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飞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具有两大特征，学科意识明晰，中国特色初现。在明晰的学科意识之下，出版学人对既往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基础理论研究和概念重建成为学界热点，对出版学科体系的讨论，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一向以技术变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数字出版，也呈现出理论建构的热潮。中国学人建构的编辑学研究持续推进，传统延续意味浓厚。在这些研究的背后，“三大体系”建设理论代表的中国特色意识，构成了十九大以来中国出版学研究的底色。

【关键词】十九大 出版学 出版理论 数字出版 编辑学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4-112-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4.014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局面。所谓新局面，一是就成果数量来说，近几年关于出版学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的研究不断增多;二是就成果深度来说，十九大以来的不少研究成果都不局限于具体的实务分析，无论是概念、性质、范式，还是研究方法与学科借鉴，都进入了理论思考的层次。由此可见，体现清晰的学科意识，努力从出版“术”的研究转移到出版“学”的研究，是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一个特征。与此同时，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和指导下，坚定文化自信，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的设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

对于出版学研究的上述新发展，本文拟从已发表学术论文入手做一梳理。如此选择，一是相对于学术论文的数量而言，关于出版学基础研究的专著较少，且不少著作中的理论观点也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过;二是现有的出版学研究著作就学理创新度而言，与学术论文相比似乎略逊一筹。也就是说，出版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都体现在相关研究论文之中。就论文的内容来说，重点关注对基础理论、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等出版学非实务性内容的研究，以期从学理层面对十九大以来的中国出版学进展进行审视。

一、研究范式反思与概念重建

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学科意识，首先体现在对既往研究范式的反思上。出版学的发展，如果从1925年上海南洋大学《南洋周刊》首現“出版学”算起，到现在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但这种历史更多是就其广义特征而言，虽有杨家骆等人后来的进一步论述，但出版学研究还只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没有系统的理论或代表性专著产生。以学科或专业内涵论及的狭义出版学，其起始时间从1983年武汉大学设置图书发行学本科专业以及1984年胡乔木提议设立编辑学专业算起，到现在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在此之前，1978年《中国出版》的前身《出版工作》问世，1981年《编辑之友》的前身《编创之友》创刊，都搭建了出版学研究的学术平台。虽然两刊最初都以内刊形式问世，但对出版学研究成果的发布有着重要的意义。四十多年来，基于不同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几代研究者对出版学研究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与互动之下，形成了经验梳理特色明显的出版学研究框架。

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一方面来源于出版学较为低下的学科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出版学的研究成果相对单薄。就前者而言，现有的学科目录架构中，出版学专业无论是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还是信息管理学科，都居于三级学科或者更为边缘的位置。就后者而言，出版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学科应有的高度，学科之间的知识互涉中，出版学更多是从其他学科吸收借鉴而缺少输出。学科地位的弱势与研究成果的薄弱，二者互为因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出版学研究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在专业设置到了第四个十年的时候，这种局面带来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引起了学界和业界同仁的高度关注。如果说与此前的学科危机意识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十九大以来的学科危机认知，不再是单纯地从外部呼吁学科目录调整，而更多开始从内部进行反求诸己的学术反思。

面对学科困局，十九大以来不少学者开始从本源角度审视研究范式的缺陷与革新之途。吴赟等对出版理论的学科化和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出版”“出版业”“阅读”等基础概念的重新界定、出版教育与出版理论学术研究互为掣肘、数字出版带来的多维重构、理论研究如何应对出版业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1]李晶提出需要尽快对基础理论元问题进行再厘清，对研究对象进行再界定，同时提出应以中国特色为研究基点，构建新时代编辑出版学研究体系。[2]方卿认为学科独立性和学科共同体是出版学科范式的两大学理基础，建构了出版学科范式构成的内容体系，并逐一分析阐释了构成这一内容体系的核心概念、价值取向、经典范例和方法论等要素的含义和价值。[3]

