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小平在长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对党的管理、建设以及处理党内外关系等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对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管党治党的逻辑前提是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前提，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也是保持国家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核心力量。管党治党的着力点在于始终保持党的鲜明特征：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党提升领导能力的基础是党内民主，党必须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党员应该始终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为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不断强化自身建设是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基础;相互监督与相互包容是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核心;团结群众是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党的建设;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22）02-0028-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演变历史与内在逻辑透视研究"（19XJIC710004）;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20201010YNSDL008）

〔作者〕罗建华，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云南昆明 650500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亲历了我们党从一个四处碰壁的小规模组织一步一步成长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强有力的政党，再成功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全部历程。由于其特殊履历，邓小平对党的管理、建设以及处理党内外关系等问题有诸多睿智而深刻的洞见，并在党面临改革开放巨大考验时提出了大量应对策略，在管党治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论述和举措对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仍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管党治党的逻辑前提：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

邓小平始终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地位。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十分重视党的领导地位并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①总体而言，在邓小平看来，探索管党治党问题的解决路径，首先必须强调党的重要领导地位与作用;而科学有效的管党治党路径与措施又能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党的领导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毛泽东在《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指出，在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历尽千辛万苦、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新中国，"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②。基于毛泽东这一论述，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强调："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③毋庸赘言，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才有了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中国。

当然，党不能因为取得了革命胜利便一劳永逸、高枕无忧地坐享执政资格，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并始终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才能强化执政资格，不断巩固执政地位。邓小平明确指出，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建设年代，中国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①。同时，他也指出："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⑤依邓小平之见，党由于自身难以避免地会犯错误，因而任何时候都必然要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与指责，但是对党的批评只能以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问题为出发点，而不能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为目的。

（二）党的领导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

邓小平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他充分论证、反复强调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③，"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⑦。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尽快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我国引进了大量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导致社会上一度出现了鼓吹全盘西化或质疑改革开放的错误论调。邓小平对此早有察觉。1980年1月16日，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深刻指出，我们不仅要以正确的态度与方式对待"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也不可低估那些"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①的别有用心的人。②

任何心怀不轨的图谋都无法得逞。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③他不仅用政治理论话语阐明其观点，还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强调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威信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在很大程度上长期被抛弃，这是党不能有效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④换言之，在无组织纪律亦无党的科学有效领导的特殊年代，我国出现了动荡、徘徊乃至停滞不前的局面，延缓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因此，如何在加强纪律性基础上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中国共产党人直面这一难题，在改革开放巨浪中以惊人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实践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三）黨的领导是保持国家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核心力量

稳定的政局是人民能全身心投入社会建设与改革实践的根本前提。政局不稳定不但会使人民无法安心开展建设，甚至还有将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的危险。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动荡与混乱，邓小平十分清楚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他强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⑤他对政局稳定重要性的着重强调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③⑧而要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则必须坚持党的领导。1987年8月29 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利昂妮尔德·约蒂和雷纳托·赞盖里及其家属时说;"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⑦由于对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理解与体悟极深，邓小平将政局稳定与否视为评判一个政党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的重要标准之一。①根据他的判断，党就是中国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稳定器。

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导致局部地区出现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部分西方学者一度认为中国将走向分裂，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②然而，事实雄辩地证明，这种预测是荒谬和错误的，西方学者大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各项事务的领导与把控能力。中国之所以能及时、有效地扭转局势，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的谈话中重申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③这一论断不仅明确强调了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更强调了党对维持中国政局稳定的重要性。1981年7 月17 日，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④他之所以将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地位，是因为经过对长期历中经验的深刻总结，他明确意识到没有党的领导或党的领导不力就可能出现天下大乱，甚至整个国家会四分五裂。此外，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党做好维稳工作的基石和突破口就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以提升其生活水平。他认为，中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率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⑤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管党治党的着力点：始终保持党的鲜明特征

纵观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自诞生之日起，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是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党都始终保持着有异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使这些特征得以充分彰显依靠的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保障机制。因此，解读邓小平关于党的多维特征的思考与论述便能够从一个侧面窥见到他的管党治党思想，这种解读和阐释也为新时代管党治党路径探索提供方法论层面的启迪。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

