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公告：
发言范文网欢迎您
栏目导航姜奎良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儿童文学既遵循“一体化”建设要求，深受官方推崇，又能在主流性基础上尝试开拓“异质”图景，因而质量较高，影响力较大。山东作家秉承对童心的捍卫和坚守，在政治文化语境下努力探索儿童化的艺术旨趣，不仅在当时的文艺思潮下弥足珍贵，而且经过时间的淘洗，这些童心被赋予新的精神内蕴，成为确立经典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 山东 儿童文学 经典
1949年后，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山东儿童文学在1950年代开创稳步发展的建设局面，这一时期山东儿童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作家以光明的笔触歌颂新生活、拥抱新世界。在思想内容上，紧紧围绕新中国的思想建设，注重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触及不同时期的儿童生活，教育儿童读者要有革命精神、集体主义精神，要有坚强勇敢、迎难而上的品格等。在创作风格上，山东作家开始重视儿童群体，他们结合童年往事和新中国的时代精神，深入儿童生活，以饱满真挚的热情和乐观向上的心态，扬起明朗的现实主调。在文体开拓上，主要是儿童小说、童话寓言和儿童诗三大类，具体而言，是以萧平、邱勋、李心田、王欣、王愿坚等一大批山东作家为代表的儿童小说，以申均之和鲁芝为代表的童话寓言，以刘饶民为代表的儿童诗等成绩最为突出。伴随政治文化语境的波动，1960年代的山东儿童文学进入曲折发展的阶段，整体态势大不如前，但1960年代前期尚未完全走入最低谷，《微山湖上》《两个小八路》《圣水宫》等作品的问世，于愈演愈烈的文艺思潮下实属珍贵。
应该说，作为山东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山东儿童文学的力量不容小觑。这一时期的山东作家“在服务对象上，他们在关注成人读者的同时，特别关注儿童少年，在儿童文学发展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①但由于学界更关注“今天”和“明天”的发展，无暇总结“昨天”的经验教训，所以对“十七年”山东儿童文学的萧条和冷落在所难免。“十七年”时期，山东作家做出了哪些符合儿童文学发展的艺术新变？基于此，“十七年”山东儿童文学应得到整体维度上的观照。
一、在政治场域下追寻儿童性
（一）儿童性与英雄气的结合
作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山东在“十七年”期间涌现出许多革命儿童文学，并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影响。通观这些儿童形象，他们既有非凡的英雄气，又兼具儿童性。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合理的革命任务和非凡的战斗行为的结合，“他们还没长大，他们的能力非常有限;他们的敌人不是低能的傻瓜，战争终究是你死我活的，稍一犯傻意味着丧命。所以，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孩子很难有所作为。”②因此，承担什么样的革命角色体现出山东作家对战争儿童的理解，在这些作品里，革命小队员的身份基本上都是交通员或侦察员，其任务是送信、通讯，女队员大都是卫生员和小护士身份，其任务是救死扶伤。而且一旦有儿童想要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就会遭到成人阻拦，“应该说他还是个孩子，还不够一个战士的年龄。”③而且这种革命角色并不意味着儿童或有或无，“敌人不大注意孩子，这是个有利条件。”④人小，活动灵便，目标小，任务安排既符合儿童实际，又能从儿童性出发，有效发挥儿童的革命价值，增加可信度和合理性。
既然拥有了合理的革命任务，革命小队员便可以充分结合儿童性展现他们独特的革命行为，同时，英雄般的非凡行为渗入，两者交织促使他们拥有各种“超能力”。在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里，革命小队员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城报信，凭借北方夏天儿童不穿衣服的特点伪装成不懂事的毛孩子，一旦在城门遭遇伪军刁难便放声哭喊，搞得敌人无奈放行。另一方面，正在执行任务的小银和小朱身手敏捷，早先成人一步偷袭军用车，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机应变，巧得大量枪支弹药，并像队长刘洪一样在火车上穿梭跳跃，非凡行为充分彰显小英雄品格。翟永瑚的《暴风雪的夜晚》里的锁柱睡眼惺忪，露出稚气的脸庞，突然听到团长说有紧急任务，两眼顿时明亮起来，迅速着装，头也不回地离开根据地。面对狂风暴雪，锁柱身手敏捷，翻墙、爬树、爬木杆，从墙上滑跌下来毫无痛感。在历经重重险阻完美结束任务后，锁柱倒地呼呼大睡，既有趣又让人心疼。
