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朋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受到“使命型政党”类型化特征的影响和制约，具备内在的规定性和运行逻辑。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对象，也塑造了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征，为研究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分析框架。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建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同样存在淡化或衰退的风险。为有效应对这种风险，中国共产党应该通过不断强化政党使命的牵引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高质量的人民民主以及提升自我革命的制度化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基本逻辑;风险;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2）03-0080-009

作为一个拥有九千多万党员、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百年风雨。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自身生机与活力，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关键因素。自我革命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但无疑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成为党的核心组织品格和关键标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讲话中所强调的：“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面向未来，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强化自我革命的政党品格，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以及“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政党研究话语体系中的“自我革命”：基本内涵及其特殊价值

从实践来看，不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政党都会在运行中对自身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和完善，以此来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增强政党适应性。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政党一定是具有较强适应性的政党。所谓的“政党适应性”（Party Adaptation）指的是政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政党适应性体现了一个政党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变化，有效汲取外部资源和支持，而进行组织结构调整以及政党纲领更新的自主性和灵活性。Katrina Burgess， Steven Levitsky.“Organization and Labor-Based Party Adapt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gentine Peronism In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WTBZ Vol.54 ，No.1（2001）：27-56.具体来说，政党适应性包括两个方面：“外适应”和“内适应”。“外适应”强调的是政党根据需要随时保持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与反应力。而“内适应”强调的是政党能够协调内部組织成员的活动目的，消除内部分歧和矛盾，使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的目标保持一致，以维持组织系统的正常运转。聂平平、武建强：《西方政党适应性问题理论述评》，《新视野》，2010年第4期。对于政党通过自我调整和完善来提高适应性的过程，学术界往往使用“政党变革”王韶兴：《政党政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2页。“政党调试”刘红凛：《法国社会党胜选的三维理论分析——从民情民意、结盟策略到政党调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政党更新”艾明江：《信息技术与政党革新：国民党在新媒体时代的举措与挑战》，《台湾研究》，2016年第5期。或“政党转型”马宝成、谭学良：《政党转型国际观察与思考》，《人民论坛》，2015年第8期（中）。等概念进行描述。

当前，“自我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政党研究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尽管“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科学分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或组织特征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工具，但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同样反映了政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从本质上来讲，自我革命也是政党为提高组织适应性而对自身进行的某些调整与完善。但基于“革命”诉求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有着特殊的价值导向和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中的常见概念，狭义的“革命”指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推动社会“质变”和权力更迭的政治革命。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当前，我们更多的是在广义上使用“革命”这一概念，用来描述特定事物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所产生的颠覆性变化。这种颠覆性变化指的是事物内在结构，以及发展态势的根本性、彻底性转变。正是因为具备彻底性或根本性的特征，所以“革命”不同于在维持现状基础上对旧事物进行细节性修补和完善的“改良”或“革新”。从哲学意义上讲，自我革命的本质是“主体在主动意义上和自觉意义上的自我扬弃，即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曲青山：《曲青山党史论集》（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1页。对政党来说，“自我革命”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党自我革命的对象是组织自身，而不是外部环境或其他客体，具有鲜明的主动性和自我指向性;二是自我革命不是对政党自身进行细节性的调整和完善，而是在扬弃基础上对自身进行的深层次和系统性重塑，是“破旧”与“立新”相结合的过程;三是政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手段往往具有更为强大的震慑力和压迫性，并不仅仅是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斗争”的态势会贯穿于政党自我革命的全过程。总之，政党“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不论是其价值导向、实现的方式，还是其对于政党影响的广度、深度和时间跨度都与“政党调试”“政党更新”“政党转型”等概念有着本质区别。正是因为自我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所以能否有效推进自我革命就成为评判政党品质或政党能力的核心指标。

二、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展开

对政党来说，“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的产生并不是任意的或随机的，而是具有特定规律和明确边界，受制于革命主体的基本状态或运行逻辑。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应该首先充分考虑政党在类型化上的特殊性，明确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边界。

