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杰

海外的粤剧研究，发轫有三：一是香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对全世界开放，其本土文化艺术日渐备受关注;二是京剧走出国门后，海外对中国戏曲连带地方戏曲的好奇和关注;三是19世纪美国西部“淘金热”引发的华人移民潮，尤其以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为多。随他们一起登陆美国的，还有极具地方性的生活习俗。地方戏曲在海外华人心中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他们在当地建立宗族血缘关系以及维系他们与家乡之间的纽带。因此在针对华人小区的研究中，中国民间地方戏曲是重要且不可忽视的。

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外粤剧研究最重要的改变在于学术界的正式投入，丰富并拓宽了传统的粤剧研究。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下，几乎同时出现了几位学者，他们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分别从民族音乐学、宗教学和人类学等理论出发，采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前往香港、台湾以及马来半岛、新加坡等华人聚居区，对当地保留的中国民间传统戏曲以及宗教仪式做研究。

来自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学人田仲一成（1932—），在关注中国古典戏曲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中国地方戏曲的研究，尤其是地方剧种的宗族性和祭祀性。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地方戏曲的研究论文，如《明清·华北地方剧的研究》（1968）、《南宋时代的福建地方剧》（1970）、《明代的闽粤地方剧》（1971）和《中国地方剧的发展构造》（1978）等。田仲教授是最早使用人类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戏曲的海外学者，是粤剧研究史甚至中國戏曲研究史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转折，为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进路。

来自英国的人类学学者华德英（Barbara E.Ward）（1919—1983），自20世纪50年代起，便经常到香港和东南亚做实地考察，研究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她在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粤剧的研究论文Not Merely Players：
Drama， Art and Ritual in Traditional China（《戏曲伶人的多重身份：传统中国戏曲、艺术与仪式》），[2] 以香港粤剧神功戏演出为个案，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中国戏曲中仪式性短剧的艺术性和宗教性。

即使置于当下学术圈，荣鸿曾（1941—）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197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转投哈佛大学，跟随卞赵如兰教授攻读中国音乐学。1974年，荣鸿曾回到香港走遍港、九、新界各地，实地考察香港粤剧和南音等民间文艺，记录和访问了当时香港各大小粤剧团及艺人的活动。1976年，他以《粤剧音乐研究》为题完成论文The Music of Cantonese Opera，获得哈佛大学音乐学博士学位。这之前和之后，他也相继在Ethnomusicology和CHINOPERL等期刊发表有关粤剧、南音、龙舟等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文章。荣鸿曾是最早将民族音乐学方法引入粤剧音乐研究甚至中国音乐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在粤剧学术研究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此外，同时期加入“实地考察”队伍的还有日本的汉学研究者波多野太郎（1912-2003）。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他花费多年致力于广东民间文学和粤剧的研究。其著作《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戏曲论考》（1974）收录了他的相关研究：《粤剧管窥》和《道情、弹词、木鱼书》。[3] 波多野太郎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加之到港澳地区调查访问，观看演出，探索粤剧的渊源、演变和现状。他在文章中对粤剧善改革、随潮流的特点以及表演风格艺术等方面都做了中肯的评价。与之前几位学者不同的是，波多野太郎的研究，基本上是承接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欧阳予倩、冼玉清的研究路线，是对粤剧发展历史本体的考证和研究。

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学界视野内几乎同时出现的这几位学者：田仲一成、华德英、荣鸿曾和波多野太郎，他们都在香港做过多次粤剧的实地调查，以此为重要资料研究粤剧的历史、音乐和仪式;或作为个案管窥中国地方戏曲的特殊性。他们之间是否曾有过交流和探讨呢？对他们当时的研究及今后的学术研究，是否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或是虽无直接交流而有过间接了解，从而对彼此有些许学术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追索和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起，海外关于粤剧的研究工作较之前更为丰富：在研究学人和成果的地域分布上，除了北美地区，新增了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和欧洲地区;多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粤剧作社会文化史的考察和探讨;学术著作、论文以及学位论文也逐渐增多。