范式反思是一种外在视角的审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仅有外部反思是不够的，从基本概念入手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是出版学建立的学术前提。对于这一点，应该说出版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所自觉。20世纪80年代第一代编辑出版学的研究者，在当时问世的诸多概论式著作中，都在尽自己的努力进行基本概念的论述。只是这些尝试一直处于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前范式阶段，整个学界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识去集中梳理基本概念和建构基础理论，导致一些核心概念长期众说纷纭。虽然多样性表达是学科繁荣的一种表现，但学科核心概念言人人殊，就不得不说是一个突出问题了。2010年前后，对于学科专业的名字应该叫编辑学还是出版学争论不已，甚至一度出现是“编辑大于出版”还是“出版大于编辑”的尴尬争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媒介迭代带来的出版业剧变，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重建的自觉，成为研究范式反思之外的另一个共同认知。王勇安认为出版学科的自信重塑，与出版概念的重构紧密相关。[4]李频更为关注术语概念的意义，他在《编辑出版理论深化的内在概念问题》中，认为数字时代要明确概念，夯实编辑出版理论的知识基础，以概念链为核心建构编辑出版理论的知识单元，从概念谱系建构编辑出版理论的知识系统。这种思想，在其《出版知识本体及实现路径》（2022）、《论出版专业阅读》（2021）、《数字时代出版理论的一种建构——<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疏证》（2021）等论文中也有所体现。

在具体的理论与概念重建方面，方卿的研究值得重视。2018年10月，方卿等合著的《出版价值引导研究》由商務印书馆出版，作者以积极的理论自觉，对出版价值的内涵、体系及其构成等进行了学理阐述。此后，其连续发表《关于出版学学科性质的思考》（2020）、《关于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思考》（2020）、《关于出版功能的再思考》（2020）、《关于出版学学科本体的思考》（2022）等系列论文，提出出版学是狭义社会科学的定位，指出“出版功能是由功能主体、中介和客体等基本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主要包括传播信息的文本功能、宣扬主张的理念功能和服务社会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在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和学科自身的主体性基础上，他认为出版现象是出版学的研究对象。诸如此类努力，都试图从学理维度夯实出版学的学科基础。

在出版学的研究队伍中，出版业界人员是一支重要力量。随着《论按需型出版》（2017）、《论平台型出版》（2018）、《论服务型出版》（2019）的次第发表，耿相新对几种出版形态进行了理论阐发。执掌商务印书馆多年的于殿利，在《论媒体融合与出版的关系》（2020）、《媒体融合的新特征与出版经济的新属性》（2021）中思考了媒体融合之下出版业的新属性，同时又以《出版活动与人类秩序的毁与立》（2017）、《作为商品的图书的道德性》（2019）、《阅读的偏向》（2019）等文章，从历史和哲学角度讨论出版的核心问题。耿相新与于殿利的研究颇具意味，他们都是出版业内人士，有着多年的业界经验，相较此前的业界研究大多关注实务或经验总结而言，他们的研究有着很强的学理性思考，也标志着出版学基础理论与核心概念的重建已成为十九大以来学界和业界的集体共识。而近两年一些专业期刊设立相应栏目，希望能重建出版学的基础概念，就成为这种研究范式转变的应有之义了。

二、学科意识与出版学科体系的讨论

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的学科意识，除了掀起一场基础理论研究热潮之外，在出版学科体系领域同样引起了集中讨论，这也成为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的另一热点。

2020年12月，“第四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会后发表的一组笔谈中，周蔚华从媒介融合、新文科建设、新知识生产范式等角度，分析了出版学学科体系的重构;方卿把目光放在出版学的话语权建设上，从相关学科的对比、出版学科的自身要求和出版学科的社会功能三方面进行论述;张志强立足出版学科建设的现状与发展，分析了出版学的现有成绩、存在问题和未来路径;李频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入手，分析数字时代编辑出版的基本向度。[5]这些内容包括了出版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其中的共同忧思，即是出版学科的专业体系建设。