（一）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逻辑框架

立足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例如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和创新型政党等。党的十九大以来，“使命型政党”成为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基本类型的最新概括。之所以能把中国共产党界定为“使命型政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是基于特定的政治使命而诞生的;二是，政党使命贯穿于政党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不仅塑造了政党运行的基本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执政的合法性，也是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和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党使命”不同于一般性的政党目标或任务，而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形成的，对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描述或界定，承载着特定的政党价值。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二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实践中，政党使命又可以分解为若干具体的战略和目标，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战略性和实践性。鉴于政党类型化特征，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自然是围绕政党使命现实的需要来展开的。从根本上来看，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价值导向、根本动力和核心目标，为研究和分析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

此外，使命型政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价值标签，需要多层次、系统化的组织特征与之配套。同时，不同组织特征对于使命型政党的作用也是有差异的。依据这种差异性，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根本组织特征自然就是党始终具备并坚守着鲜明的政党使命。而基本组织特征则是由根本组织特征衍生而来，并与根本组织特征一起确保政党类型的稳定性。具体来说，基本组织特征主要包括：以人民为导向的执政价值，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确保党的集中和统一;具备科学完善的领导体制，能够实现党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具备严密的组织体系，并确保自身组织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严格的党内纪律和政治生活等。此外，为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使命型政党还会在实践中形成一些更为“次级”的组织特征，即“具体组织特征”。使命型政党正是依靠具体组织特征与微观社会进行沟通和互动，确保党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和领导力。从构成来看，具体组织特征涉及使命型政党运行和活动的方方面面。例如，基层党组织的设置模式、发展党员的具体标准与流程以及加强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等。在政党运行中，根本组织特征、基本组织特征和具体组织特征有机結合、相互作用，构成了使命型政党的整体组织特征，建构起鲜明的政党形象。从政党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使命型政党整体组织特征的建构进一步决定了政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政党自我革命的主要对象，构成了政党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边界。

（二）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的具体内涵和内在规定性

从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大凡以“革命”为主要诉求的政党，都有进行自我革命的某些尝试或行动。何毅亭：《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学习时报》，2017年7月24日第A1版。尽管这些尝试和行动具有自我革命的色彩，但并不意味着政党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这一组织行为的展开在根本上受制于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党对于自我革命不仅具有高度的价值认同和行动力，而且在自我革命的系统性、深刻性和持续性上都有质的突破，这无疑是其他类型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只有使命型政党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从使命型政党的角度来看，“自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为确保政党使命的顺利实现，不断强化和巩固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而对自身进行的深层次变革或重大调整。同时，自身的类型化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规定性。

第一，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建构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革命理论，以系统化地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主要诉求。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使命具备天然的革命性特征。为推动政党使命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就必然要以革命的立场来对待客观世界，以推动社会革命为主要价值导向和核心任务。为适应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共产党人也就自然要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来改造主观世界，把自身锻造成为能够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组织，为政党使命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撑和主体保障，实现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这也就赋予了共产党人进行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性和根本动力。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和价值追求，也是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内在激励。唐皇凤、任婷婷：《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总之，对政党使命的执着追求与推动社会革命的现实需要使得中国共产党具备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形成了推动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

第二，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利益代表性上的特殊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始终明确和坚守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摒弃了政党自身的特殊利益或内部狭隘的集团化利益，在党与人民、国家和民族之间建构起一种牢固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实现了根本利益诉求的内在一致。也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利益一致性，使命型政党才能始终秉持人民立场，着眼于实现政党使命的现实需要，有效摆脱各种具体利益的束缚或干扰，更好地面对和解决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90页。可以说，与人民、国家和民族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为使命型政党进行彻底而有效的自我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具体对象。在研究中要准确界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具体对象，明确自我革命的特殊指向，避免造成自我革命对象的泛化或虚化，否则就无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笔者认为，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种具体措施都归纳为“自我革命”，更不能简单地认为“自我革命”就是反腐败或改进党的作风。从政党运行的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具体措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有措施的补充、完善或优化，是组织运行惯性的体现。同时，就其现实影响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很多管党治党的具体措施针对的是使命型政党具体组织特征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局限于相对微观的或细节化的层面。尽管这些措施确实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解决了政党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对于政党自身影响的范围和层次还相对有限，并不是指向政党自身存在的重大隐患或风险。因此，这些措施或做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革命，而是属于“自我革新”的范畴。对使命型政党来说，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特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是强化或保持政党类型化特征的关键要素。因此，自我革命的核心对象就是影响和制约使命型政党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特征实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对使命型政党的危害性更大，也考验着党进行自我革命的能力、决心和勇气。同时，如果没有这些深层次问题或重大问题的有效解决，仅仅把目标局限于对具体组织特征的“自我革新”，那无异于舍本逐末，再多的调整也不能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实质性效果。