其次，儿童性和英雄气一并进入成长视界，实现从儿童性到英雄气的演进。革命小队员虽然尽显勇敢无畏的英雄气，但他们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激情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遭到失亲重击后绝处逢生。一方面，以亲情为情感依托，失亲流露出他们的儿童性，另一方面，他们化失亲为力量，逐渐摆脱伤痕状态，锻造革命意志。在杨朔的《雪花飘飘》里，死亡拆散了母子亲情，让百岁陷入惊慌与无助，“百岁既不爱玩，又不爱笑，老是闷闷的，像个成年人一样严肃。”⑤百岁早先围绕母亲产生的日常生活行为和与之相生的精神状态迅速丧失存在的意义。在萧平的《三月雪》里，活泼开朗的小娟跟随母亲来到艰苦的革命据点，但她更多浸浴在母亲的怀抱里，在她眼中，母亲是守护自己的港湾。但母亲最终还是被敌人夺去生命，小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心灵重创，“一夜工夫，这孩子完全变了样子，脸孔消瘦而苍白，两只眼显得更大了。”⑥母子分离使儿童被迫告别母爱，产生绝望的悲苦情愫，但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也由此孕育而生。失去母亲的曹百岁在共产党员的引导下踏上远征之路，渐渐地，他的寻父之路逐渐演变为寻“革命之父”，所以当百岁在找到血缘之父后，毅然选择放弃团圆继续北上，实现基于民间伦理之上的更高层面的追求。“三月雪”是革命烈士的墓地，同时也作为革命象征，为小娟营造了新的成长氛围，也让小娟产生對共产党员的新认识。母女分离让小娟获得新生，唤醒儿童步入革命新阶段，成为坚强的革命小队员。
总的来看，这些革命小队员的非凡行为联结合理的革命任务，构建自身的真实和传奇色彩，同时山东作家开始认识到，革命小队员在本质上是少年儿童，他们也应有作为儿童的一面。因此，失亲境遇的营造既是搭建革命英雄主义的基础，又注重流露儿童真情、释放童稚状态，儿童性和英雄气互相关联、互为表里，是一次新的突破。
（二）儿童性的潜进
山东农村众多，作家拥有浓厚的土地情结，他们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因而创作了许多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作品。而且，山东作家身处农村，能够自然而然地拾取身边的生活碎片，捕捉儿童心理，打造儿童性。
邱勋擅长塑造山东农村儿童，凭借《微山湖上》蜚声文坛，“作品质量较高，惊动了众多的读者，它似乎一出世就在向儿童文学界的作家们挑战了。”⑦作品里的儿童形象除了深烙时代赋予的劳动品质之外，还在儿童性内涵上各有侧重。同是集体环境，丫头偏于安分胆小，小驹子偏于深沉稳重，二牛偏于活泼好动。同是犯错，丫头娇贵脆弱，受不了委屈，二牛能屈能伸，低头认错。同是误闯捕鱼场捉鱼被抓，小驹子心思缜密、自尊心强、有股不服软的劲头，二牛蛮头蛮脑却仗义执言、心胸豁达。正因为三位儿童的性格迥异，所以他们在劳动环境下的性格改变程度也有所差异，同时也应看到，儿童性最终还是朝着共同的成长目标发展。洪水事件实则暗含“他们总是充满着喜悦与自豪，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为集体出力，在成为对集体、对社会主义有用的人。”⑧童真个性与热爱劳动的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了时代意义上的融合，儿童性在思想主题的指挥下挺进。
儿童群体呈现儿童性的多元面向，儿童个体则集中突显儿童性。邱勋的《大车骨碌碌转》里的小林子陪同爷爷赶马车，可小林子一心想着私自遛马，他为什么不听爷爷的劝阻一意孤行？宁可说是不愿耽误劳动进程，不如说是儿童性的驱使。小林子是一个不想做儿童的儿童，他渴望摆脱现有的依附状态，不断去追慕并模仿成人行为，这是他甩开成人独自赶路的主要原因。可又与“小大人”模式不同，赶车任务无法顺利完成，但这一失败的过程往往能达到真正的儿童气，它流露出儿童试图走进成人世界却又无法成功驾驭的窘态。王欣的《山里的孩子》里的小莱第一次独自走山路，仿佛身临童话之境从而不断生发奇思妙想，他把远处模糊不清的马想象成花皮老虎，把野兔和山鸡想象成同行的好伙伴，把大自然的不解之音幻想成可怕的大灰狼，这场山地之旅激活儿童的好奇和想象、求知和探索欲。