学科或者专业，并不是知识产生之后与生俱来的事物，而是随着现代工业化生产和知识分工的出现，在知识领域逐步出现的人为之物。也就是说，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知识生产形式。学科产生之后，无论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还是福柯的知识权力观，都指出了学科或专业对于新知识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学科体系既包括基础的方法和理论，也包括一套逐步形成的学科规训准则。尤其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之下，能否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对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影响。十九大以后，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调整的时限到来，设置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呼声再次高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量。其中既有“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等国家战略奠定的政策背景，也有当前学科体制中出版学专业不尽如人意的现状背景。因此从学科角度集中思考出版学的设置与内涵，是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学科意识凸显的另一表现。

1. 论证出版学列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

相对于编辑出版学所处的三级学科地位而言，出版学如果能被列为一级学科，不仅代表着专业地位这一软实力的提升，同时也将带来更多的学科资源。对此，聂震宁提出了五个理由：出版业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需要，出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出版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出版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出版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6]武汉大学被视为我国出版教育的“黄埔军校”，方卿对于出版专业四十年的发展体认甚深，认为出版学学科地位的低下，导致我国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学高等教育远远滞后于出版业发展，难以满足建设出版强国的迫切需求。[7]陈丹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学科与人才培养层面分析增设出版学一级学科的意义，张志强认为设立出版学一级学科有助于解决目前出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2.思考如何建设出版学科体系

相比出版学为什么要进行学科升级，更重要的问题是升级后的出版学科体系是什么。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沿着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对国外出版教育的借鉴。张志强等先后发表了《国外出版专业本科教育的现状及启示》（2020）、《国外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及启示》（2020）、《国外出版专业博士研究生教育现状及启示》（2020）、《中外学科目录中出版学的设置与比较研究》（2020）、《俄罗斯出版专业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启示》（2020）等多篇文章，为国内出版学科的学科地位、内涵建设、核心课程等，提供了全方位的海外参照。徐丽芳等系统梳理中外的出版学教育，对学科与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与出版学学科建设相关的要素与维度等进行了回顾与展望。[8]二是对学科建设历史的回顾。陈丹等运用共词分析法和引文分析法，对近十年出版研究热点、出版学学科方向、学科体系及其未来发展进行探讨。[9]黄先蓉等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学科建制化的历程、困境与进路，指出亟须提升其在国家学科体系的地位与层级，并推进内在知识体系、人才教育培养模式与学科生态系统的建设，以实现学科建制化的良性发展。[10]三是对出版教育现实的审视。罗学科等将出版学放置在历史与科技交融的时代背景下，从本体论、价值论、学科发展规律层面探讨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学理性支撑，认为出版学应成为社会文化的“元研究”，学科价值更应体现在知识价值的挖掘这一高级阶段。[11]同时，陈丹等调研了全国高校出版专业教育现状，在充分的数据基础上，从如何完善出版学学科体系、构建多元化出版专业师资队伍、优化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以及丰富出版学知识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方卿从出版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社会的人才需求、办学单位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条件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出版学由基础出版学、编辑学、发行学和现代出版技术四个专业方向构成的构想。[12]

3. 回答出版学科的合法性

相对于必要性，合法性问题更为迫切。如果一个学科不能在自己的专业知识之外，为其他学科或大众提供通用的普遍知识，或不能从经世致用方面在理论研究之外为相关产业发展或社会建设提供有益指导，那么这个学科为何要存在将成为一个致命问题。因此从合法性角度思考出版何为，是出版学科意识的核心之一。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科体系合法性的研究，在固有的文明传承、“书香中国”等依据之外，一个新的变动是新文科的提出。张文彦等认为新文科建设启示我们从出版革命、丛书出版的三次浪潮、出版科研机构的蓬勃兴起、出版对于知识生产的价值意义四个方面，建立学术研究的新范式。[13]王关义等指出在新文科的背景之下，更应该积极进行学科建设探索，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出版专业人才。[14]

三、媒介意识与数字出版理论

数字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出版业的面貌。数字媒介不但是一种新的信息存储和传播载体，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认识世界和感知世界的全新方式，对于出版业的影响也堪称结构性变革，因此十九大以来对数字出版理论的研究，得到了持续深化。

