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哈尔滨知识女性萧红和张郁廉都曾在武汉生活过。萧红两次在武汉的生活，既有情感的纠葛和收获，也有文学的表达和成就。张郁廉作为塔斯社汉口分社记者，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进行实地采访和报道，被称为“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武汉是萧红与张郁廉的人生节点。她们在武汉的时期亦是该城市的历史节点。

[关键词]哈尔滨;武汉;知识女性;萧红;张郁廉;印记

[基金项目]2021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项目“黑龙江红色文学资源开发利用研究”（2021B002）。

[作者简介]高龙彬（1980-），男，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哈尔滨 150080）。

萧红与张郁廉祖籍都是山东，祖辈是“闯关东”的山东人。上学时都曾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学校学习，是同校不同级的校友。她们亦同时被《九一八九周年纪念特刊》“东北文艺作家近况”所提及。“萧红，在香港埋头创作”，“张郁廉，在塔斯社工作，翻译颇忙。”[《大公报》1940年9月18日，第4版。“东北文艺作家近况”是“东北作家群”称谓的肇始。但“东北作家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成员不同的团体。]

两人成为“东北作家群”的成员。她俩还曾同在塔斯社重庆分社工作，并且在该社工作时再次相遇。萧红在武汉的两次短暂生活，不仅是她感情世界的一次突变，亦是她文学写作中的一次高峰。张郁廉在战火中的武汉继续自己的学业，亦在塔斯社汉口分社工作。两人用自己手中的笔各自表达了对中国命运的关注。萧红的《呼兰河传》等作品与张郁廉的《白云飞渡》都是自传体的文学叙事，阐释了她们的家国情怀。[当时哈尔滨知识女性后来与武汉有关联的还有作家罗烽的爱人白朗、孔罗逊的爱人周爱屏等。]

一、从哈尔滨到武汉——萧红、张郁廉与两城市的历史渊源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祖籍山东东昌府（今聊城莘县），被文学评论家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与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亦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一说为庐隐、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今哈尔滨市呼兰区），1942年病逝于中国香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作品聞名于世。

自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中关于萧红在武汉的第一次离开时间“1937年11月”有误，可参见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和1938年4月至1938年9月，萧红曾两度在武汉生活和写作。第一次是因为“八一三”战事，在上海的萧红和萧军来到作为“后方”的武汉;第二次是因为萧红与萧军感情“破裂”，萧红和端木蕻良从西安再次来到武汉，并在武汉的大同饭店设婚宴。虽然萧红在武汉的生活只有短短的十个月左右时间，但这一时期是萧红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她不仅写出或发表了《寄东北流亡者》《鲁迅先生记》等作品，而且在武汉开始其自传体代表作《呼兰河传》的写作，大概完成整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她的作品大多发表在胡风创办的《七月》上，该刊物与武汉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

张郁廉（1914—2010），“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祖籍山东掖县（今莱州），生于祖辈闯关东的落脚地哈尔滨。幼年丧母，她被寄养在俄侨贵族家中，此后一直与俄侨妈妈生活在一起;中学时，张郁廉与萧红是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同学;大学时，她是燕京大学教育系和新闻系高材生;战时在汉口任苏联塔斯社的翻译和记者，亲历徐州会战及大突围和武汉会战及大撤退;《大公报》“九一八九周年纪念特刊”的“东北文艺作家近况”介绍作家之一;著名画家黄君璧的弟子。

笔者有幸参加了三次关于张郁廉的活动：2016年1月28日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举办的“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生平事迹照片展”、2016年10月22日上午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举办的“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生平特展”和下午在哈尔滨艺汇家商业广场慧文书院举办的《张郁廉和她的传奇人生》读书会与纪录片首映。这使我对张郁廉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张郁廉的儿子孙宇立指出，“母亲原是一介平凡的小女子，在动荡的大时代，亲历悲欢离合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在无奈的随波逐流中挣扎求存，终于谱就她这一段不平凡的生命篇章。”