但在这些生动各异的儿童形象背后，“儿童也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并且‘劳动成为定义共产主义儿童道德品格之核心要素。”⑨儿童离不开劳动场，集体主义和劳动精神是这一时期固定不变的创作主题，也就束缚了儿童性更丰富的内涵。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山东作家受政治气候和教育立场驱动，不得不用成人思维主导儿童世界，过度的表现有时会留下童真不再的缺憾，但他们又凭借文学才情，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加之于他们文学观念上的局限，彰显他们对童心的恪守与执着。
二、在教育主旨下探索儿童艺术
不得不承认，山东作家为强调教育的意义，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反复“扣题”，但趣味性话题的导向意味着总有一些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却又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即便带着明确的教育观烙印，它的文学表达也会自然而然地溢出教育观念的束缚，而体现儿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⑩这在萧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营造自然环境方面，萧平不脱离对新中国之境的歌颂，和当时的主流风气相吻合，但他对所处环境又多了一层倾心和喜爱，于是便通过一种纯真的、抒情的创作方式将它们描绘出来，表达着自己对胶东自然的真实感受。他充分结合童年经历和故乡往事，融合胶东民间传说，塑造具有生命力的胶东儿童形象。在《玉姑山下的故事》的开篇：
玉姑山下开满了粉红色的桃花和雪白的梨花，蓝河岸上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云雀在麦田上空叫着，它叫得那么婉转，那么嘹亮，那么快乐，就像看果园的三舅家小凤唱起歌来那样。
没有沉闷的黑暗环境，也没有光芒万丈的金色世界，作者不加伪饰，采用暖色调和抒情性语言，营造悠远的静谧氛围，氤氲出小凤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性格。玉姑山、蓝河和望父松承载着孝女哭父的千年传说，拥有自然和历史人文双重意蕴，感天动地的父女亲情融入自然之景，成为胶东人民的情感寄托，并且代代流传。当蕴藏民间传说的胶东之景与战争时境发生碰撞时，原有的情感基调又增加了革命维度，作为女儿和革命者双重身份的小凤必将经历一段神秘又坎坷的命运。
萧平将胶东环境的自然风光彰显得淋漓尽致，从狭深的山谷到松软的海滩，从幽僻的圣水宫到热闹的海滨，从苍劲的雄鹰到奇特的海洋生物，人与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散发浓郁的胶东乡土气息。同样是环境描写，任大霖表现出的是一种淡淡的伤感情调，任大星注重渲染沉重的悲剧色彩，而萧平笔下的儿童与轻盈的胶东之境浑然天成，儿童形象尽显欢愉纯真之气。
在勾勒叙述情节方面，萧平并不违背主流意图，但他通过穿插儿童的生活细节和充满童趣色彩的情节来冲淡宏大背景，侧重挖掘真实的儿童情感，回归儿童状态。《玉姑山下的故事》讲述了良子和小凤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故事，而在这条成长明线的背后潜藏细腻的情感流动，并且良子对小凤产生的情感才是导致情节起起伏伏的关键所在。
作者先是从两位少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开始，成人不经意间的玩笑促使良子萌发对小凤的异性好感。当良子远离家乡做学徒期间，他对小凤朝思暮想，于梦境里寄托着对她的情思，这份守候又成为良子想方设法与小凤重逢的重要推动力。果然，良子三进果园，期盼与小凤相见，但得到的却是小凤躲闪遮掩的回应，小凤想走却不走、欲言又止的样子仿佛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心灰意冷的良子胡思乱想，小凤出嫁的噩梦促使良子要斩断这份感情，而小凤对良子的朦胧情愫则在他毅然诀别的那一刻爆发：
“良子哥！你怎么這就要走？”
我硬着心不回答她的话，扭转头，望着静静流着的蓝河。停了一会，她又问：“过几天你还来吗？”
我还是不看她，也不回答她。她带着要哭的声音问我：“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转回头望了她一眼，她满眼旋着泪花，我的心软了，我说：
“我还来干什么！……”