1. 數字出版基础概念的研究

随着媒介的变革，数字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数字出版领域，技术的因素更为突出，因此数字出版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便是审视技术变革对出版带来的影响。但在近年研究范式反思的背景下，数字出版的概念得到了诸多学人的重视。张新新梳理了近二十年国内的数字出版概念，指出“数字出版是指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15]赵宏源认为数字出版应该定义为以出版流程的数字化为前提，以内容交互为核心，内容生产过程具有开放性和互文性等特点，交付方式多元化，表达方式场景化，以实现用户的可理解输入为目标的一种出版形态。[16]张娜认为当前的出版业已经进入后数字出版阶段，提出赛博空间是后数字出版的基础性架构。[17]万安伦等对数字人文与数字出版进行比较论述，认为构成数字出版的三元素——数字技术、数字符号、数字载体与数字人文之间存在着内在和本质的联系。[18]这些概念的界定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许数年之后会发现其中有偏颇之处，但在数字出版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这种集体努力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2. 对数字出版研究方法的研究

传统的出版研究更偏重使用以内容为核心的文科研究方法，但强调技术维度的数字出版，则要求有一种新的学科和媒介思维。同时，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也让数字出版的研究不能仅就出版看出版，而应该有更大的社会关怀和跨学科视野。这种新变动让数字出版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的关注点，许洁等把目光投向了量化研究方法，认为未来出版学研究应更多尝试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相结合。[19]常江等则分析了作为知识生产的数字出版，认为在数字媒体的技术逻辑支配下，数字出版业的知识生产模式呈现出“小科学”式的颗粒化和交互性特征。在数字时代，知识生产的目的不再是维系知识的权威性，而是强化知识的流动性，知识生产的手段从专业导向转变为兴趣导向，知识生产的结果则是塑造一种去中心化的人类认识论结构。[20]刘影看到了数字出版研究带来社会文化转向影响，认为数字出版研究应从产业范式转向社会文化研究范式，一是互联网作为新的社会结构性要素，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固有边界，使数字出版研究必须融入信息化社会经济变迁新结构，实现“社会转向”;二是互联网从“传媒”到“人媒”的本质转变，创造了人人参与的文化机制，数字出版研究应将重心放在新的阅读群体如何利用数字文本进行意义建构和权力博弈上，是为“文化转向”。[21]

3. 思考数字出版对出版学科的影响

当数字技术使出版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传统的出版定义还能不证自明吗？既有的出版理论还能继续延展覆盖吗？这些问题，成为数字出版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近年来集中关注数字出版研究的张新新对数字出版进行了多维思考，先后发表《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研究对象：研究价值、提炼方法与多维表达》（2020）、《数字出版方法论：研究价值与范式创新》（2021）、《数字出版特征理论研究与思考》（2021）、《论数字出版的性质》（2021）、《中国特色数字出版话语体系初探：实践与框架——2020年中国数字出版盘点》（2021）等论文，指出数字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数字出版活动，即数字出版活动主体、内容、客体和效应所构成的客观存在，数字出版具有数字化、现代化、开放性和互动性四个显著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数字时代出版学思考的边界。

四、传统延续：编辑学的研究进展

在现有的出版学研究体系中，编辑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1949年李次民的《编辑学》问世，标志着编辑学研究的开始。虽然该书立足于报纸和期刊发论，而且主要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但其作为编辑工作学理化思考的开端，学术意义不容忽视。随着媒介的发展与学科专业的细化，编辑学开始更多地与图书为主的出版业联系在一起，编辑出版学至今还是本科专业的官方名称。近年来，出版学被更多地用来作为专业代称，但作为学科基础的编辑学研究关注内容生产，立足传播意识，在十九大以来也产出了丰富的成果。

