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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三维解读

发布时间:2022-05-24 18:45:02   浏览量:

丁帅 王国胜

〔摘要〕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作出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诸多重要论述。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表现为:党的政治纲领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之点,树立党中央权威和坚持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党风廉政问题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切点;
其强大的历史逻辑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坚定的、发展的和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加强了党的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发展和深化;
其充沛的内在动力表现为:在“创新性继承”中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在“勇于自我革命”中锻造更加强大的党,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基础,历史逻辑,内在动力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22)02-003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育问题研究”(BIA210207),主持人王国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与我党建设实际紧密结合,深刻揭示和娴熟运用党的建设规律,作出了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诸多重要论述。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48,新时代党的建设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91等等。深入学习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是进一步做好思想武装的需要,是深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也是着眼政治大局、做好各项工作的需要,为此本文试作如下三维解读。

一、理论之维——深厚的理论基础

自无产阶级政党登上历史舞台,围绕“什么是党的政治建设”“如何进行党的政治建设”等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和历史演变作出了科学解答。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学习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首先应从理论源头和科学本质上解读,做到不忘初心、立足时代和面向未来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第一,党的政治纲领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党的政治纲领是党的政治宣言书,党的政治主张、政治意图、政治要求、政治取向、政治理论、政治理想等,都会通过政治纲领得到体现。政治纲领为全党指明了奋斗目标及实现奋斗目标的行动路线,对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起着统领和主导作用,同时决定着党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的健康与否。为此,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党的政治纲领为轴心,服务于而不是偏离或脱离党的政治纲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中,党的政治纲领建设始终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必须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2〕74,而不是脱离阶级利益诉求和斗争状况来制定纲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精辟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及目标实现路径,明确规定了党的近期目标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就是党的鲜明政治纲领。列宁在建党过程中,把党的政治纲领看成是党在“政治上比较完整的、善于在任何转折时期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3〕357的重要保证。这一首要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向,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从发轫直到新时代党建理论与实践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即是说,无论俄国还是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革命还是改革,无论冷战还是合作,这一基本原则都只能丰富发展而不可否定背离。

第二,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之点。党的先进性就是党走在时代、队伍、任务和行动前列的本质属性,是党的本质特征的整体和长远展现,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之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是各国工人当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47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5〕118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结合苏维埃俄国境况,认为在苏俄加强执政党先进性建设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他特别重视和强调俄共的先进性建设,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俄共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以后,革命遗留问题和党内严重不良风气都要求党保持鲜明的先进性;
另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强敌干预的外患,也要求党具备更强的先进性。在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上,列宁强调必须既坚持具有严格的组织形式、组织纪律、统一领导的集中内涵,又要注意避免个人专断、官僚主义等,指出发扬民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内容和途径,由此形成了列宁特色的民主集中制。一句话,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之点就是使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始终凝聚民心而坚强有力,直面艰难而一往无前,胸怀高远而不负使命。

第三,树立党中央权威和坚持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驳斥巴枯宁“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6〕276,追求所谓绝对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强调“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7〕372,指出所谓“打倒一切权威”和“废除国家”的实质是反科学、反革命的,会严重挫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维护工人阶级政党的权威极其重要,它不仅对其成员的思想、政治意志以及对组织的自觉服从和忠诚具有凝聚、整合与统一作用,而且能把成員组织起来采取步调一致的革命行动,并激发积极性和提升战斗力。即使胜利后的工人阶级政党,也需要借助权威巩固新生政权,巴黎公社之所以最后失败,与其“没有权威的政权”〔8〕519直接相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思想,强调“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而顽强的斗争以取得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9〕225,指出否定和削弱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威和集中领导,只能成为无政府主义和国内外敌人的帮凶。在建党初期,针对党组织纪律松弛、内部矛盾多的现状,列宁强调必须通过“集中制”把党建设成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国内战争结束后,党内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要么鼓吹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要么宣扬以工会领导取代党的领导,严重影响党的权威与团结。为此,列宁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允许的”〔10〕78,宣布解散和取缔一切派别集团及其活动。正是上述相关思想论述,打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政治建设巩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理论前提,进而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着党的政治建设。

第四,党风廉政问题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关切点。“党风”即党的作风,恩格斯和列宁都使用过“作风”一词,毛泽东首次使用“党风”概念。值得重视的是,党风与党的根本宗旨密切相关、互为表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权的腐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馬克思指出,“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是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5〕98;
恩格斯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内部腐朽”〔11〕476。那么如何根除这种腐败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打碎现有国家机器,建立“廉价政府”的目标才能实现,而巴黎公社就是这样的“廉价政府”。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风廉洁思想,强调党不能脱离群众,“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12〕383。他指出入党不是搞特殊、捞好处的敲门砖,“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13〕473。他也深知,工人阶级政党从来不会自动保持党风廉洁本色,而必须在自我省察和自我净化的同时,通过对党内教育、监督以及监察、法治来保证党清正廉洁。由此可见,党风廉政问题在共产党诞生之初就已被关切,并在以后发展中屡屡被警觉,直至党的十八大后的“刮骨疗毒”和“自我革命”。而要长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倚重党的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二、历史之维——强大的历史逻辑

