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才

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承家礼文化的有效路径。家谱中所蕴藏的家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中又以家训、族规等更为精华。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谱牒档案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对于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充分彰显出了档案的文化价值。

谱牒即家谱，又称家乘、宗谱、族谱等，谱牒档案是记录一姓一族渊源的专门性档案，是宗族繁衍和活动的原始性记录，其基本内容有世系、源流、分支、家训家规、家庙引、家范条议等。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现实教化，更重视来龙去脉，追根溯源，所谓“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

陇西、陇西堂及《陇西堂李氏家乘（李集苏北鲁南各房各支）》

陇西是天下李氏的发祥地，陇西李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辞海·郡望》中说：“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世族，称为郡望”，李氏的郡望是陇西，堂号即“陇西堂”。陇西指的是陇山以西之地，陇山就是今天的六盘山。陇西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西县南安乡一心村庙儿巷。李氏奉李耳为始祖，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二月追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御笔亲书“李家龙宫”，所以陇西堂又称李家龙宫，是李氏家族最早居住的地方。

陇西李氏素以陇西为基地，先后播迁于宁夏、陕西、湖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所谓“一干六枝”。据《陇西堂李氏家乘（李集苏北鲁南各房各支）》（下文简称《李集李氏家乘》）所载，“李氏李集苏北鲁南各方各支”（下文简称李集李氏）始祖友公兄弟二人于明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从山西曲沃县迁邳州遵教社演武二乡沿信村东西石横安家创业，东石横后改名为李家集。《李集李氏家乘》即为友公东房家乘，自始祖东迁六百余年，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繁衍子孙近五万人，集中分布在苏北鲁南地区。

《李集李氏家乘》由六世孙栋公于明万历十九年创谱。在“创谱原序”中有言：“特恐族大而奢憎嫌百出，以众而凌乎寡，以小而加乎大，以强而欺乎弱。有实非同宗，因富贵攀援而视若骨肉者矣，有实系同宗因贫贱轻鄙而目如途人者矣，有幸人之灾，而坐视旁观，置若罔闻者矣，有乐人之危，而包藏祸心，就中挑衅者矣，种种弊端不胜枚举。”“予今敬体祖宗之遗愿，力挽末流之颓风，立为族长，书其条训，凡我子姓务要痛改前非，勉为秀良，孝父母，友兄弟，敦诗书，重农桑。”集中体现了李氏先辈希冀全族和睦、诗礼传家、劝人向善、勉励后人的初心。创谱时至今日已四百余年，历经明崇祯四年、清乾隆十三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二十年、同治甲子年、宣统乙酉年、民国32年、1989年、2010年十次倡修，充分显示出李集李氏族人对家谱的重视。

《李集李氏家乘》共9卷，分别为《卷首·序》《长房（一）》《长房（二）》《二房》《三房·鲁城支系》《三房·尤村支系》《三房·李圩支系》《四房》《五房》。内容较为全面，有《李氏始祖创谱原序》1篇、《李氏族谱原序》1篇、《重修族谱序》32篇、历次修家乘序诸孙名次（总理、采访、编纂、缮写、校阅、督梓、印刷、司出纳等）、《李氏家训》《家庙引》《邳县李氏家范条议》《民国四年分颁族谱说》《七修家乘凡例》《东方西方分合之故序》《八修族谱赞》《陇西堂李氏东房简介》《新醒世百子铭》《关于实施李氏东西方世系班次排行统一用字的决议》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宣统元年《李集李氏家乘》七修时，有同邑州庠生徐廷为家谱作序一篇，对李集李氏家乘评价颇高：“……彼夫体裁之详整，凡例之谨严，图考之明晰，固不待言矣。而其尤为卓越者则在乎宗系间也。夫荒远如咎繇老聃，成未可取以相紊。至两汉唐宋，以还李姓中之缙绅名流几不胜缕，指而顾无所附会，无所扳援，亦惟以初来邳之友公为厥族所由生，是诚不敢以世俗之，为谱乘光者，贻谱乘羞也。夫修谱乘而能不贻其羞斯，亦可以为之序矣……”赞其体例，尤其对家乘重宗系大加稱赏，夸其尊祖敬宗，对先贤名流不攀缘附会。更指出若罔顾实情粉饰谱乘，必将使谱乘蒙羞，实为客观公正之评价。其实，外姓人为他族家谱作序古已有之，如明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解缙为周氏作《吉水桑园周氏族谱序》、明文渊阁大学士杨荣为《泥田周氏族谱》作序等。修谱而请外姓人作序也从侧面反映了本族名望，说明乡里对族人的认同和赞赏。