据笔者所知，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世界范围内有二、三十个高等学府，都产出了有关中国粤剧的学位论文，其中多数还是博士学位论文。包括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韦斯利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匹兹堡大学、韦恩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佐治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加拿大的约克大学、维多利亚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欧洲地区有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利物浦大学;东南亚地区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其中以粤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多集中于2000年以前。21世纪以来，则更多是在针对香港或海外华人社区的中国音乐、戏曲、戏院研究中，提及粤剧的发展状况和重要地位，或以粤剧为个案探讨中国戏曲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作为情感纽带，联系个人、团体与国家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在众多高校中，以美国匹兹堡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人和研究颇具规模，在海外粤剧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1981年，荣鸿曾开始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音乐系任教，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及文化，包括粤剧、广东说唱、七弦琴、礼仪音乐与文化权利等。有关粤剧的著作有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 as Creative Process（粤剧：作为创作过程的表演）（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并在Ethnomusicology、CHINOPERL等多个学术刊物发表有关广东说唱、戏曲的研究文章。[4]

荣鸿曾自197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曾先后执教于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更长期任教于匹兹堡大学，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研究中国音乐的学生。

曾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执教多年的粤剧学者陈守仁教授，80年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跟随荣鸿曾学习民族音乐学，他的博士论文Improvisation in Cantonese Operatic Music（粤剧音乐中的即兴运用）（1986），是继荣氏之后，第二篇用英文撰写的以民族音乐学角度研究粤剧的学位论文。[5]

90年代，荣鸿曾门下亦有专事于海外华人戏曲研究的学生——李忠顺（Lee Tong Soon）。李忠顺以新加坡的华人街戏为主要研究对象，完成博士论文：Performing Chinese street opera and constructing national culture in Singapore（新加坡街头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的建构，1998），并在《亚洲戏剧》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2008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修订，出版了英文著作Chinese Street Opera in Singapore（新加坡的中国街头戏）（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荣鸿曾的学生们在匹兹堡大学完成学业后，或留美任教或到香港高校工作，继续培养和指导新一代学生。

东南亚地区的粤剧研究，主要体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容世诚教授及其指导的学生这一群体中。

容世誠，广东中山人，香港大学中文系学士、哲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1985年他赴美求学，跟随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1929—2016）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并以《邯郸记》为个案，研究和探讨中国古代戏曲的抒情传统，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1991年起至今，容世诚执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戏曲”“中国文学和出版文化”“新加坡华人的日常生活”等课程。研究兴趣包括晚明戏曲、粤剧和粤曲社会史、香港戏曲史、香港电影、新加坡华族戏曲等。在对粤剧、粤曲的研究中，他十分注重从文学、文本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出发，做跨学科的探讨，出版的专著有《寻觅粤剧声影：从红船到水银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6]

自到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容世诚深感新加坡本土文化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留存和繁衍的中国地方戏曲也有其特殊性和价值，所以调整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加坡地方戏口述史的调查和研究中。此类工作持续了十多年，期间他指导了多名学生参与调研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完成学位论文（多为荣誉学士学位论文），如张学权的《新加坡街戏研究》（1992）、张燕萍的《粤剧在新加坡：口述历史个案调查》（1995）、梅国强的《谁来看戏？新加坡华族地方戏的观众构成》（1995）、刘美桃的《从〈华字日报〉看三十年代粤剧》（硕士学位论文，1995）、陈金强的《乌敏岛的戏曲活动》（2001）、刘蕴枢的《当代新加坡的粤曲与茶馆》（2002）、陶乐心的《二三十年代粤剧剧本研究》（2002）等。

近几年，除上述两所高校以及研究队伍外，还有两位学者的研究和著作值得关注。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历史系的伍荣仲教授（Wing Chung Ng）和美国罗格斯大学音乐系教授饶韵华（Nancy Yunhwa Rao）。二人充分利用所在地留存的丰富档案文献、报刊资料以及演出史料等，对粤剧史尤其是北美粤剧的发展以及北美戏院发展著书研究。