哈尔滨是一座具有特殊性格的城市。哈尔滨是松花江和中东铁路共同孕育的城市。“中东铁路与松花江都代表着哈尔滨，它们是哈尔滨的同母的两个姓名。它俩互为表里，既代表着哈尔滨的外貌，也是哈尔滨的内涵。”“以水定城”，因为松花江及其流势，中东铁路的枢纽最后选址哈尔滨。“中东铁路关系哈尔滨甚大”，“以路兴城”，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开通，哈尔滨由一个中国传统的渔村在短暂的时间内崛起，成为一个近代化城市。从而，哈尔滨成为了一个“多元、交互与公共”的新兴国际化城市。这是从地理位置来强调哈尔滨的传奇。

在《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一书中，张郁廉是这样描写哈尔滨的：“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是我国东北三大名城之一（另两个是沈阳和大连），‘哈尔滨’三个字是满族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当时的人口250万。此地从前是荒凉的渔村，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和帝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约》，俄取得特权，在东北修筑由满洲里经哈尔滨到海参崴的‘东清铁路’（后改称‘中东铁路’），哈尔滨逐渐成为铁路的重要交汇点和欧亚交通中心，正式成为商埠。”哈尔滨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分：“道里、道外、南岗。郊区有上号、顾乡屯、偏脸子、马家沟、懒汉屯等。”张郁廉“1914年（民国3年）夏天在哈尔滨齐红桥（南岗通往道里的要道）旁的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出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哈尔滨的人口不是“250万”。在《哈尔滨人口变迁》一书中，薛连举写到，“中东铁路开建之前，哈尔滨的人口不过三五千人”，到1903年，哈尔滨第一次有了人口统计数。“《哈尔滨及其郊区1913年2月24日调查录》（俄文版）中指出1903年哈尔滨及其郊区共有人口44756人;另外《中东铁路公司成立25年来商务经营概况》（俄文，1912年版）一书说1903年哈尔滨人口已达7万人”，据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露西亚报》的统计，“1916年哈尔滨人口为89751人”，这是不包括傅家店在内的铁路附属地人口统计数字，另外，齐红桥应该是“霁虹桥”。[薛连举：《哈尔滨人口变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53、54页。

]在《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一书中，李述笑指出，霁虹桥1926年“开工兴建（11月28日举行落成典礼，中东铁路理事刘哲题字，参照王勃滕王阁序‘虹销雨霁’而命名。建桥用费30万元）。”[李述笑：《哈尔滨历史编年（1763-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

这里需要再说明的是，张郁廉出生时霁虹桥还没有建成，这里仅仅是一座下边通火车的木质桥;而她出生的中东铁路局附属医院目前依然存在，并且一些包括急诊室在内的老建筑仍然矗立。该医院1899年始建，1900年建成使用，是当时中国最早、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1912年改称为“中东铁路中央医院”。随着历史变迁，该医院数易其名，现在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养母给了张郁廉温馨的童年，让她闻着丁香花的芬芳，听着普希金的童话长大。明达的白俄贵族妈妈瓦娃没有让张郁廉上俄国学校，而是“中国人必须上中国小学”，接受正规的中国教育。她先是在家附近的中国私塾学习。1922年，她随养母搬到了道里十六道街的“东顺祥”大院，到一条街之隔的十四道街“第十六小学校”就读。张郁廉中学就读于“哈尔滨女一中”，这所初中的全称为“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女一中是哈尔滨两所女子中学之一”，女一中的校长（学生们私下称她为“孔大牙”）是“哈尔滨妇女运动的领导者，甚受各界和学生们的敬重”。张郁廉与著名女作家萧红是校友，但不同年级。据铁峰的《萧红年谱》介绍，1911年出生的萧红1927年夏天进入该校初中一年级学习，1930年初中毕业;张郁廉1928年入学并于1931年6月在该校初中毕业。这样来说，萧红与张郁廉是上下年级，萧红高张郁廉一年级，在当时两人应该是了解和认识的。后来张郁廉与萧红多有交集，如她们与武汉的关系;二人也都曾在苏联的塔斯社工作，虽然张郁廉在汉口，而萧红在重庆，后来张郁廉也调到重庆塔斯社工作。

二、萧红与武汉：感情与文学的节点

（一）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

关于萧红和萧军的爱情，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還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萧军讲：“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可是我们不能够允许痛苦永久地啮咬我们，所以要寻求各种解决的法子。”