她直直地望着我，半天，才说：
“你什么也不知道……”
我生气地说：“可不是，我这傻子，知道什么！”
……小凤在后面叫了我好几声，以后我听见她哭了，我也哭起来，可是我没站下，也没回头。
此时的小凤已经和父亲加入了地下党，面对革命和爱情的两难境地，小凤饱受煎熬，她渴望得到良子的理解，却又不能向他透露革命信息。小凤的言行细处蕴藏欲言又止的复杂情感，她不愿良子离她远去却又无法改变现状，只能用哭来诠释自己的委屈和对他的不舍。在得知小凤一家的遭遇后，良子来到已烧毁的房屋，在角落的灰堆里发现自己曾经送给她的儿时礼物，原来小凤没有忘记自己，她只不过是有难言之隐，良子恍然大悟，也用哭来表达对小凤的留恋和愧疚。正是怀揣着这段感情，良子踏上了革命之路，始终期待与她相见。可以说，良子的革命动力实则来自对小凤的渴慕和情感追寻。
因此，从早期的朦胧感到分离后的思念，到再度见面后的失望，直至真相大白后的歉疚，良子对小凤的情感始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革命情交织爱情、友情和亲情，彰显萧平对革命叙事的另类探索，这些情感深藏在主流叙事之下，但我们不能就此忽视这些碎片，“细节被界定为感官的、琐细的与浮面的文本现呈，与一些改革、革命等等较为宏大的眼界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些宏大的眼界企图将这些细节纳入其臣属，但却出其不意地为这些细节的反馈所取代。”微观细节的增加导致宏大叙事的断裂，侵扰着革命成长单线条，从而溢出许多人情人性。
针对农村生活题材，萧平贴合儿童穿插生活细节，《海滨的孩子》涉及城乡儿童的形象建构，对这种主题的情节模式一般是城市儿童进入农村，经过教育后投身劳动生产，融入集体建设。但萧平另辟蹊径，集中讲述他们的海滩探险，他们全程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萧平都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挖掘他们善良可爱的品质，反映新一代儿童的精神面貌。尤其是结尾的细节更富浪漫童蕴：
“大虎，你听我说，我对你好，心里真对你好，咱们一辈子做个好朋友行吗？”
可是大虎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两手攀着膝盖坐着，皱着眉头望着远处的海，过了好大一会，才对二锁说：
“回去我爹要问起来，你就说是我引你到北边港渠子跟前去的，潮水没涨我们就回来了。”
答非所问的对话遵循儿童的思想流向，顺承二人在险境中不同的心理活动，二锁对大虎充满感激，同时也表露出自责和愧疚，而大虎却想着如何承担起这场意外的责任。他们的对话是将心比心的肺腑之言，幼稚但真诚，有趣但严肃，城乡儿童具有相通的纯朴稚气。通过儿童对话的方式作结，带来许多回味无穷的韵味。
在儿童文学里，全知的成人叙述者聚焦于儿童人物和第一人称的成人叙述者聚焦于儿童人物，这二者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两种叙述者不过都是外故事叙述。与孩子相比，这两者拥有更多的知识、生活经历和语言技能，从而占据着不平等的权力地位。”具体来说，前者在语言表达和认知水平上不可避免地与儿童产生距离，后者因儿童自身的生活经验不足而限制了对事件和情感的处理。因此，要想在不失去成人权威和经验的同时，向儿童倾斜，增添儿童情趣，内视角是获取这一效果的最佳途径，这也是萧平格外注重的。
萧平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利用体验式内视角聚焦事件。在《于文翠》里，通过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见证主人公于文翠的成长，于文翠接二连三的失败排演让“我”陷入焦虑和无助，她究竟能不能演出成功是叙述者铺设的悬念，吸引读者去關注她的成长历程。于文翠在经历诉苦大会后性格发生转变，使她在原初生命活力的基础上，又有着对苦难生活的深沉忧思，成为成长的转折点。作品通过“我”的近距离观察更自然地感受到于文翠复杂的情感厚度，使其性格更加饱满。在回顾性叙述中，萧平常常采取两种视角交替运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体验事件的眼光。”前一种被认为是外视角，后一种被认为是内视角。内视角作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一种修辞技巧，更易拉近与主人公的距离，映衬主人公形象，而且内视角较为主观，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便于作者借以表达对儿童的喜爱。在《秋生》里，跟随第一人称“我”的回忆，顺其自然地增加了一处秋生捉小獾的细节，并于此介入“我”的观察体验，感知秋生不为人知的一面，进而挖掘他潜在的天真和善良，说明他具备改变恶习的条件。只有在“我”的视角下，秋生的单纯天性才得以被发现，成长轨迹才能更鲜明，内视角侧重情感表达和内在精神的释放，增加抒情功能，使儿童形象更丰满立体。
