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允中

1938年秋，上海暨南大学史地系有位名叫钱今昔（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的大学生，通过赵景深教授的一封介绍信，夜间来我父亲居住的武定路紫阳里拜访。

钱今昔是当时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后改称“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上海学协”）的成员，他说起上海学协是在王经纬（当时是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学生，后改名陈伟达）的领导下，联系上海各个大学，进行热火朝天的工作和运动，已经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开展了献金、募衣募物、街头活报剧演出、印发《告全市同学揭起反汪运动》的传单、办刊物等活动，创办的《学生生活》半月刊自1937年1月以来已经出版了近三十期，还创办了一本叫《文艺》的刊物，旨在培养文学新人，希望我父亲能够提供一些短论和小小说在上面发表。

钱今昔当时在与我父亲笔谈时（我父亲十岁患伤寒耳聋）痛苦地提及：他的父亲钱旭田毕业于日本东京药学院，曾经在上海参与开办过利华化工厂。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钱旭田随厂内迁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水土不服，加上思念亲人，精神失常，患上了抑郁症，后来在一次日寇大轰炸的时候，失足落入悬崖，从此音信全无。家庭的收入失去了来源，生活十分困难，幸亏祖父钱自严做过清朝翰林，尚能补贴一些家用，钱今昔自己也在半工半读，希望我父亲能够介绍一些刊物和出版社，让他写作投稿，挣一些稿费，度过眼下困难的时期。我父亲当即答应了他，后来和他一起创办过《新文艺》《文艺春秋》等杂志，介绍了一些文艺性的刊物，如《万象》《小说月报》《小说月刊》等，让他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并且联系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后来钱今昔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一直表示很感激我父亲当年的支持和帮助。

钱今昔是上海学协的西区交通，经常接触一些共产党的文件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的内部讲话，油印以后，传送给我父亲阅读，使得我父亲能够及时了解党的政策。不久，上海学协在《学生生活》1939年第三十五期上刊登了《上海市学生协会为实行学生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抗战教育敬上全市师长同学》，向全市师生发出号召：迅速组织起来，及时召开各种会议，加强讨论，开展抗战精神总动员。我父亲读了以后，很是振奋，感到学生运动富有朝气、有干劲、有方向，于是，在钱今昔的引领之下去了暨南大学，认识了上海学协的很多同志。

不久，上海学协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一、展开全市市民的义卖运动。二、立即召开五四纪念运动（包括写文章、发传单、做演讲等）。三、由王经纬同学代表上海学协做十八个月的工作总结和综合报告。四、上海学协向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及国民参政会发出函电。内容是要求同意成立学生本部，支持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五、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个记者的特写报道。六、向全国民众发出通电：1.通缉叛国投敌的汪逆。2.告全市学生开展反汪运动。最后通过了上海学协的会歌《学协颂》：“学协，是荒漠里的一朵奇葩，是雪地中的一棵新芽！他爱自由，他爱真理……他肩负起神圣的民族解放的使命……向和平，向光明，唤醒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同挺进！挺进！”会议在高亢的歌声之中胜利结束。

不久，王经纬又通过钱今昔告诉我父亲，学协的宣传工作完全由周鸿慈负责。周鸿慈又名周一萍，是上海暨南大学会计系学生，曾经在暨南校刊上发表过《中国经济复兴之现阶级》《预算法币与工业之连锁》《上海商品检验局参观纪略》等文章，还在赵景深主编的《青年界》杂志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下着牛毛雨的天》。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

至于王经纬，他是江苏灌云人，后来改名陈伟达，学生时期喜欢写格律诗，曾经发表过《送别》和《村夜》等旧体诗，他是1933年考入暨南大学的，1937年入党。全面抗战时期，受粟裕命令，担任政治保卫队队长，专门对付汉奸特务。1945年初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政委。1945年全面抗战胜利，中共中央华东局宣布成立上海市委，由刘长胜担任市委书记，陈伟达是当时的五个委员之一，当年8月18日，根据中央意见，准备武装起义夺取远东大都市上海，组织了行动委员会，张执一为书记，陈伟达为副书记，并且由陈伟达担任武装起义的总司令。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准备的不足，以及从大局的全面考虑，中共中央决定终止了这场武装起义。陈伟达也回到了新四军总部。

新中国成立后，陈伟达担任过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文革”以后，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1984年，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召开全国古小说研讨会，特意邀请我父亲出席。当时，我父亲很想去见见老朋友天津警备区司令方之中少将，方在1936年编《夜莺》杂志的时候，和我父亲有多次见面的友谊。尤其在三马路同安里的新钟书店，递交《夜莺》一卷三期杂志校样时，正好遇到我父亲，内中有一篇鲁迅写的批评狄克（张春桥）的文章《三月的租界》，就是我父亲抽出来，交给狄克阅读的。狄克读了以后，面红耳赤地说：“鲁迅先生误会了，我要写一封信去解释一下。”（见《鲁迅日记》1936年4月28日）不料到了天津，才知道方之中已经离休，不在天津了。

但是我父亲却了解到，当时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伟达，曾经与他在暨南大学一起办过杂志。于是，古小说会议的召集人、天津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辞源》主编之一的刘叶秋先生，叫我父亲写一封信去，邀请陈伟达莅临指导。我父亲去信以后，久久没有回信，一直到会议结束返回上海，才收到天津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的来信，告诉我父亲，前一时期陈书记正在北京开会，并且转来他的一封回函。内容是：

周楞伽同志：

您好，惠书收到，迟复为歉。

听南开大学宁宗一同志说，您年逾古稀，但思维敏捷，身体健康，且著述甚丰，实为我国古文学界之幸事。

来信溢美之词，当归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正确。您所提建议，我已向报刊发行部门提了要求。

老同学一别四十余载，愿下次来津时能见面叙谈。

谨颂

夏安

陈伟达上（在上海是用王经纬）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

會议期间，我父亲的论文《中国小说的起源和演变》，后来通过孙逊教授介绍，发表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报上;父亲后来还辑注了《裴启语林》，通过刘叶秋教授的推荐，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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