我们党的政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理论为指导,在中国已发轫发展了百余年。党成长发展的历史,既是党的全面建设史,更是党的政治建设史。百余年来,党的政治建设虽有曲折,但总体和本质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硕果累累,生成了强大的历史逻辑。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既是以这一历史逻辑为基础,同时又是其最新一环,显示出历史规律和必然性。因此,从历史之维解读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尤为重要,能够深入把握其形成脉络、深刻内涵和发展趋势,从而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坚定性。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是革命和战争年代,但党的政治建设是坚定的、发展的和有效的,这既是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要求增强组织政治功能的客观必然,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建设思想不断创新的逻辑必然。党从一大制定了党的纲领,明确了奋斗目标和基本政策,有了第一个党章。党的二大制定了包括最低纲领和最高纲在内的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党的政治建设深入走向中国化。1927年“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开启了党在军队开展政治建设的先河。1928年,毛泽东基于军队作风建设和建军宗旨教育的需要,亲自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为新型军队作风建设的重要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明确红军与旧式军队的武装集团不同,强调必须在军队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毛泽东还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强化了政治建军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党从政治上走向成熟,开启了党“唯实际”而非“唯教条”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征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的政治建设更加成熟。鉴于党的政治路线极端重要,且与党的纲领具有相融互促的内在统一性,毛泽东把制定和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14〕186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强调加强对党员的政治路线教育十分重要。他非常重视党风廉洁问题,在修改审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还加写了“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是党风廉政建设的较早较经典论述。这一时期,党有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一是延安整风,一是党的七大。在延安整风中,形成党的“三大作风”,成为党的建设的里程碑式成果,也成为党立足实际与时俱进、立足人民根本立场和不断自我净化的活水源头。党的七大明确了党的政治路线,并在党的文件上第一次提出了判断一个政党的政策与政治实践是非得失的“政治标准”,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和政治活动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要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我党历史上首次把政党的政治实践与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放在一起考量,促进了我党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在唯物史观原理上的延伸和拓展。同时毛泽东还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阐释了“党的作风建设”命题,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15〕31。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对我党即将到来的地位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为党“进京赶考”确立了思想政治指引。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政权巩固与经济建设成为最迫切的艰巨任务,毛泽东科学辨析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6〕449,指出党的干部要精通政治。他还亲自批示处决了贪腐高官刘青山、张子善,警示和教育了全党,赢得了民心,巩固了人民政权。面对当时国内国际特定形势和党内实际情况,1954年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之后中央又设立包括政法、外事、文教在内的五个小组,领导国家各项工作,强化了党的政治核心地位和集中统一领导。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确定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明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与重点。党的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未能完全坚持下去。接着发生了一系列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十年“文革”内乱,党的政治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直到1976年的伟大转折才得以彻底改变。

第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加强了党的政治建设。他深谙“政治”深刻丰富的内涵,反对把“政治”作单向度的、甚至教条主义的理解,坚持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内政外交诸领域,贯彻到党的全部建设理论与实践之中。首先,重新确立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襟、眼光、勇气和智慧,带领全党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其次,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党的政治建设也要围绕着这个“最大政治”发力;
再次,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本质的认识,从实践上阐明了党的政治建设、政治路线、政治纲领与价值诉求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和统一性;
最后,确立“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实现了党的全部建设,包括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向而行、同步共振。同时,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7〕380,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完善,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强化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围绕党的建设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党的政治建设,不但从六个方面阐明了“讲政治”的内涵,而且把“讲政治”切实贯彻到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要求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中不能放松“讲政治”这根弦,要提高党性,强化自律,经济上要避免腐化堕落,政治上面对西方的分化,不能美丑不分、是非不辨。在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捍卫了中国道路、理论与制度,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后,胡锦涛不断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用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科学发展,在实现各领域科学发展中体现党的政治建设,使党的政治建设在新世纪迈出了新步伐。总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百年历程的延续和演进,体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底色、历史逻辑和发展脉络,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该思想不但包括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而且蕴含着党的政治建设的丰赡内涵,尤其是关于新时代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党的建设总要求等内容,是对百余年党的建设思想新的总结、新的推进、新的提炼和新的升华,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规定了科学方法论,勾画了精确的路线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大力加强,成效显著。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18〕11,“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19〕。他立足党情、国情和世情,多管齐下,全方位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实践,创新了党的全面领导理论,建构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机制,提升了党的全面领导功效,使党的全面领导呈现出新态势、新气象、新局面。在全面从严治党上,他坚持法治与德治同向,警示与惩戒并进,理想信念教育与政治生态建设相结合,价值引领与制度落实相统一,抓住“关键少数”,强化监督问责,关注民心社情,扭住“四风”和“七个有之”不放,既抓老虎,又拍苍蝇,坚持全覆盖、无禁区和零容忍,党纪国法震慑、制度机制约束、思想觉悟提升一体发力,把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到了新境界、新水平。