关于改造世界的重大命题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他明确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毛泽东对这一重要命题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将改造世界的命题具体化为改造主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改变主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三重维度。②通过深入解读文本不难发现，邓小平对此问题的回答与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首先;他也明确了党必须在解释世界基础上改造世界;其次，他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以及探索这种改造的前进方向问题。1943年2月20 日，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③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当群众的学生"既是认识客观世界又是改造主观世界;而"当群众的先生"则是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改造客观世界即改造学生的实践。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划。从改造主观世界维度，他为党确定了改造的基本方向，并用质朴的言语强调了作为党员的重要品质——忠诚与老实。1949年9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及排以上干部大会上指出："忠诚与老实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品质。"④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忠诚就是要毫无保留地忠实干党和人民的事业。1949年9月20日，他在《克服西南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中指出："凡是根据党的需要，符合党的利益的工作，即使个人受委屈，也应乐意去干，这是共产党员的品质。"⑤邓小平所谓的老实不是单纯的道德概念，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他认为唯物主义本身就应该被称为"老老实实"，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践行者就必须具备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行事风格。

从改造客观世界的维度，邓小平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明确了党改造客观世界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1950年5月16日，他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③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还把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论述。⑦基于此，美国社会学家和汉学研究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曾评价邓小平十分务实。⑧傅高义对邓小平的评价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在大量采访包括邓小平的仰慕者和反对者在内的群体后，在充分了解其人生轨迹的基础上作出的学理判断。

（二）党提升领导能力需要发扬党内民主

提升党的领导能力的着力点不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逼迫人民群众遵循指令，而是通过民主手段引领群众走上通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道路。既然领导人民需要采取民主方式，那么党内部的管理和建设就首先应当实行民主，而不能指望以内部不民主的组织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邓小平在批判各种忽视民主尤其是忽视党内民主的错误论调基础上指出，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建立在权力基础上是靠不住的，必须采取民主的领导与执政方式。①他明确提出;"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② —方面，党必须本着民主精神开展工作以实现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党还必须以党内民主为榜样和示范影响党外各种社会组织，使之也能按照民主方式开展工作。

但是，党内民主精神的培育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阻力，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党员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民主精神的培育过程就是民主力量与非民主力量相抗衡和博弈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党内民主就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党内监督。邓小平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③换言之，就是要借助党内监督实现党内民主，再以党内民主有效带动社会各行各业的民主，使整个国家都形成民主的氛围，最终实现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社会。因此可以说，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提升党的领导与执政能力的关键一环。

（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作风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赋予"实事求是"这一成语以全新内涵，并提出党要具备实事求是的精神。①邓小平也始终强调实事求是精神和路线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小部分党员居功自傲，有意或无意地拿党员这一招牌和参加革命年限作为资本，摆架子、对群众态度冷漠生硬、随意对人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甚至强行要求党外人士服从，等等。针对这些问题，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⑤。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更是用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使全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①倘若不实事求是，那么我们就只能讲空话和大话，很难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他要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要对作为科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阐述，也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全面、合理的评价和界定。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②同样，在刘少奇平反问题上，邓小平认为，要在平反決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也如同其他党员同志一样犯过一些错误，这样评价刘少奇，"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③。总之，党必须保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四）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始终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

党历来主张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对人民群众发号施令，这是由我们的群众路线所决定的。但是，走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党员就淹没于芸芸众生之中，更不意味着党员可以落后于群众实行"尾巴主义"。恰恰相反，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凝聚力，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④党没有任何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他们只有比普通群众更优秀、更先进，才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领导人民群众。在《党与抗日民族政权》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党必须保持先进性才能对人民群众具有榜样和模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

需要注意的是，党始终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不仅是从政治宣传，以及引导、协调各方使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而言的，更是从道德认知和实践层面而言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按照比人民群众更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邓小平指出："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就是最高的奖励。"③党员就是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自始至终都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许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相适应的执政道德建设思想。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要求党员同志必须从亿万群众中脱颖而出，还以身作则地践行了这一重要理念。傅高义评价道："邓小平不太在乎头衔，他更为看重建立一个能干的班子和组织。他能与之一起致力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②将个人的职务、头衔和利益置之度外，把自己所有心力都倾注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这恰恰就是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志。

