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实施全面脱贫攻坚的战略工程，是针对生活条件相对匮乏人群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移民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明显向好变化，主要体现在移民的职业变化更大、收入来源更宽、生活理念更优等方面。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表明，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移民生计有较大影响。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移民生计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14

[中图分类号]D632.4;F323.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81-06

贵州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全面完成了188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是解决移民发展的第一步，搬迁后的搬迁移民能否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更是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不同的生计资本所对应的移民的生计方式和策略也各异[1]，生计策略对于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国内外关于易地搬迁移民的相关研究

（一）国外关于易地搬迁移民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人口迁移以及人口迁移的原因等进行系统研究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对移民的具体概念作了界定[2]。20世纪初，国外学者把自然环境对移民的影响纳入研究内容，研究方向集中在对移民迁移动因和整合两个方面[3]。美国科学家考尔斯于21世纪初首次提出“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完整概念[4]。在考尔斯看来，为了让贫困区域的自然环境不受破坏，而且在保护迁入地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将贫困区域超出环境承载力的人口遷移到生态良好、承载能力高的地区的过程称为易地扶贫搬迁[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易地搬迁不仅是一个与环境密切相关的过程，而且还是容易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及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工程[6]。Yang Du等学者则认为，移民的迁移成本高昂，而且迁移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不能将移民作为提高家庭生计能力的策略[7]。社会学家Cernea认为，迁移后移民的生计水平应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否则就达不到移民的目标[8]。

（二）国内关于易地搬迁移民的相关研究

1.移民易地扶贫搬迁后面临的问题。虽然移民搬迁后的发展积极性会更加高涨一些，但也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诸如发展目标方法不明、合作精神不够强等问题[9]，生产技能不足、土地损失、收入减少、生活成本增加等困难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受损、社会边缘化等风险[10]，某些少数民族移民还有可能面临民族文化差异以及自我情感孤立等困境[11]。

2.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的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一是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研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认为库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脆弱，生计资本的社会融合程度低，农户必须借助移民开发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计资本的优化和转型;各级政府应重点开展以人力资本为主线的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以创造生计模式向可持续转化的条件[12]。二是以陕南移民为例研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认为搬迁工程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农户的自然资本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得到提升;同时，集中安置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13]。三是以福建省“造福工程”为例研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认为搬迁农户的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减少最为明显，而且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要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14]。四是以湖北省宜昌市为例研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认为宜昌市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的脆弱性十分突出，需要着力解决移民的生计问题、提高移民人力资本水平、培育迁入地的主导产业和促进移民增收[15]。五是以贵州省移民为例研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认为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不可持续，需要围绕生计资本内涵培养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累积能力[16]。六是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研究移民的可持续生计，认为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安置方式对移民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顺序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且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以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17]。

3.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和研究。有学者运用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移民安置区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安置区农户生计资本组合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可能的可持续生计资本组合，最后给出可能的可持续的生计资本组合方式的公式，并根据现有生计组合简要分析了其实现路径：通过创业、就业等途径增加收入来源，通过职业技能培训等途径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借助金融机构借款增加流动资金拥有量和提高金融资本使用效率，培养社会资本与其他生计资本同样重要的意识，降低农户生计风险;结合移民的生产实际给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种植时令蔬菜或大棚蔬菜、药材及生长时间较短的中卫沙坡头区硒砂瓜等收入较高的农作物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收入，从而增加生计的可持续性[18]。也有学者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认为“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从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19]。

二、贵州移民搬迁前后生计变化比较

本文以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开展研究，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移民代际之间在搬迁前后的职业选择情况，在统计数据时专门将移民户主及配偶与移民户主的子女及其配偶分开，形成清晰的两部分数据。

（一）户主及配偶在搬迁前后的具体职业比较

从搬迁前后移民户主及其配偶的职业变化数据（表1）来看，户主的职业变化情况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从64.4%下降到6.3%，下降了58.1个百分点;打工的比例从18%上升到67.1%，上升了49.1个百分点;其他（学生或无业游民）的比例从17%上升到20.2%，上升了3.2个百分点。户主配偶的职业变化情况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从55.8%下降到3.1%，下降了52.7个百分点;打工的比例从16%上升到66.3%，上升了50.3个百分点;其他（学生或无业游民）的比例从18%上升到26%，上升了8个百分点。

