之躯的普通女子，而是升华为被根据地和解放区群众所共享的偶像意义上的革命政治符号。

针对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群众，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塑造妇女典型的过程中，综合利用了诗歌、小说、戏剧、版画等多种大众艺术形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舆论引导体系。1946年4月晋察冀日报社和1946年9月东北画报社出版的田间创作的诗集《戎冠秀》，采取了图文结合的形式，每一节诗都配有一幅娄霜创作的木刻画，细致描绘了戎冠秀所经历的苦难和为共产党、八路军及根据地群众所做出的贡献。由马杏儿的故事改编成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韬奋书店，1945年版），由刘胡兰的故事改编成的歌剧《刘胡兰》（太岳新华书店，1948年版）等，以更多种娱乐性的形式进行阐释和呈现，为模范事迹走入群众不断地把薪助火。

五、结语

图书熔铸着共产党人对革命新女性的理解和要求，是对女性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媒介。在塑造和传播新女性形象的过程中，首先，图书发挥了教育和教化功能。该功能主要经由两种途径实现：一是教科书与科普类读物的直接说教;二是文艺作品中正面女性行为的间接引导。这些图书共同构建了一套新女性道德观与行为准则，用以启迪民智、解放思想，引导女性认识自身价值，争取平等权益。其次，图书起到了构建共同意志、凝聚人心的作用。在传统农村社会，农民的生活呈现离散化状态，要将身份差等、经历各异的女性个体凝聚起来，就需要在瓦解旧的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构建共同意志，实现心灵再造。“共同的仇恨可以凝聚最异质的成分。”[8]模式化的女性翻身故事以相似的叙事逻辑，将千百年来不同女性的苦难归咎于封建压迫这一源头，让她们共享了苦难记忆和封建制度受难者的相同身份，从而激发了她们对旧秩序的共同仇恨和改变现状的集体意志;文本中处处闪现的大量女性生产劳军、参与社会革命工作而翻身解放的共同经历，把经由革命解放自身、拯救他人的政治新理念全面普及推广开来，为革命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最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图书出版工作，是红色革命政权塑造并推广符合革命需要的新女性政治人格的主要途径。通过将女性英雄模范事迹写进图书、进行艺术改编、扩大印数、反复再版、选入丛书甚至编入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女性模范的影响力，凸显她们鲜明的政治人格，并利用榜样的力量来推动这些政治人格在群众心目中的群体认同。在多种方式、多种形式的出版运作之下，女性模范对生产劳军的高度热情、对党的无限感恩、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积极效忠等特征，被深深镌刻进红色中国的集体记忆里，成为根据地和解放区女性乃至全体群众共同学习瞻仰的模本。

不论是对女性进行说教，书写传播女性翻身故事，还是塑造超凡女性形象，中国共产党通过图书出版不断宣传和强调的，是女性解放与参加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底色之下，将理想新女性塑造为一颗为解放事业不断奔忙的“革命螺丝钉”，并动员每一名女性都以此为标准而努力。通过颂扬这一理想形象，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饱受压迫的柔弱女性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激发了女性斗志，创造了一个在革命战争环境之下女性与男性共同作战的历史佳话。

|参考文献|

[1]赵结构. 延安一月[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2]冀鲁豫文艺工作团. 全国胜利在面前[M]. 菏泽：冀鲁豫新华书店，1949.

[3]王松州，林兆福. 湘鄂贛苏区文化史资料[M]. 海口：南海出版社，1990.

[4]西德尼·塔罗. 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 吴庆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 晋绥解放区妇女工作概况[M]. 晋绥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1949.

[6]孔厥.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M]. 哈尔滨：东北书店，1946.

[7]石玉.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

[8]埃里克·霍弗. 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M]. 梁永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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