（五）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与那些拿所谓全人类的立场作掩护却实质性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并为其剥削无产阶级的"合理性"辩解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立场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毕生致力于寻找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有效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不避讳自己的根本立场和基本主张。邓小平在《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指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①

我们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这不是一种仅限于内部宣传的、自说自话的纯理论表达，在与国际友人交谈之时，党的领导人亦丝毫不回避对这一问题的言说和讨论。1975年2月20～23日，邓小平在接见萨莫拉·马谢尔率领的莫桑比克友好代表团时说："我们建立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走共产主义道路。今天是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要走上共产主义。"⑤不仅如此，回顾党的发展历程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在积极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友好合作之时，甚至是在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也毫不避讳自己的共产主义终极理想。

三、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基础上与党外人士相互监督并紧密团结群众

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是党长期的重大课题。坚持党的领导是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根本前提，而在加强党的建设基础上与党外人士相互监督并紧密团结群众是党长期居于领导地位的重要基础。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与路径，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作出了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思考与探索。邓小平作为党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数十年历史轨迹的见证者，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一）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基础

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党内外关系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由我国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客观决定的，而不是我们党一厢情愿强行制定的制度和策略。1979年10月19日，他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①他同时也注意到，由于党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其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相对于党外人士和普通群众而言具有优势，因而就容易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同志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的消极作风和不良习气。对此，他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②）

邓小平的论断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因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作为执政党，内部问题解决不好会极其危险，因此邓平强调党的自身建设具有极端重要性。党的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是要加强党内团结，因为党内部不团结就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无法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③。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①加强思想教育促进党内团结，深入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是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基础与前提。

（二）相互监督和相互包容是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核心

相互监督是我们党从毛泽东开始就一直秉持的处理党内外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邓小平也十分强调监督的重要作用。1956年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上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⑤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尤其面临复杂关系问题时，光有相互监督是不够的，各方都还需要一种相互包容的度量才能和谐共处。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在《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中指出："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面对常年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港澳同胞，邓小平深知要在短时期内转变其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是不现实的，因此，他提出"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国家的面貌，看看国家的变化"②。这一话语没有华丽辞藻和深奥难懂的专业词汇，却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和包容态度。换句话说，邓小平就是希望港澳同胞在全面了解祖国发生的变化和所取得的重大发展成就后，再作出有理有据的判断与实事求是的评价。

当然，相互包容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就任由一些错误思想在党内外蔓延和扩散，对于那些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有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错误思潮，必须坚决予以披露和反击。邓小平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指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刹住自由化的风潮，因为它是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阻碍。他明确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③对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一定要"用巨大的努力""作坚决的斗争";对一些人散布的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一定要"严肃处理"。④但是，即使对于思想上犯错误的人，我们也不主张采用暴力手段加以清除，而是应该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邓小平指出："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⑤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度与宽容姿态。

（三）团结群众是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团结群众作为党处理党内关系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早在革命年代就已经定下的基调。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就曾探讨过此问题。1941年3月，邓小平在《时局和几个政策问题》中指出："共产党员要善于找出与帮助当地与群众有联系、有威望的人士，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只要是抗日的，采用各种形式去团结群众。"③为尽早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党主张团结群众以充分挖掘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潜力。当然，我们党积极开展抗日并指导群众参与到这场正义战争中本身就不是为了党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也就是说，党要真正实现团结群众，其根本前提是党必须始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实际上，这一前提条件早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就已经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①只不过由于特殊国情，我们对这一论断不能作教条式的理解。由于中国并未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队伍规模有限，备受封建地主剥削与压迫乃至受尽日本帝国主义凌辱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因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共产党应当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保持一致，在中国党就应该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一致。1942年12月15日，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中指出："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②1957年4月5日，邓小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脱离了群众，任何英雄也办不成事情。"③不仅如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进程中，党都应将团结群众视为党员的优秀品质。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④他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很多正确意见的最初提出者，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则主要是将这些意见加以整合、提炼进而将其上升为政策和策略，并督促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执行。有学者由此指出，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石，最初就是由一些民间年轻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⑤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无疑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⑧。

概言之，在邓小平并不算十分庞大的文本群中我们能够看到大量他对管党治党的思考和阐述。时至今日，这些简洁、朴实而又深刻的论述以及蕴藏于其中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思想仍然对于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这些论述必将继续作用干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进程，助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肖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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