伍荣仲于2015年出版的The Rise of Cantonese Opera[7]（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一书，是近年来英语世界粤剧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本书具有开阔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关怀，诸如对演员经济收入、戏班演出情况、粤剧明星效应、戏剧刊物、编剧家等的考察，都进一步向读者展示了粤剧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亦提醒研究者对任何现象和问题都不能单面、单向地看待和解释。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追溯粤剧的形成及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起伏发展，以红船班在珠江流域的繁盛和进入城市面临巨大竞争的省港班为重点对象，认为在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城市新兴娱乐的冲击和竞争之下，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起，粤剧行业持续低迷，至1932—1934年达最低点;第二部分将粤剧置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动荡和改革之中，从其内部自身变革（志士班、男女合班等）、外部的政治文化变动（国家、区域观，京剧的形成）及省港两地政府的监督管制，多方面考查粤剧的变革和发展;第三部分将视野置于更广阔的跨国区域——从东南亚到北美这整个环太平洋的粤剧市场之中，并以温哥华唐人街剧院为个案，利用当地商业档案和数据来管窥粤剧在北美华人发展区域的文化地位和枢纽作用。

饶韵华教授的著作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8]（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7），以20世纪20年代美洲华人戏院研究为主体，尝试描绘辐射整个北美的粤剧传播和流动网络，从东部纽约到西部檀香山，北至温哥华，南至古巴;另一方面，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重构此时期北美粤剧发展的内部、外部竞争和危机，对北美中国戏曲、音乐发展，甚至美国历史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除教学研究外，海外学人亦通过成立学术团体与专业期刊等方式推动中国传统戏曲和地方戏曲的学术交流。

1969年，赵元任、Harold Shadick、Cyril Birch等知名学者一起创办了北美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或译“中国口传暨表演文学研究会”;简称：CHINOPERL），并主办学术刊物《中国演唱文艺》（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致力于对中国口传文学与表演艺术的记录和研究，包括民族音乐、曲艺、说唱、戏曲等“演唱文艺”，是北美研究中国音乐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学术团体。

《中国演唱文艺》十分注重口头表达和书面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鼓励学者研究“经典”之外的俗文学和流行文化，并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开拓新的视角。自创办以来，《中国演唱文艺》刊发了约十篇有关广东戏曲、民间说唱（南音、龙舟）的文章。较为可贵的是，其中既有对曲艺种类形成、发展的“史”的考察，又有经过实地田野调查的研究报告，是20世纪70年代起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在广东戏曲、说唱等研究中的具体实践。在该刊物中，以荣鸿曾教授发表的此类论文为最多，如The Role of Speech Tone in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the Cantonese Opera、Reconstructing a Lost Performance Context：
A Field Work Experience、A Trip to Sok Gu Wan with a Cantonese Opera Troupe、Popular Narrative in the Pleasure Houses of the South等。

此外，海外有关音乐研究的学术文章，多刊登在民族音乐学刊物上。主要刊物有《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传统音乐年鉴》（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亚洲音乐》（Asian Music）等。

粤剧的研究工作已经持续近百年，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梳理、比较中国内地、香港及海外三地的粤剧研究，可以很明晰地发现这三者之间在选取文献资料、提出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及推动研究进展的动力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

以广州地区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粤剧研究工作的整体推进主要依靠政府文化政策和方针的指导。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双百方针”“戏曲改革”工作，八十年代编辑地方戏曲志，以及二十一世纪之后作为政府重点文化工程的《粤剧大辞典》和《广州大典》项目等，都是首先从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起步，在集结研究人员和大量第一手文献基础上，继续推动粤剧的各方面研究进入新阶段。

这样的研究工作虽然较为缺乏学科方法论和学术理论批评的指导，短期内无法做太深入的研究，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得益于这些工作是由政府牵头指引，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最大范围地搜集粤剧资料，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详备、可靠且扎实的文献基础。

