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红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2021年全国数据虽然尚未公布，但从几大省市的发展情况，我们也能窥见一斑。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北京数字经济实现增加值16251.9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3.1%，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0.4%;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8918.1亿元，增长16.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2.1%。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1年贵州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4%，增速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2022年该比重将达到36%左右。《2021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去年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834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3.3%。据深圳市工信局介绍，2021年全年，深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30%，远超《“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的目标。

“数字经济有巨大的产业机会，但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邬贺铨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除了从经济规模来分析数字经济的价值，还有一种衡量方式不容忽视，那就是软环境。“我们需要着力完善数字经济的发展生态”，他认为，首先应从制度上保证数据的共享开放，减少社会信息收集成本，而开放的数据要具备真实性、时效性、非歧视性、可接入性、普适性、可解析性、脱敏性等;其次要明晰数据归属权，对数据所有权进行反垄断约束。在他看来，面对挑战，创新能力是关键考验。

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东西部协调发展，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批复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超级工程“东数西算”全面启动。

“‘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数’是基础，‘算’是发现数据价值的重要手段。”邬贺铨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数据、算力与算法是数据挖掘利用的三大支柱，积累数据资源、提升算力水平、做大做强算力产业，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

《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报告》显示，计算力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从15个重点国家的计算力指数看，平均每提高1点，数字经济规模和GDP将分别增长3.5‰和1.8‰。《报告》统计表明，美国和中国分列全球算力排名前两位，处于领跑地位，其中，中国数据中心总量占全球总量的1/10，而美国则是拥有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最多的国家，几乎是中国的4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数据中心建设的不足——总体上仍处于小而散的粗放阶段，大型数据中心占比较低，且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存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挑战。

与东部地区土地、能源日趋紧张相比，西部地区资源充裕，尤其是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东数西算’并不意味着西部要遍地开花，而是要发挥集约化优势，集合要素优势，节约生产成本，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一些时效性要求较强的业务，如天气预报、交通调度、工业互联网、金融服务、灾害预警、人工智能推理等，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枢纽布局，枢纽内部要重点推动数据中心从一线城市向周边转移。”在邬贺铨看来，当前“东数西算”工程建设还需要克服算力协调挑战。“从东部的多个数据源到西部多个计算中心，需要由网络来互联，实现跨区域的算力协调调度，支撑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因此算力网络是盘活算力资源的关键。”

何谓算力网络？即搭建一张连接算力的网络，让接入网络的需求侧可以共享网络中的所有算力供给。举例来说，某公司在研发项目时需要对一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按照常规操作，该项目可以采购一批高性能的CPU、GPU、存储设备等进行计算，但如果这类数据处理并不频发或者只有一次，就会造成资源浪费。倘若有算力网络，该公司就可以按次采购服务，通过网络调用接入其中的算力资源，比如某个算力供应商的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分析处理，从而降低成本。

“算力网络已经成为2030网络最关键的特征之一，在IMT-2030（6G）推进组发布的《6G网络架构愿景与关键技术展望》白皮书中，算力网络技术作为6G的核心技术之一，包括算力服务功能、算力路由功能、算网编排管理功能等。”鄔贺铨认为，与第三方数据中心公司相比，算力网络更能彰显电信运营企业在算力时代的优势。“从现网过渡到全新的算力网络，实现算力运营、建立算力生态、提供算力服务等，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需要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做更多的探索，这既是电信运营企业转型的必由之路，也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版，将为全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夯实底座，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数字化浪潮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着经济社会发生数字化转型，也让工业经济迈向数字经济发展。”在邬贺铨看来，工业互联网是现阶段推动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抓手，不仅能给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还将重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埃森哲预测，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将为全球带来14.2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麦肯锡的调研报告也显示，工业互联网在2025年之前每年将产生高达11.1万亿美元的收入。邬贺铨认为，工业互联网的效益主要体现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上。“工业生产链条很长，工业互联网可以应用到工业生产的任一环节，直接影响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工业互联网建设做好了准备，一方面，5G使工业互联网有了高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和大连接的支撑手段;另一方面，边缘技术的发展优化了云计算的应用效果，能够保证信息处理的及时性与可靠性。”虽然潜力巨大，但邬贺铨也坦言，中国工业互联网要在短期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参差不齐，制造业企业真正自身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可以说几乎没有，即使在这条路上比较领先的企业，IT能力也只限于服务自身业务，扩展能力还有待提升。此外，我国缺乏具备综合解决方案和全领域覆盖能力的龙头企业，企业长远布局能力薄弱，前瞻性、系统性和技术含量亟待提升，引领国际发展的能力不足。

与我国快速发展的消费互联网相比，工业互联网的门槛要高很多。其一，消费互联网终端品种简单，使用门槛低，易普及、易升级，而工业互联网是对现有生产方式进行改造，涉及生产设备类型多，且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其二，从商业模式看，消费互联网往往是比烧钱、聚人气、赚流量，收入靠广告等，这种模式是无法在工业互联网得以复制的;其三，工业互联网对快速响应、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更为严格，对资本和既了解信息技术又熟悉企业流程的人才有迫切需求。“很多信息技术企业将工业互联网看成是互联网的下半场，并积极投身其中，然而他们的不足在于不了解工业行业的流程和工艺，只一味主攻企业大脑平台和外网建设，实际上没有垂直行业的企业数据，大脑根本起不了作用，大部分工业企业用的也都是相对封闭的内网，基本无需连接外网。”邬贺铨强调，工业互联网的实施主体应该是垂直行业的企业，其通过与信息技术企业的紧密合作，培育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具体来说，信息技术企业要充分了解工业企业的底层流程、核心技术、宏观战略乃至未来架构，结合企业需求进行改造，以便产生更大的附加值;工业企业要大力补足自动化、信息化课程，加快信息技术人才建设，最终实现软件自主可控，“这才是工业互联网的初心”。

此外，邬贺铨还提醒，在工業数字化升级过程中，政府应着力扶植中小企业，力争让他们不掉队。“大企业有意愿、有能力、有资金去依托工业互联网进行提质增效的转型，相反，很多中小企业还是持观望态度，最大的阻碍是关键基础能力不足，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网络化、智能化演进基础薄弱。还有一个考虑是，工业互联网到底能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大量中小企业技术水平较低，不少双创小微企业只有‘头脑+电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即使有意愿转型、有资金购买工业互联网软件，也不具备用好软件的人才和能力。”他指出，工业互联网具有高度个性化的特点，所有软件都需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而适配，甚至定制，这意味着第三方互联网企业需要付出大量的服务成本和时间精力，因此很多企业都不愿在此着力太多。

对此，邬贺铨建议，政府应建立工业互联网产业技术创新平台，配置较强的计算能力，聘请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免费对中小企业进行开放和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发展问题。“工业互联网的全面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多数中小企业自发行动起来，那么工业互联网的基础就有了，之后可以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应对发展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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