[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119页。]

从1934年11月30日至1937年9月28日，他们在上海生活过不到三年的时间，其中萧红还去过日本半年，亦去过北京。由于萧军的感情问题，萧红与萧军出现裂痕。萧红去日本也没有使问题彻底解决。因为“八一三”战事，1937年9月28日，二萧和“上海的文艺工作者一道撤离上海”，退到武汉，居住在朋友诗人蒋锡金位于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房子里，后来经萧军的同意，端木蕻良也和他们住到了一起，是同一张床上。霍建起导演、宋佳主演的电影《萧红》中就有这个镜头。1938年1月，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聘老师，应该大学筹办者李公朴的邀请，二萧和端木蕻良等前往临汾。在山西临汾，二萧的感情还没有缓和，在临汾车站，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就基本走向破裂，在西安，萧军看到萧红和端木蕻良后，二萧正式分手。4月，萧红和端木蕻良重返武汉，还是住在蒋锡金的房子里。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合，并在大同酒家设了婚宴。萧红在武汉实现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1938年3月30日，萧红给胡风的信中谈及，“这一遭的北方的出行，在别人都是好的，在我就坏了。前些天萧军没有消息的时候，又加上我大概是有了孩子。那时候端木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萧红：《八月天——诗歌、戏剧、书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靳以亦是萧红的战友。靳以的女儿、旅美作家章小东在《一条河》中这样评价：“萧军是仗义的，但并不珍惜你这个被男人丢来丢去的女人。在你眼睁睁地看着萧军移情他人以后，你气不过，历史的故事再次重演，你又傍上了端木蕻良。你最会去傍别人了，从一开始就这样。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做出一副弱女子受委屈的模样，寻找强者去依靠。那次端木蕻良打架引起公愤，缩回到家里，你不是走出去面对，而是跑到楼上，依靠我的爸爸帮助你解决。”因此，“这种女人是最简单可以让男人趁机的，他们喜欢和你聊天、交谈，甚至在你的生活里轧一脚，一直到你临终的时刻。”[章小东：《一条河》，《南方周末》2013年11月7日，D23版。]笔者认为，此评价是目前为止对萧红人格解读的最精彩之笔。这也是对萧红人生最终凄惨结局的最深刻剖析。这种分析不是煽情的做作，而是以一个间接见证者视角的一吐为快。

（二）萧红、胡风和《七月》

《七月》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先后出版过周刊、半月刊和月刊，胡风任主编。1937年9月11日至9月25日，出版三期周刊后停刊。1937年10月16日在武汉出版《七月》半月刊，共出版三集十八期，1938年7月16日停刊。1939年7月，《七月》改为月刊在重庆出版，至1941年9月，第七集第一、二期合刊，因皖南事变后形势紧迫而停刊。胡风夫人梅志在《回忆录》中提到，“‘八一三’战事爆发后，F（即胡风，笔者注）创办了《七月》周刊。出了三期后，他撤退到武汉，又继续出版，改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

梅志：《梅志文集》第二卷《回忆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在《胡风传》中，梅志写道：“《七月》从上年（即1937年）10月16日开始出版发行，到1938年8月15日出版在武汉的最后一期，共经历了十一个月，出版十八期。作者都是30年代出现的新人，刊物主要靠读者中想通过文学实践作斗争的先进分子，作品以散文和报告文学站的比重最大。”[梅志：《梅志文集》第三卷《胡风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7页。]