从搬迁前后移民的子女及其配偶的职业变化数据（表2）来看，子女的职业变化情况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从5.3%下降到1.4%，下降了近4个（3.9）百分点;打工的比例从42.7%上升到47.7%，上升了5个百分点;其他（学生或无业游民）的比例从5.7%下降到4.9%，下降了0.8个百分点。子女配偶的职业变化情况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从2.2%下降到1%，下降了1.2个百分点;打工的比例从37.6%上升到40.9%，上升了3.3个百分点;其他（学生或无业游民）的比例没有变化，占比0.6%。

根据搬迁前后移民户主及其配偶、户主子女及其配偶的职业变化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调查区域移民的安置方式主要为无土城镇安置，移民户主及其配偶搬迁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较之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同类行业的人数下降明显，下降幅度分别为90.2%和94.4%;选择打工的人数也明显增加，增加幅度分别为273%和314%;同时其他（学生或无业游民）人数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增加幅度分别为18.8%和44.4%。相比之下，移民户主的配偶中无业人数的增幅稍大一些。同时，各级政府采取的各类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就业政策引导效果明显。我们在调查时了解到，政府在移民区采取了就地就业扶持和就业安置政策和措施，大量女工从事农业种植业、小工厂手工业等行业的工作。如剑河县结合食用菌“一县一业”主导产业布局，引进扶贫车间、小企业入驻安置点，积极引导留守在家的移民在扶贫车间（基地）就业374人，达到了搬迁家庭户均实现1人以上就业目标;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县城安置点周边均布局有产业园区、现代农业园、商贸城、物流园、食用菌园区、关岭牛食品加工厂等，同时8个安置点建有扶贫车间，可为搬迁群众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满足就近就业需求;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按照“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等“八要素”要求及“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组织方式，组建了6个专业合作社，打造了一个3 000亩标准化的易地扶贫蔬菜种植基地，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二）移民搬迁前后的主要收入来源比较

生计模式指的是“特定族群在与周围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和完善的各种谋生手段和谋生方式的总和”[20]。关于人类生计模式的探讨一直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重点[21]，所以国内基于人类学视角的生计模式相关研究较多。费孝通最早对农民家庭生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指出，中国传统农村从来不是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农业和副业结合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乡村工业混合的乡土经济[22]。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学者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费孝通关于农民家庭生计模式的研究成果，认为农民通过农业和工业两种途径来维系家庭生计[23]。即使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虽然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农业因逐渐被兼业和外出务工所取代而似乎成为了副业，但农民家庭生计模式还是由工业和农业这两种生产形式所组成。这种由工业和农业两种生产形式所组成的家庭生计模式比较适合有土地资源的农民，而对于无土安置在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不一定实用。虽然有学者认为，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来说，“易地搬迁的核心是生计模式问题的解决与生计方式的选择”“解决易地搬迁贫困户生计问题应从探索劳动新模式、发挥农技员作用、推动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提高移民户劳动技能等方面帮助贫困移民户可持续发展和稳定脱贫”[24]，但是对于无土安置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来说，其所选择的生计模式也不一定与以上学者提出的策略完全相同。据此，按照前文的指标设计，我们主要从收入来源及与当地居民收入比较等方面，对贵州集中安置到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模式作简要分析（见表3）。

从表3数据可以看出，移民搬迁前的收入主要靠传统种养殖及打工（外出务工、本地务工），其中种养殖的比例为35.0%，打工的比例为52.5%;搬迁后的收入主要靠打工，占比为77.7%。这些数据表明，与搬迁前相比，移民搬迁后主要靠打工维持生计，其中外出务工的比例从38%上升到44.7%，上升了6.7个百分点;本地务工的比例从14.5%上升到33.1%，上升了18.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搬迁后移民就近务工的人数增加较多。通过对搬迁前后收入来源情况比较分析，结合调研了解的情况，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搬迁后移民的生计模式有一定的改变。移民在搬迁前主要靠传统种养殖及打工来维持生计，搬迁后几乎没有条件从事农业生产了，主要靠打工来维持生计。但是，也有一些移民的思想观念还未转变，认为打工是给别人干的，迟迟不愿意出门打工。如在访谈剑河县仰阿莎街道办A社区居委会书记时了解到，社区里面多数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的一般是妇女、老人和孩子，真正愿意出去打工的人一般还没到正月十五就已经出去了，也有人一直拖，一开始说过完正月十五就出去打工，正月十五过完了说农历二月二再出去打工，再后面又说是清明节过了去，一直在屋里耍到下半年才出去打个两三个月工，然后又回来了。