儿童视角蕴涵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依托这一视角，作者注重贴合儿童特征，消解生硬的成人话语。在《锁住的星期日》里，作者透过锁住这一儿童视角潜入儿童的情感世界，“灾星”老鼠、火柴是他们乐此不疲的玩物，他们最喜欢在果园里吃果子、听虫声，兴奋好奇的锁住想活捉猛禽，又因能力有限而惊慌失措。萧平注重还原儿童的稚拙行为，流露单纯美好的儿童情感，“因而有一种‘趣，将作品的意识形态内容淡化、柔和化，使人感到不是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宣扬、灌输，而是儿童幼稚行为和他们远大理想、美好心灵之间的矛盾。”通过儿童视角，萧平找到了儿童心灵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写儿童就必然要写时代精神，而他所涉及的时代精神又弱化了意识形态的强灌，呈现儿童情感的张力性表达。
以教育者、共产党员等成人为叙述视角的作品同样存在，作者难逃主流规训，这些作品是突出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历史见证，但他在此基础上能够运用内视角，注重成人叙述者对儿童人物的情感渲染，发掘童性，呈现以儿童为中心的书写姿态，以抒情表达规避说教评论。《圣水宫》选取县委书记李群的两个走访片段，以成人视角透视玉英从还俗儿童到师范毕业生的进步。通过内视角的运用，李群参与到和玉英的对话互动中，以直观的感受打破对道士家庭的刻板印象，揭示儿童的无邪天性，道出任何儿童都是可以精心培育的教育理念。而且，作者运用内视角试图规避宏大口号，主人公李群以热忱之心帮助玉英成长，充分表达对玉英的期许和赞美，并以一个儿童的成长来投射新中国儿童生活的变化，使作品既不失主流氛围又兼具艺术追求。这种对人情和人性的书写拓宽了儿童文学的教育维度，打造远离成人和政治的儿童视界下的成长。
萧平与时代始终保持纠缠迎拒的关系，无论在显性还是隐性层面都不可能真正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与渗透，但他又潜藏自己的创作旨趣，细腻刻绘胶东自然和儿童生活，放大生活细节，选取童趣片段，侧重运用内视角，穿插抒情方式，流露涉及亲情、友情、爱情等含蓄情感，彰显儿童童真个性，他在政治夹缝中对艺术的追索，值得珍视和借鉴。
三、在传播发展中构筑儿童经典
儿童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共识性的接受过程，又是一个历时性的传播确认过程，经典的重塑不是基于市场效益，而是要将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放在第一位，那些永葆艺术魅力的“十七年”山东儿童文学都将在经典化道路上获得长足发展。
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一次重要的评奖活动，主要是对“十七年”儿童文学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和筛选，针对“十七年”山东儿童文学，萧平的《海滨的孩子》和杨朔的《雪花飘飘》荣获一等奖，郭锦文的《青春》、邱勋的《微山湖上》、江峻风的《小武工队员》、刘饶民的《大海的歌》纷纷荣获二等奖。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山东召开儿童文学颁奖大会，设立特别奖3部和儿童文学奖13部，特别奖分别为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萧平的《萧平小说集》和邱勋的《微山湖上》，获奖级别如此之高，意味着这些儿童文学作品被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具有朝向经典化的发展态势。
自新世纪以来，经典化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界的发展新动向，“少儿出版的一大变化，就是少儿出版社开始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从历史的脚印里挖掘出一些已经被人遗忘的少儿图书，把他们曾经拥有的辉煌重新放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七年”山东儿童文学作品的再版次数日渐增多。笔者针对当下畅销的几部作品，将近十年（2010—2020）的再版情况搜集如下：