三、实践之维——充沛的内在动力

实践与认识是个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过程,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发展的充沛内在动力。正是这一内在动力决定了过去党的政治建设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党的政治建设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立足于这一实践及其要求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到,党的政治建设需要面对守正创新、自我革命、应对挑战和驾驭变局等重大课题。做好这些重大课题,将使党更加坚强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完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成功。

第一,在“创新性继承”中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多次强调创新的地位和意义,指出创新是党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的关键,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20〕管党治党不管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都是一项艰巨浩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程既要坚持问题导向,又要体现使命召唤,同时还要反映價值考量和实现目标,标准高,任务重,实践性强,倘若一味因循守旧或者故步自封,就不可能完成这样复杂浩大的工程,必须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以“鲲鹏展翅九万里”的雄心和恢弘气度,不断推进实践、理论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做到建党有效、管党有方和治党有力。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党的政治建设创新。党的政治建设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创新的焦点和重点,也是根本点与关键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习近平作出党的政治建设新论断,引领党的政治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创新发展,形成“九个坚持”创新成果,进而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在今后的征程上,仍然要以实践、理论和制度“三个创新”,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下深化全面从严管党、从严治党,才能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辉煌瑰丽、成就斐然。

第二,在“勇于自我革命”中锻造更加强大的党。党的百余年发展史,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救国救民、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奋斗史,又是一部激浊扬清、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历史。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蕴含着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精神密码”〔21〕。自我革命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需要。新时代我党肩负着领导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深刻革命”的伟大使命,大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涵与实践特征。必须看到,强大的政党不是天生的,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不是自然生成也不是自然保持的,必须在自我革命中经过淬火磨炼锻造出来,又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长久保持。只有在自觉的自我革命中,党才能永葆政治上的先进性,才能立于时代潮头,焕发勃勃生机,激发磅礴力量,从而更好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20〕,并对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方向、思想武器、有效途径、干部队伍锻造和制度保障作了系统的阐释,高度概括为“六个必须”,成为新时代党勇于自我革命和自觉自我革命的圭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上,只有做到做好“六个必须”,把自我革命作为前行的澎湃引擎与强大的内生动力,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廉政意识和服务意识,提升其政治站位、政治眼光,加强党性修养、道德自律和法治意识,同时完善党员干部的管理制度,借助外在强制力的约束和监管,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端正工作态度,摆正公仆位置,把准方向、严肃纲纪、坚守底线,全方位推进党的“自我变革”和“自我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革故鼎新,不断革除自身弊端和顽疾,既把党锻造成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党,又把党锻造成世界上质量最高的党、最坚强有力的党,才能带领全国人民阔步迈向宏伟目标。

第三,在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之所以要持续推进政治建设,还因为在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始终是巨大的。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上,已经遇到过无数进退曲折、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但都被党顽强化解克服和战胜超越。在新时代征程上,新的风险挑战还会有很多,且越是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这种风险挑战就会越突出。所有风险挑战无非来自两个方面:从内部看,党性不强、作风不正、政务不廉、道德失范的现象仍然存在,党员干部中“四个意识”不强、政治能力不足、风险意识与底线思维欠缺的问题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四个任重道远”突出存在;
从外部看,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接近,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焦虑”,唯恐中国实现赶超,为此不遗余力、毫无底线地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军事威慑、文化侵略、经济霸凌、盟友攻讦、疫情甩锅,同时宣扬中国“威胁论“”崩溃论“”不负责任论”等,企图孤立和打压中国,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为此,必须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党应对风险的意识与能力,强化党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从思想上真正筑牢全党与全国各族人民的意识形态防线,才能面对风险猝然临之而不惊,彰显大国大党的气度和风范,才能真正“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22〕,赢得中华民族振兴和世界文明进步的灿烂前程。

第四,在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3〕这种“变局”表明,国际秩序、国际力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着百年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全球权力重心正悄悄发生着转移,新兴大国在快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的老牌发达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正在下降并出现了集体性焦虑,西方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快速复活,不同国家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博弈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这个“大变局”从规模和性质来看,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从发展趋势看,是中国向上发展并处在最好时期,同时又处在世界大变局的漩涡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能否应对好这一变局,关键要看我党是否有识变之眼光、求变之谋略、应变之良方。我党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组织者、建设者、领导者,在这一变局中要稳操胜券,大力加强自身政治建设,增强政治定力和韧性,提高执政能力,办好中国的事情,这是驾驭变局、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东升西降”的世界发展趋势下,我国越来越展现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居心叵测地扔刀子、使绊子,不断将“政治问题”扩散至国家交往各个领域,甚至不惜撕下虚伪面纱,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试图“以港制华”“以疆制华”“以台制华”,企图阻滞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为此,习近平提醒全党要树立忧患意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做到难不住、压不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20〕。总之,在大变局下,我党必须审时度势,“因机而制变,择利而行权”,不断把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更有能力应对大变局下的各种风险挑战,更能牢牢驾驭变局并根本锁定胜局,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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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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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21-11/11/c_1128055 386.htm.

〔21〕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588805392797501671&wfr=spider&for=pc.

〔22〕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http://www. gov. cn/xinwen/2021-01/22/content_ 5581970.htm.

〔23〕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讲话〔EB/OL〕.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04060074048442582&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陈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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