二是移民中低收入人群的占比较大。这种营生方式对他们的家庭收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因搬迁而离开了原来的打工地，而搬迁后短时间内又在外地联系不到活干，所以一些移民搬到新居住地后只能就近打零工，导致其家庭收入与搬迁前相比有所下降。当然，搬迁到新居住地后，一些移民受到政府相关扶持政策的影响，以往维持生计的思路、信心和做法有所改变，也会影响到其家庭收入。

三是需要进一步调整移民的生计模式，提高移民的家庭收入，缩短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方面，虽然各级政府积极为移民的生计发展出谋划策，制定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提高移民家庭收入的措施，但由于移民搬迁到现住地的时间还比较短，还没有完全形成适合其家庭长期稳步发展的生计模式。另一方面，虽然绝大多数移民都积极参加了社区统一组织的劳动就业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但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总体偏低，加之少部分移民因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培训，导致依靠培训来提升移民的劳动技能水平的效果不够理想，直接影响到移民的职业选择乃至家庭收入。

三、贵州移民生计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在分析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时，我们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25.0中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生计资本为自变量，以生计策略为因变量进行操作和分析。调查分析结果如下：一是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家庭资本存量普遍不高，在面临风险和困难时，他们可能会存在资金短缺和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搬迁后一时难以就业的移民人数有所增加。调查还发现移民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多于男性，这是女性移民中难就业人数多于男性的主要原因。41岁及以上中老年移民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接近60%。

研究分析还发现对于生计策略影响显著的几个生计资本指标分别是物质资本中的基础设施条件、社会资本中的通讯费用和金融资本中的家庭年收入（见表4）。

第一，在物质资本中，基础设施条件对移民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具有正向的作用。表4中的数据显示，在其他指标一定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条件每平均增加一个单位，移民选择务工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对数LogitP将增加0.11个单位。可能的原因是，迁入地诸如孩子上学、购买日常用品、求医看病、道路交通等方面基础条件的逐渐改善，使得移民在选择外出务工时相对比较放心地让父母在家留守和照顾孩子。

第二，在社会资本中，通讯费用对移民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性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通讯费用每增加一个单位，移民选择务工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对数LogitP会减小0.974个单位。对于这一结论合理的解释是，移民通讯费用增加，说明他们以通讯的形式所参与的社会交往频数在增加，这其中也不乏为生计而交往。例如，从表1移民本人及配偶的所从事具体职业来看，有极少部分的移民搬迁后会选择通过做生意或自主创业来维持家庭生计。也就是说，移民在生計方面通讯费用的增加，可能是移民通过通讯的方式谋求更宽的生计之道，如自主创业或做生意，而不是常年为打工到处联络而导致通讯费用增加。

第三，在金融资本中，家庭年收入对移民选择务工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当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时，移民的家庭年收入每平均增加一个单位，他们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对数LogitP将减小5.805个单位。这说明迁入城市以后，移民的家庭收入越高，他们除外出务工之外的其他收入越高，而且相比之下打工收入也会越低，或者是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说，家庭收入越高的移民，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生计方式，如自主创业或做生意等。这虽然是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发展的一种趋势，但整体而言，我们所调研的移民家庭绝大多数还是主要靠外出务工来维持生计的。

四、结语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搬迁前后生计模式发生了明显向好变化，主要体现在移民的职业变化更大、收入来源更宽、生活理念更优等方面，且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对移民生计有较大影响，移民对于这三个生计资本的使用频率先后顺序应为：优先考虑金融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最后是物质资本。易地扶贫搬迁使得一部分移民失去原来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搬迁所导致的利益分配空间结构和制度问题无形中影响到他们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因而结构和制度转变就成了提高移民生计水平的关键性因素，通过结构和制度转变以促进规则的有效调适，是建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模式中的最关键环节。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将进一步盘活移民的土地资源作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环节，努力促进全社会共同关注移民、共同促进移民的生计发展，提高移民自身知识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确保移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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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绪强

收稿日期：2021-08-25

基金项目：2019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9GZYB108）。

作者简介：潘光才，男，安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