可以看出，图书再版的传播方式主要呈现两种特征，一种是依托主流话语，作为“纪念品”，赋以“经典”称号，与其他图书结集出版，另一种是依托教育资源，作为中小学生的课外必读书目出版，发挥作品原有的教育价值。
跨地域传播主要是指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远销海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海外版本中，《小铁道游击队员》被译成朝鲜语，《小黑妮儿》被译成俄语、英语，《微山湖上》被译成朝鲜语、英语、越南语、法语，《三月雪》小说集被译成英语，《三号了望哨》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等八种文字等。跨媒介传播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它应该是一个好的故事，其次它应该是已经被优秀的艺术手段讲得好的故事，再次它具有跨媒介创作与传播的受众。”跨媒介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品的文学价值，这种传播主要是在电影方面，峻青的《变天》被改编为电影《民兵的儿子》，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李心田的《两个小八路》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自问世以来不仅被译成多国文字流传海外，而且从小说到电影到歌舞剧再到动画片，涉猎领域广泛，在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堪称奇迹。
以经典之名来考究这些作品经久不衰的文学内涵。其一，这些作品不仅是“活化石”的存在，还契合当下的时代发展面貌，满足儿童读者的阅读需求。从作家层面上看，革命战争时期的山东地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这些见闻深烙在山东作家的童年记忆里，成为他们信手拈来的创作资源。学者孙建江通过对比杨大群、李涌、揭祥麟、王愿坚四位作家的代表作，指出“三篇作品（前三篇）都明显存在着对艺术传递作用忽視的毛病。比较起来，《小游击队员》要好一些。”《小游击队员》的战斗细节更符合儿童性，战斗场景更真实，童趣表达更自然，而这与他的“现场”记录是密不可分的，“《小游击队员》是信手写来，有直接经验，几乎就是写我自己，所以读起来就有味。”同时，这些作家骨子里的政治意识高于文化意识，民族的革命自觉性高于文化的革命自觉性，因而在创作过程中既夹杂对那段辛酸童年的回味和忧思，又用满怀期待的眼光润泽下一代儿童的成长，这种基于历史现场的创作和情感旨趣是当今作家无法凭借文学想象弥补的。从作品层面上看，相比于“十七年”成人文学，这些作品重在讲述儿童的革命事迹，挖掘儿童的革命精神，注重儿童情感表达，能够拉近文本儿童与现实儿童的距离。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革命小英雄烙刻鲜红的革命印记，他们所具备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品格，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趋褪色，反倒满足了一代又一代儿童读者的小英雄情结，教育者基于此适当调整转化，有效传递红色文化，实现文学和教育的双重意蕴。
其二，这些作品具有再解读的艺术空间。当脱离“十七年”政治文化语境后，挖掘那个年代没有未被发现的或者被刻意遮蔽的东西正是再解读的任务所在，也是确立经典的依据。作品终究来源于作家自身，尽管有来自题材、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约束，但最终都要经过作家之手，结合他们自身的艺术经验、文学素养和理论知识进行创作。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儿童立场，在主流基础上融入民间元素，“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的源流之一，它在儿童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于山东而言，民间文化形态和官方文化形态在“十七年”时期是同时存在的，山东作家早在1940年代就与民间文学保持密切联系，这就使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浸染着民间传统。民间文化形态消解了官方文化形态的阶级话语，使作品彰显一定的地域性、童趣性和传奇性。潜在的民间表达越多，儿童情趣就越浓郁，儿童文学的艺术性就越明显，也就拥有一定的历史穿透力，甚至影响着后来居上的作家。邱勋的“童心”写作在传播过程中受到持续关注和借鉴，山东作家张炜早先的儿童文学创作道路深受《微山湖上》的艺术熏陶，“许多年过去了，在我所谓的日渐‘成熟之后，回头再读这本书，仍然觉得有一股蓬勃激越的力量。它所描述的少年和湖水，明朗单纯，却又有着让人迷人的魅力，看来真正的好书是不会陈旧的。”随着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被边缘化的艺术表达得到重新发掘和阐释的机会，成为不断传播的重要条件。