第四，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同时也规定了政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边界，构成了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唐皇凤、任婷婷：《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实践历程、基本经验与战略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民主集中制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的有机结合。这一组织原则也决定了使命型政党的自我革命不是无序展开的，而是要实现以下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一是，自我革命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不能党中央唱“独角戏”。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依赖科层体制，并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手段来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必然会导致内部动力传导的“断层”以及组织运行方式的扭曲。因此，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党内民主的作用，不断提升党内各个主体的参与性，以此来更好地发现问题，有效凝聚党内共识，减少不必要的阻力。二是，自我革命要确保党的集中统一，坚守“四个服从”的底线。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基于特定政治原则对党内重大关系的重构。因此，使命型政党在推进自我革命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各种未知因素的挑战和困扰，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和隐患。这也就决定了使命型政党的自我革命既要强调突破性或重构性，又要保障秩序性和稳定性，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先决条件，避免在政治上出现偏差或失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牢记初心和使命，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总之，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民主集中制可以有效凝聚党内共识和管控党内分歧，妥善解决党内集中统一与自我革命之间的张力，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规避自我革命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和隐患。

第五，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塑造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鲜明特征。（1）持续性特征。政党使命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自我革命也必然贯穿于政党使命实现的始终，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党的自我革命有阶段性的涨落，但却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张伟：《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核心要义》，《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2）时代性特征。党的自我革命必然与特定时代背景相联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或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及其所面对的内外环境都有明显差异，影响和制约使命型政党组织特征的问题各不相同，自我革命的具体内容和方式方法自然也就存在明显差异，致使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3）全面性或系统性特征。自我革命并不局限于政党的某一个方面，而是覆盖了使命型政党根本组织特征和基本组织特征，涉及上至政党顶层权力运行下至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层级和领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一种全方位和全要素的革命。何毅亭：《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学习时报》，2017年7月24日第A1版。（4）带动性特征。作为居于全面领导地位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有效整合，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轴心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价值绝不仅仅是局限于政党自身，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中重大矛盾的妥善解决，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三、新形势下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的有效推进：风险挑战与对策思考

（一）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建构及其衰退风险的产生

1.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主要构成及其逻辑结构

使命型政党的自我革命是在一个复杂时空背景下进行的，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需要特定的动力机制来维系。从基本构成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动力主要由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内生动力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我认知和政党自觉而产生的自我革命行动力，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和影响，体现了“自觉—回应”的逻辑。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构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使命型政党类型化特征而形成的行为自觉。这是政党基因和组织品格在政党运行中的具体体现，是内生动力的核心构成。第二，基于总结反思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形成的行为自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自身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的认识，意识到即使是使命型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也面临着“历史周期率”的考验，存在政党类型异化的风险，从而具备了强烈忧患意识，明确了自我革命对于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第三，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形成的行为自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对于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和行为逻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省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修养方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自觉，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内在动力。此外，必须强调的是，政党作为一个复杂的科层化政治系统，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形成和维系涉及不同的组织主体和组织层级，是基于组织内部的“合意”而展开的，在本质上是一种组织体系的“合力”，体现了政党不同组织层级和组织主体的广泛性共识和有机互动，绝不仅仅是党中央一厢情愿、自上而下的简单推动。