一脉相承、同气连枝的家族认同

家族认同的最高层次是对祖宗的认同，建立在对同一血源的先祖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血缘亲属家族关系的认同。“创谱原序”中即以“盖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之有祖，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水有千坎万坎，皆归一源;木有千枝万枝，总归一本;人有曾玄云，仍莫非一脉所贻留。水失源则必竭，木伤本则必枯。人灭祖则天降之以灾”开端，与传统儒家思想深相契合，成书于西汉的《礼记·郊特牲》有言：“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也就是说，世上的万物都是天生的，世上的人也都是老祖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就是祭天时为什么要让始祖配享的原因。家谱中所传达的正本清源的思想对家族成员对家族的认同至关重要。

嘉庆二十年十三世孙庠生桓太在五修家乘序中指出，家谱对于世系传承、和睦族人的重要性，更为凭吊先人遥寄思念提供明晰的家族脉络：“……虽欲凭吊，亦徒付之感慨欷嘘而已。而要之谱不可以不修。所以传真也，睦族也，亦所以考世系联一脉也。然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此篇序中更是引用韩愈《与于襄阳书》中“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之言，劝勉族人修谱之事恰逢其时，要相时而动，否则若过早虽善无人知晓，若过迟虽盛无以传世。也是在此篇序中提出“……由下二溯，知其为一脉所传。由上而推，知其为分派不紊……”直截了当说明了家谱对于后世子孙追宗溯源的重要意义。嘉庆二十年十三世孙太学生培初五修家乘序、民国32年西房第十六世孙肇勋八修族谱序中也提及修谱的重要作用：“尝谓家之有谱，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本。虽千条万流溯本穷源总归与一。我始祖自洪武元年由曲沃来邳，生五子而衍为五房，至今千百馀家。条分缕晰其可考而知者，皆我先人叠修谱牒之功也……”“吾氏两族自明初卜居斯土，已历廿馀世代，衍宗繁蔚见邳铜而奕叶。绵延缵述罔替，亲亲长长率行。唯谨着，不可为非谱牒觉牖之力也。”不论后世子孙文化如何、所处何地、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回归到家族之中，必定是长幼有序，其在家族中的身份始终是固定的，祖先不会变，“根”不会变。这也就是家谱档案中所反映的“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的一脉相承、同气连枝的家族认同。

恪守家规、尊贤扬善的道德自律

家谱中所体现的家规、家训、族规等对于传承家风、涵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有着积极的意义，历来家谱中的道德自律对后世都有正向教化、激励的重要作用。《李集李氏家乘》也不例外，在创谱原序中是这样要求子弟尊宗敬祖、兄友弟恭的：“祖宗虽远祭祀必诚，祖类虽繁，脉谊必讲。九世同居，炳若日星，必是则，而是效。七百共食，昭如云汉，当一步而一趋。至于田氏荆树之泣，姜家大被之眠，予爱之，重之。深愿族人法之。”无论何时对祖宗的敬仰必须真诚，对历史上的道德典范如“九世同居”“田氏荆树之泣”“姜家大被之眠”应从内心尊崇，并在实践中效仿。在其他序中也多有教导子孙恪守家规、尊贤扬善的表述，如“……李氏家声振作，耳目一新，未必不大有裨益也。自有此举，唯愿时切前序诸篇恪守家规……”（嘉庆二十年十三世孙太学生培初五修家乘序）、“然谱之传载虽足与史相参证，而谱之立意则专重于垂训也。”（西房第十五世孙希荣八修族谱序）、“是两族之谱虽未合，盖两族之神和久矣，至考诸东族族谱之修，远有端绪，派分五支，原始一本，世系昭穆炳如日星，而言不崇华，事必据实，教养子弟，作家训而申诫嘉惠，似续立族规，以启迪五百年之文献，悉传赞表扬，光被当时而荣施后世信矣乎。家之信史，族之善志也。”（民国32年西房第十六世孙肇勋八修族谱序）。《李氏家训》中更是从勤俭、孝悌、读书、为官等多个方面对后世子孙提出要求：“……勤俭为传家之宝，孝悌为立身之基，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勿以少凌长，勿以卑犯尊。勿唆争讼而丧品行，勿好游荡而耗资产……”家训中还劝诫后世子孙酒不可嗜、色不可好。勿争止怨、勿辩息谤，积善有余庆，善虽小也应为。“敬为万善所由生，肆为百邪所自来，主于敬，勿邻于肆，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在显示崇高道德自律的同时，也道出了为人处世的哲学。