1. 对编辑基础理论的研究

对研究范式的反思和基础理论的重视，同样体现在编辑学研究领域。随着媒介和时代的变革，编辑的概念也不停发展。庞沁文等梳理了多种编辑概念，认为编辑的本质是主导媒介产品价值的创造与沟通。[22]王华生提出了编辑学的文化组构概念，认为文化组构思想概念能够从分散到集中、从随意性到目的性、从编辑视角，很好地对文化世界的变革和发展进行界说;从无序到有序，对文化产品的编辑选择和加工过程进行很好的阐释;从不完善到完善，对文化产品表达方式进行恰当的把握。[23]当人工智能进入出版业后，出版结构和工作秩序被重新调整，编辑的身份和工作也被重新定义。对于编辑主体性理论，王俊超从编辑主客互动论视角出发，借鉴跨学科理论概念，提出编辑主体问题导向意识是编辑工作的核心内容，包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等次理论范畴。[24]2019年10月，段乐川著的《媒体融合与编辑理论创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对媒介融合时代，作者系统地探讨了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编辑概念、主体构成、客体内涵、组织形态和社会功能等基础问题，提出了编辑活动在融合传播环境下的新规律。

2. 对编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作为学理化的研究，理论创新与方法关注是“一体两翼”，因此编辑学研究方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姜红贵指出，编辑学应从学科评判标准的视域融合中探寻学科发展新思路，在目标定位上体现传统愿景与现实策略融合，在研究导向上实现学科研究与问题研究、人文范式与技术范式互补，在内容结构上形成问题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建与元研究的有机整合，在研究方法上实践多学科研究方法论与方式方法的合理组合。[25]卢俊等则指出，面对人工智能等的发展，编辑学应以信息管理为核心建立学科基础，编辑的核心能力应围绕信息内容的筛选、优化、传播三个核心展开。[26]韩生华等提到了当下编辑学研究的六个务实性问题：编辑优良传统的传承、内容质量的提升、人才队伍的培养、编辑内涵外延的拓展、编辑服务职能的完善、编辑社会价值的认识。[27]郭庆华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编辑与技术依次经历了同体共生、相互分离、内扩张外繁衍、矛盾初显、外更新内爆发、侵占包围与退守突围六种“纠缠”模式，弥散分布于编辑的劳动状态、角色地位及思想意识之中。[28]郑确辉认为编辑学的研究与编辑工作研究的二者互动结合，对建设成熟的编辑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作用。[29]

3. 对于编辑思想的研究

编辑思想作为内容加工重构的主要指针，无论对于微观的图书编纂，还是对于宏观的人类知识存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机械复制时代之前，文化知识得编辑而存，不得编辑而亡，几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秦汉时代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吴平以“经部要籍的编辑思想”为题发表了七篇系列论文，对经书是否为编辑的作品、经部要籍的编辑方法、经书的成书方式、“述而不作”的编辑原则以及《毛诗传笺》《周易》《说文解字》中的编辑思想，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讨，是十九大以来编辑思想研究的重要收获。编辑思想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当代编辑家。2018年是戴文葆先生去世十周年，张雅寒《“编辑有学”——戴文葆先生学术成果及其编辑学思想概述》（2018）、朱春花《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戴文葆的编辑思想及其启示》（2018）、姬建敏《戴文葆的编辑学研究及其贡献》（2019）等文章，对戴文葆的古代编辑史研究、“编辑”和“编辑学”的基础概念界定之功等从不同角度进行梳理。张国辉分析了林穗芳脉络明晰的编辑学思想体系。[30]姬建敏认为阙道隆的《编辑学理论纲要》对编辑学概念、范畴等基本理论问题的全面探讨，对编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编辑学研究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标志性意义。[31]郝振省对邵益文的编辑学研究做了宏观审视，指出了邵益文在图书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分类编辑学的思考等方面的理论探索。[32]

此外，不少对于编辑学研究的综述之作，雖然不是严格的理论思考，但对编辑学的概念流变、范式发展及领域拓展等，都在评述之中有所阐发。王龙珺梳理了民国编辑学的缘起、内容和历史价值，指出作为编辑学萌芽的民国编辑学在学科内容和研究范式上，构成了现代中国编辑学的基本底色。[33]陈洁等从顺应知识与阅读需求的兴与变角度，审视了新中国编辑出版学70年的发展历程。[34]诸如此类的研究，都在另外的维度记述着编辑学研究的新进展。