外生动力则是在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政党与外部环境互动中产生的，体现了“刺激—回应”的逻辑。政党对于外部环境的刺激保持足够的敏锐度，拥有对于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研判能力和应变能力是自我革命外生动力机制形成和维系的关键所在。从当前来看，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改革发展任务的艰巨性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转变，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这都给执政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外部压迫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描述的那样：“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切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党努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人民日报》，2018 年7月5日第1版。面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如果执政党不能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有效解决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无法适应复杂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威胁到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此时，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就必然面对两种选择，即“被革命”和“自我革命”。基于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本能需求，中国共产党自然会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革命，避免“被革命”的风险。郑永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共十九大与中国模式的现代性探索》，《全球化》，2018年第2期。当然，现实中“被革命”的风险也许并不真实存在，但这种基于外部环境刺激或压力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对于持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2.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弱化与衰退的风险挑战

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建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不论是内生动力还是外生动力都存在弱化的风险，政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也同样面临衰退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与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政党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直接相关。一是复杂的外部环境诱发政党自身“病变”，削弱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复杂的外部环境既可以刺激政党进行自我革命，也可能会诱发政党自身出现各种问题，进而削弱政党自我革命的动力。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命型政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已经高度异质化和复杂化，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导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党员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和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使命型政党的一些重要组织特征，对党的集中统一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导致党内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割裂使命型政党与人民的关系，从根本上扭曲政党使命。这也就瓦解了政党自我革命的动力产生和维系机制。二是特殊政治地位容易滋生执政惰性，降低政党对于各种风险的感知力和应对力。在长期执政状态下，中国共产党长期居于全面领导地位，具备了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强大影响力，不存在体制性的竞争对手。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环境容易导致政党产生各种不良倾向，滋生“执政惰性”。所谓的“执政惰性”指的是一个政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由于自身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影响逐渐失去了对外部危机的感知能力、公共政策的调适能力、党内腐败的自愈能力以及根植社会的组织能力。陈家喜、滕俊飞：《比较视域中的马来西亚政党体制转型：执政惰性的理论视角》，《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执政惰性的滋生无疑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执政惰性的滋生使得政党在面对外部风险和刺激的时候处于麻木或漠然的状态之中，放大了一些外部不利因素对于政党自身的影响，阻断了自我革命外生动力的产生机制。另一方面，执政惰性的滋生也导致政党对于解决自身问题缺少必要的紧迫感，各种问题在党内逐步积累和发酵，最终产生“质变”，导致政党使命被淡化、虚化或异化，引发系统性障碍，形成重大隐患。纵观历史，一些曾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之所以丢失政权，甚至最终走向瓦解，无疑都与“执政惰性”滋生蔓延以及自我革命能力的丧失有直接关系。这也應该引起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在政治上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

（二）新形势下使命型政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对策思考与路径选择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了重大进展，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但不能否认的是，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彻底解决，持续推进自我革命的现实压力依然明显。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具备足够的风险意识，以新的理念和思路来强化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为政党使命的实现和执政地位的稳固奠定坚实基础。

1.强化政党使命的牵引力，避免政党使命的抽象化，夯实自我革命内生动力产生的基础

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使命型政党只有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最大限度在党内凝聚自我革命的共识，坚定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夯实自我革命内生动力产生的基础。当前，要不断强化政党使命的牵引力，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设。笔者认为，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建设并不是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之外另建一套制度，而是按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导向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整体谋划和系统推进。其目的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来塑造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逻辑，避免政党使命被虚化或抽象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又要提升制度设计的精细化水平，把政党使命所承载的价值具象化，使其有效融入于政党运行的全过程，与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紧密结合。尤其是要充分体现在党内监督、考核评价干部以及选人用人等方面，形成鲜明的制度导向。二是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的自觉性。要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党员队伍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融入干部选拔和培养的全过程。在实施过程中，既要有统一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又要充分考虑党员队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进行分类指导。同时，还要创新理想信念教育的具体内容，不断丰富和拓展教育形式，尤其要重视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当前任务与远景目标的结合，以通俗化、大众化和生活化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来增强内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2.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强化斗争精神，确保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稳定性