1937年10月1日上午10时左右，胡风的船抵达汉口。熊子民来接，“便乘黄包车到汉口市中心汉润里42号他家”。晚上，董老（董必武）来找子民，原来他已到汉口。一天晚上，熊子民请客，参加的有董必武、潘怡如、詹大权（詹大星的弟弟）等十人左右，差不多都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老同志。谈到出刊物的事，梅志写到，“董老要他找杨某具体商谈。这倒真是出乎他的意外，他对工作更增加了信心”。此时，胡风还与金宗武、冯乃超、李声韵等联系密切，“这些天陆续来了不少人，萧军、悄吟他们也来了”。10月16日，为了便于工作，胡风“由萧军夫妇帮助，带着两个箱子搬到了金宗武家住下”，小朝街42号。这一天也是《七月》在武汉出版第一期的日子，它“不但印刷装订得好，卖得也很快。一拿出去，四百本一下子就抢购光了”。[梅志：《梅志文集》第三卷《胡风传》，第249、250、251、252页。]实际上，《七月》在武汉一直步履维艰，特别是经费问题。后来，“张静庐表示，每月出一百二十元，连编辑费在内”。值得一提的是，每期《七月》都转交到了延安的各级领导机关，“毛泽东主席也看到了，评价还很高”。[梅志：《梅志文集》第三卷《胡風传》，第260、261页。]

在武汉时期，萧红的作品大多发表在《七月》上。她的《天空的点缀》首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萧红;《失眠之夜》首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萧红;《鲁迅先生记（二）》（原名《在东京》）作于1937年8月，首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一期，署名萧红，篇末注为“一九三八年”，可能是抄写或印刷错误;《火线外（二章）》首刊于1937年11月1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萧红;《一条铁路底完成》首刊于1937年12月1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四期，署名悄吟;《一九二九年底愚昧》首刊于1937年12月16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五期，署名萧红;《〈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首刊于1938年1月16日武汉《七月》第二卷第二期，署名萧红;《记鹿地夫妇》首刊于1938年5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萧红;《无题》首刊于1938年5月16日武汉[萧红：《八月天——诗歌、戏剧、书信》，第195页。]《七月》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萧红;《汾河的圆月》载1938年8月26日汉口《大公报》副刊《战线》第177期，署名萧红;《寄东北流亡者》首刊于1938年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副刊《战线》第191期，署名萧红。此外，《突击》（三幕剧）载1938年4月1日《七月》第二集第十二期，署名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塞克。1938年3月30日，萧红从西安致信武汉的胡风，“为西北战地服务团，我和端木和老聂、塞克共同创作了一个三幕剧，并且上演过。现在想发表，我觉得《七月》最合适，不知道你看《七月》担负得了不？并且关于稿费请先电汇来……”

从以上萧红在武汉相关刊物发表的作品来看，有的是在武汉完成的，有的是在上海、临汾等地完成的。《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首先在《七月》周刊发表，后又在《七月》半月刊刊发。]和《鲁迅先生记（二）》等是在上海完成的作品;她在山西临汾完成了《记鹿地夫妇》。通观这些作品，萧红笔下有两个关注的主题：一个是国，一个是家，实际上就是国家的生死存亡，即抗日。在《天空的点缀》中，萧红热望，“中国，一定是中国占着一点胜利，日本遭了些挫伤。假若是日本占着优势，他一定要冲过了中国的阵地而追上去，哪里有工夫用飞机来这边扩大战线呢？”在《失眠之夜》里，萧红坦诚，“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不甚切的，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心慌了！”“人类是何等的对着故乡寄注了强烈的怀念呵！”在《一条铁路底完成》中，萧红回忆，走向火车站必得经过日本领事馆。我们正向着那座红楼咆哮着的时候，一个穿和服的女人打开走廊的门扇而出现在闪烁的阳光里。于是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叫改为“就打倒你”！[萧红：《商市街——散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73、278、327、293页。]

在武汉发表的作品中，萧红的《寄东北流亡者》是在九一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日刊发的，意义重大而令人深思。“家是可以回去的，而且家也是好的，土地是宽阔的，米粮是富足的。”

她告诫东北同胞，“单纯的心急是没用的，感情的焦躁不但无价值，而常常是理智的降低。要把急切的心情放在工作的表现上才对。我们的位置就是永远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是应该第一个打开了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她号召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我们的沉着毅勇，正与敌人的急功切进相反，所以最后的一拳一定是谁最沉着的就是谁打得最有力。我们应该现身给祖国作前卫的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无可怀疑的。”[萧红：《寄东北流亡者》，《商市街——散文》，第327、327-328页。]最后，萧红呼吁东北流亡同胞们，“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高粱，谷子，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年老的母亲，努力吧;为了失去的土地上的痛心的一切记忆，努力吧！”并且，“做个商人去，做个工人去，做一个能生产的人比做一个在幻想上满足自己的流浪人，要对国家有利得多。”[萧红：《寄东北流亡者》，《商市街——散文》，第328页。]