勇于担当、不辱使命的家国情怀

宣统元年十五世孙廪生宗三在七修家乘序中写道：“……子孙之所以光大祖宗者，其男子则在乎孝悌、忠信，其女子则在乎贞静、幽闲……凡我族人皆相勉于孝悌、忠信、贞静、幽闲也。其增光于家乘者多矣……”教导族人在家重孝悌，于国讲忠信，勉励族人为族争光。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李氏族人深感民族大义，倡导举国之力与列强抗衡，对于家族来说，必应会萃合族之力抵御外辱，显赫家声：“今者合群之学创自泰西，而渐及于我亚细亚矣。顾群有大小，合大群者，团结我黄种四万万之丑类以抗彼列强，而利权不致外溢矣。合小群者，会萃我同根数千人之血族以联为一气，而家声可以丕振矣……”（宗三七修家乘序）。李氏家族这种民族大义深刻影响着后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家卫国，李氏先辈们参加革命，英勇战斗，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极端历史条件下展现出的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无畏革命气概，一直影响着整个家族，也时刻警醒着后人，教育后人什么是民族大义、家国情怀。后世更是以他们为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家爱国的忠诚承诺。谨以《三房·鲁城支系》十七世孙玉柱公一家革命事迹为例，展现出李氏族人勇于担当、不辱使命的家国情怀。

1939年3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的率领下，挺进山东，英勇转战，6月進驻沂蒙山区。师参谋处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的师直属大队，由平邑县马家峪一带起程，于9月1日到达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今属兰陵县）。就是在这时，李集李氏十七世孙玉柱公变卖良田40余亩，捐献猎枪20余支支援东进支队开展抗日活动，被罗荣桓称赞为“开明地主，抗日义士”。此后李家被日本人、汉奸报复，家产被霸占、房屋被烧毁。面对国仇家恨，玉柱公毅然决然将三个孙子送去参加革命，十九世孙增彩公年仅20岁成为了东进支队的一名抗日战士。在鲁城乡的大闫庄村、驼山前村等地奋勇袭击日本军队的骨干分子。后由于汉奸的出卖被日本人抓获，游街示众，被戕害于河东村，年仅32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十九世孙增琴公、增田公追随抗日干部王六生（1955年授少将军衔）参加革命。增琴公在部队英勇作战，逐渐成长为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三野某排排长。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126师战斗，主攻洛阳城，在战斗中左手被敌人打残。伤好之后，参加淮海战役，攻打兴化，参与解放南京的战斗，协助22军攻打舟山。荣立一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荣获各类纪念章共计12枚;增田公被王六生送至杨柳河（原杨庄）抗日子弟学校学习，毕业后到115师任罗荣桓部下的一名宣传干事。后被分配到滨海军区陈士渠部下，曾在新兴参加攻打国民党26师、参加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在解放南京后任军政接管苏鲁支队教导员。1949年5月，解放上海时任苏鲁警卫团团长，接管法院、监狱的警卫工作。1963年，根据组织安排，被分配到苏北的上海农场，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举家迁往苏北艰苦的环境，为农场工业振兴以及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家族是人类发展的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存在，自古以来家族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单位。家族文化是有家庭血缘关系衍生出的传统家族组织的特定标识，而集中体现在家谱之中。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重视家族归属感。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家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也是传统家礼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家谱中蕴藏着丰富的家庭教育理念。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是体现在每个家族的优良家风上，正是一族一家的优秀家风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作者单位：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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