较之内地，香港虽有更宽松开放的政治环境和西方学术思想的浸淫，但是其粤剧研究工作的开展，实则多有和内地形势或政策相呼应或回应之处。

1941年的“广东文物展览”是在抗日背景下举办，目的就是为了唤起民众的民族精神，共同抗日。而诞生于此展的《广东戏剧史略》一书，也带有极强的民族主义和历史书写意识。

六十年代末，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展开“广东文化研究计划”，四处搜集保存广东（香港）的戏曲、说唱、画作等文艺作品，并聘请专员做编目研究。这其中不无有感于内地文化动荡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双重夹击之下的危机意识，因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保护工作。

九十年代，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的本土文化意识高涨。文人、学者内心多葆有深刻的文化记忆，引动他们主动参与并号召对本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加之特区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推动并促成了大学成立相关的研究中心以及社会公共文博系统的各项工作。

海外的粤剧研究工作，则更多借助学术方法的转变和应用来推进。田仲一成、华德英、荣鸿曾、波多野太郎等学者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粤剧，将粤剧研究推入跨学科研究的热潮之中，开启了粤剧研究的新范式和新天地。八十年代至今，海外学界涌现出一批新生代的粤剧研究学人，如伍荣仲、饶韵华等，他们虽然不是专业研究粤剧甚至中国戏曲的，但是他们就地取材，依靠所处环境可得的材料，加之本身所受到的专业学术训练，以史学、音乐学研究者的视角，探究海外粤剧传播发展及中国戏院的历史和功用等社会文化史层面的问题。

总体来讲，三地的粤剧研究工作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方面都各有其重要阵地和领头人。中国内地的粤剧研究形势正在快速发展和提升，这得益于政府项目支持、高校研究团队的逐渐壮大和硕、博士研究生的培养;香港地区的粤剧研究工作经历了梁沛锦、黄兆汉、荣鸿曾、陈守仁、余少华、李少恩、戴淑茵等三代师生的研究高潮后，近些年趋于平稳，更多关注五十年代之后的香港粤剧和粤剧电影;海外学人的粤剧研究则较多集中在粤剧、粤曲的海外传播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戏院等方面。而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建设，将直接影响并推动粤剧在全世界的交流与研究，为传承、创新粤剧文化助力。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本文初稿写于笔者2017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访学时，得到容世诚教授很多帮助和指导，识此以表谢忱。

[2] 此文是华德英于1978年在“夏里逊纪念讲座”中的发言稿，经修改后于次年发表在Man（人类）学刊三月号。此文在1985年和1997年先后由香港社会学者尹庆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守仁译成中文，分别收于《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华德英教授论文集》和《实地考查与戏曲研究》里。

[3]《粤剧管窥》一文经廖枫模翻译为中文，发表于《學术研究》1979年第5期。文后另附了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学者王季思的附记一则，高度评价了波多野太郎对中国戏曲、民间文学研究的热情和做出的贡献。

[4] Yung Bell，“Popular Narrative in the Pleasure Houses of the South”，CHINOPERL：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11（1982），126-149;12（1983）：143-154;

Yung Bell，Creative process in Cantonese opera I：The role of linguistic tones. Ethnomusicology，Vol. 27，No. 1（Jan.，1983），pp. 29-47;Creative process in Cantonese opera II：The process of T’ien Tz’u（Text-setting）. Ethnomusicology，Vol. 27，No. 2（May，1983），pp. 297-318;Creative process in Cantonese opera III：The role of padding syllables. Ethnomusicology，Vol. 27，No. 3（Sep.，1983），pp. 439-456.

[5] 中文版本《香港粤剧研究》分上、下卷，分别于1988年、1990年出版;199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英文版Improvisation in a Ritual Context：
the Music of Cantonese Opera.

[6] 有关容世诚的学术经历介绍，笔者参考《戏园·红船·影画：源氏珍藏“太平戏院文物”研究》所附“作者简介”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网页有关教研人员情况的档案。

[7] 伍荣仲：《粤剧的兴起：二次大战前省港与海外舞台》，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

[8] 饶韵华：《跨洋的粤剧：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国戏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程瑜瑶译，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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