在1941年9月1日香港的《时代文学》第一卷第四期上，萧红发表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该文重申了“我们就要回老家了！”的主题。同时，萧红指出，“抗战到现在已经遭遇到最艰苦的阶段，而且也就是最后胜利的阶段。”我们的飞行员“以精确的技巧和沉毅的态度（他们有好多是东北的飞行员）来攻击这摧毁文化、摧残和平的法西斯魔手。”并且，“在黑魆魆的天空里，他们看见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和人类应有的光辉”。而后，萧红疾呼，“我们应该现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萧红：《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商市街——散文》，第419、420页。]

（三）萧红、鲁迅和《鲁迅先生记》

1934年6月，“为了躲避日伪特务机关的迫害，在罗烽、金剑啸、白朗、黄田等的动员与帮助下，萧红与萧军于六月十二日逃离哈尔滨，经由大连乘船去青岛，投奔先期到达那里寻找党组织的舒群。”到青岛后，萧红、萧军“与舒群夫妇一起住在观象一路一号[2005年2月5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公布：青岛市观象一路1号“萧红 萧军 舒群故居”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故居门前一侧的墙上，笔者看到还挂有一块2003年青岛市人民政府悬挂的一块牌子：文化名人故居 萧军、萧红、舒群故居。萧军（1907-1990），辽宁锦县人。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舒群（1913-1989），黑龙江哈尔滨人。萧军、萧红1934年在该寓所分别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舒群在青岛创作了《没有祖国的孩子》等文学名著。]。萧红在这里完成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10月底，“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夫妇被捕。萧红、萧军去上海投奔鲁迅。”11月30日，“鲁迅在内山书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与萧红、萧军首次会晤，从此双方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铁峰：《萧红年谱》，《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325页。]

鲁迅是萧红和萧军的导师。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以“奴隶丛书”的形式得以出版，并且在上海崭露头角，奠定了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文坛的地位。在《生死场》的《序言》里，鲁迅写到，“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萧红：《呼兰河传——长篇小说（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936年10月19日，“民族的脊梁”鲁迅巨星陨落。萧红与鲁迅的来往不足两年，鲁迅的日记里对萧红和萧军多有记录。鲁迅逝世时，萧红还在日本。《鲁迅先生记（二）》中，萧红记述了她在日本得知鲁迅先生去世后的震惊、质疑、焦虑和怀念之情。鲁迅去世后，萧红陆续写了六篇关于鲁迅的纪念文章：《鲁迅先生记（一）》，收入1940年6月大时代书局出版的《萧红散文》;《鲁迅先生记（二）》首刊于1937年10月16日武汉《七月》第一卷第一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首刊于1939年10月12、14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钟》，再刊于同年11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四卷第一期;《记我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段》首刊于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十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首刊于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二辑《望——》;曾以《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为题，再刊于1939年10月18日至28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岛》第四二七号至四三二号;《回忆鲁迅先生》收入1940年7月重庆妇女生活社出版社的《回忆鲁迅先生》。其中，《回忆鲁迅先生》被誉为最精彩的描写鲁迅先生的作品。

在《鲁迅先生记（二）》中，萧红质疑“鲁迅是死了吗？”于是“心跳了起来，不能把‘死’和鲁迅先生这样的字样相连接”。第二天早晨，她“在什么报的文艺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損失’或‘陨星’之类。这回，我难过了，我的饭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我知道鲁迅先生是死了，那是二十二日。”[萧红：《鲁迅先生记（二）》，《商市街——散文》，第286、287、288页。]她为了确定鲁迅逝世的消息，从市里乘坐电车到市郊的朋友家确定此事。“我把我来的事情告诉她，她说她不相信。因为这事情我也不愿意它是真的”。