五、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

中国学人建构的编辑学研究，在西方学科体系之中未有先例，王振铎先生曾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如果说出版学研究中的中国特色，此前更多是加诸编辑学研究领域的话，那么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已经成了整个出版学研究的底色。

2016年5月，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国家层面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也构成了出版学研究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十九大以来，出版学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逐步凸显。2018年姜红贵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编辑学理论体系的问题，认为我国编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历经古代编辑思想的沉淀，近代对编辑理论的初步探索，新中国编辑学理论体系的依附、萌芽、形成，并逐渐过渡到现代编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反思与转型阶段。[35]2019年，陈莹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的构想。2022年年初，周蔚华发表《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建设论纲》，从“三大体系”的论断出发，对三者或其中的学术体系等进行思考。出版学研究中国特色的内在自觉，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呼应。张新新等提出了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对象、三个性质、五个分支”的架构。[36]巢乃鹏等认为从知识生产的维度来看，中国出版学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出版研究特色的核心议题。[37]

在这些明确中国特色的议题之外，一些以中国问题作为研究焦点的文章，也多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意识。如作为主题出版研究的代表人物，周蔚华的《主题出版及其在当代中国出版中的地位》（2019）、《出版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出版业》（2020）、《出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中的独特作用》（2021）等文章，万安伦等的《建设出版学科应认真辨析出版史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之关系》（2020）对出版史新型关系的界定，易建宏等的《论出版学对出版社专业需求的学理支撑》（2020）对出版学学科特色人才培养的论述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中国式话语特色。经过沉淀之后，理论自信和“三大体系”精神逐步深入出版学的研究之中。

中国特色的研究意识，同时体现在新兴研究领域的塑造之中，典型的代表便是出版史学的提出。沙姆韦等人曾说“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38]在出版学的各领域之中，产生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其他学科借鉴，或者说相对形成了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的板块，目前来说还主要在出版史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具有浓厚跨学科色彩的书史研究在西方兴起。随着罗伯特·达恩顿、罗杰·夏蒂埃等人的著作和一批西方书史著作被译介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图书出版和阅读在社会变迁与文化演进中的作用。从内涵上来说，书史更为广泛，包括出版史、阅读史以及媒介史等诸多内容。在我国的话语体系中，书史的使用频次不高，尤其是出版学研究领域，更多是采用出版史的命名。随着书史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出版史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出版学界也蔚然兴起。在“三大体系”建设的背景之下，范军等人提出出版史学，就成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建设的一种尝试，也是出版学科创建“普遍知识”的努力。

结语

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已经初具成熟学科的规模。基础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几个既关联又独立的领域，对研究范式的反思和研究方法的重视，标志着学科自觉意识的形成。这种学科意识，既对出版学从前范式向常规范式的转变意义重大，也对出版学研究的后续发展和成熟十分有利。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出版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出版学研究同样如此。要想成为现代科学体系内的学科，出版学需要玄远深思的基础理论，要想对出版业的现实发展做出指导，出版学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二者之間不可避免形成了一种研究张力。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就是在既往过于关注出版业现实的态势下，一方面努力打造出版业基础理论的“专属知识”，另一方面试图为其他学科提供出版学视角的“普遍知识”。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上，目前的出版学研究还不能与传统文史哲学科甚至临近的新闻传播学并驾齐驱，但在成熟的学科意识之下，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出版“学”内容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学界、业界同仁的普遍认知。

更为关键的是，在学科意识日益明晰的同时，中国特色代表的理论自信，越来越呈现在现有的出版学研究中。研究队伍也开始扩大，既有出版学科传统的老中青三代学人持续发力，也有来自新闻传播学或文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学人加入。因此，如果从新研究成果的丰富、新研究意识的形成、新研究范式的努力、新研究力量的出现四个方面，说十九大以来的出版学研究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国出版学的真正内涵，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媒介持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身处其中的出版业在应对技术的冲击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面貌。与之紧密伴随的出版学研究，也只能在不停积累与反思之中建构自己的学科版图。出版学的研究尚有不少需要拓展之处，而十九大以来出版学研究中清晰的学科意识与中国特色，则预示着出版学的研究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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