因此，经典地位的确立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由出版界、文学界、教育界以及不同类型的读者群合力推出的。随着经典化的持续推进，这些作品凭借自身思想性和艺术魅力被予以发掘，同时又被传播者发扬精华，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儿童文学既有经验借鉴，又有局限教训。为此，我们要基于历史与未来双重维度，一方面重回政治语境，捕捉文学闪光点，另一方面站在当前立场，针对创作不足，思考诸如如何还原儿童思维、拓展儿童文学的多维功能、正确处理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在反思中评估，在评估中前进。
遗憾的是，这些山东作家现已退居文坛，有的甚至永远告别了我们。随着萧平、邱勋、李心田等一代山东作家相继离世，山东儿童文学的“铁三角”终成历史。这些作家身怀虔恪和敬重之心，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他们无愧为山东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和引路人。前辈已逝，但薪火相传，他们的创作精髓会影响一代又一代作家，砥砺后人奋力前行。
注释：
①丁尔纲：《山东当代作家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②刘绪源：《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③江峻风：《小武工队员》，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④李心田：《两个小八路》，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⑤杨朔：《雪花飘飘》，《解放军文艺》1956年第4期。
⑥萧平：《三月雪》，《人民文学》1956年第8期。
⑦陈伯吹：《邱勋儿童短篇小说选》，明天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⑧潘旭澜：《更广阔、深刻地反映农村生活——读几本反映农村生活的儿童小说漫想》，《儿童文学研究》1963年第1辑。
⑨杜传坤：《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9页。
⑩方卫平：《论儿童文学与教育学》，《教育研究与评论》2015年第1期。
萧平：《玉姑山下的故事》，《人民文学》1957年第12期。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2页。
萧平：《海滨的孩子》，《人民文学》1954年第6期。
[瑞典]玛利亚·尼古拉耶娃：《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刘洊波、杨春丽译，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吳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谭旭东：《中国少儿出版文化地图》，吉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杨爱君：《新中国70年少儿电影跨媒介创作与传播》，《电影评介》2019年第19期。
孙建江：《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页。
王愿坚：《我的创作道路和体会》，选自《王愿坚文集 第1卷 文艺理论》，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8页。
朱自强：《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的源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张炜：《雪国梦》再版序，选自《大春和小春》，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