加强和规范的党内政治生活，不仅可以改善组织内部环境，塑造良好政治生态，而且还可以增强党组织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提高政党对各种不良因素的免疫力，确保自我革命内生动力的稳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笔者认为，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会对党的自我革命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第一，充分保障党员权利，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广泛的党内民主是约束党内权力、表达党员诉求的重要手段。党内民主的发展既有赖于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动，更要凸现党员的主体地位，通过充分保障党员权利来实现自下而上的“倒逼”。毫无疑问，党员权利的实现是党内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当前，要有效贯彻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法规，建构和完善党员行使权利的保障机制，确保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样才有助于各级党组织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坚持和弘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强化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14期。当前，强化敢于斗争的精神状态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外部矛盾和发展瓶颈，也同样指向组织内部。对使命型政党来说，没有敢于斗争的精神状态，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和边界就会日益模糊，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就会不断下降，自我革命也就无从谈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就是敢于斗争精神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必须以整风精神严格党内生活，着力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扎实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人民日报》，2014年1月21日第1版。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要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转化为制度性的要求，创新实现形式，使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一种习惯、一种自觉和一种责任。

3.建设高质量的人民民主，避免滋生执政惰性，强化政党自我革命的外生动力

对一个长期执政的使命型政党来说，如何克服国家权力对于政党的负面影响，避免滋生执政惰性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规训权力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中轴和战略目标马晓星：《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理路》，《理论月刊》，2020年第9期。。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是要靠党内监督，二是要靠人民监督。党内监督作为一种同体监督，其效能的发挥受到一些体制性因素的制约，而人民监督是一种异体监督，对于规训国家权力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强化人民对于党的监督。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强调，“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在现实中，要不断强化人民对于执政党的监督，助力政党的自我革命，就要建设高质量的人民民主。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强化依法治国的理念，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新形势和新需要，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治实践中，要把民主贯穿于从选举、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建立涵盖各领域、多层次和全时空的民意表达渠道，不断探索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笔者认为，当前尤其要重视互联网在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互联网思维，探索“互联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方式，不断提高各个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参与度。总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有序释放和导入体制外部压力，避免滋生执政惰性，全方位增强政党自我革命外生动力的关键性手段。

4.把制度化理念贯穿于始终，优化政党治理模式，确保自我革命的常态化和持续性

政党制度化就是政党将自身运行理性化和稳定化的过程。有效的政党制度化，可以降低政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可预期性。胡荣荣：《政党制度化：理论框架与实践分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要不断优化政党治理模式，实现自我革命与政党制度化的有机融合。一方面，优化和调整政党治理模式，确保自我革命的常态化。中国共产党要逐步摆脱路径依赖，不断调整和弱化以运动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治理模式，进一步突出制度的权威，实现运动化治理与制度化治理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从现实来看，立足于形势和需要，集中一定时间、调动大量资源、针对党内的某些难点问题进行集中性治理是突破管党治党“瓶颈”、有针对性地推进政党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但这种具有运动化特征的政党治理模式必须与政党制度化进程紧密结合才能取得持续性的效果。特别是在集中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有效经验和做法，只有转化为党的制度才能被巩固和保持下来。否则，党内的一些难点问题即使经历多次集中治理也很难被彻底解决，甚至还可能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因此，要充分发挥两种政党治理模式的优势，确保政党自我革命的常态化和实效性。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化手段来维系党的自我革命，确保自我革命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当前，中国共产党要着眼于顶层设计，围绕推动自我革命的需要建构起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以及制度自身的稳定性，推动制度体系走向成熟和定型。同时，不断塑造党内的制度文化，培育高度的制度认同和制度自觉，确保与政党自我革命有关的种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四、结语

对一个处于长期执政状态中的百年大党来说，有效推进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自我革命”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具有内在的特殊性和价值导向，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政党都可以进行实质性的自我革命。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备持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并在实践中形成了稳定的动力机制，也取得了自我革命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受到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政党自身的特殊政治地位的影响，使命型政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稳定性受到削弱，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也面临衰退的風险和挑战。因此，使命型政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应该保持足够的政治警惕，并以系统化的手段不断强化政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稳固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避免执政惰性滋生的隐患，实现政党自我革命的常态化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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