（四）萧红、蒋锡金和《呼兰河传》

在《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一文中，萧红和萧军的好友蒋锡金回忆，萧红写这部小说，大约开始于1937年的12月。“那时是在武昌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萧红每天都忙着给我们做饭，有时还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给她捎带着洗。这时她说：‘嗳，我要写我的《呼兰河传》了。’她就抽空子写。我读了她写的部分原稿，有点纳闷，不知她将怎样写下去，因为读了第一章，又读了第二章的开头几段，她一直在抒情，对乡土的思念是那样深切，对生活的品味是那样细腻，情意悲凉，好像写不尽似的;人物迟迟的总不登场，情节也迟迟的总不发生，我不知她将精雕细刻出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来。第一、二两章是全书的序曲，是用抒情的方法写了这个小城市的环境，出现的很少是具体人物，而只是一些群众。我喜欢她所写了的这些，认为她写得好，希望她快快地写成”。“但似乎她的第二章还没有写完，就匆匆地到临汾去了，到风沙浩荡的西北去了”。“在她去西北以前，还在那里写了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呼兰河传》的第二章，恐怕也是后来在那里写完的吧？通体看来，第一二章写得都比较完整，很有这个可能。如果这样，那么，这部小说的小三分之一是在武昌完成的了”。[锡金：《萧红和她的〈呼兰河传〉》，晓川、彭放主编：《萧红研究七十年（1911年-2011年）》中册，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61、363页。]《呼兰河传》最终是萧红在香港完成的。1941年，《呼兰河传》在桂林的上海杂志图书公司出版发行;1942年，由田林的松竹社再版;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原作者序》里，夏志清高度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我相信萧红的书，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靳以的女儿章小东在《一条河》中指出，“在你的《呼兰河里》，所有的不幸和苍凉，都变成比任何一部抗战小说更加煽动乡情蛊惑人性的文字。《呼兰河传》共分七个章节，美国前言却有尾声，找不到主角，也找不到一条主线。我以为每一篇都可以独立成章，也可以连成一体。那里面，生活在呼兰河畔的人们，面对生死的无知、无奈、愚昧和挣扎，通过一条河，统统涌现了出来。让人感到震撼甚至心悸。”[章小东：《一条河》，《南方周末》2013年11月7日，D23版。]

1946年8月，在上海所写的《〈呼兰河传〉序》里，茅盾强调，萧红“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但是他指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象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象’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象’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呼兰河传〉序》，《呼兰河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

三、张郁廉与武汉：学业和事业的拐点

张郁廉能在塔斯社汉口分社工作，一是源于自己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哈尔滨，并且生长在一个白俄贵族家庭，俄语是日常生活和耳濡目染的语言;二是张郁廉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副修新闻专业，在大学期间就有新闻实践。这是童子功与专业性的结合。

在哈尔滨这座华洋杂处、亦东亦西的都市，俄语成了中国人所学习的第一种外国语;并且，“1917年（民国6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沙皇被推翻。大批俄国人逃亡到欧洲或我国东北，尤以哈尔滨为多，几乎占哈尔滨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白俄’（‘白俄’一词，来源可能是：苏共自称‘红党’‘红军’，把帝俄时代的官员、地主、富商以及自由知识分子视为‘白’）多属于上流社会，文化程度高，经济富足，生活优裕”。[张郁廉：《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在两岁半时，张郁廉的母亲去世，此后，张郁廉由白俄贵族养母瓦尔娃拉·斯提巴诺瓦·阿里莫夫抚育到19岁。在养母家里，她的新名字叫“佐雅”生命之意。

1931年6月初中毕业后，张郁廉“进南开女中的暑期补习班补习两个月（七、八月），再经过考试，于9月1日被录取为天津南开女中高中一年级的正式学生”;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张郁廉回不去东北和哈尔滨。她“决定转学到北平私立慕贞女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1934年5月于该校毕业后，张郁廉在1934年9月1日“到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报到”。燕京大学“在学制、教学方式及行政管理上引进美国的体制，但又不是照搬，还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作为教学基础。上课采取开放形式，学习的灵活性较大。”同时，师资“无论中、西，都是学有专攻的一时之选，教学方法新颖，思想自由，作风民主，因此燕大一向以学术气氛浓厚文明中外。”关于在燕京大学的专业，“她左思右想，决定放弃学医，由理学院医预系转到文学院教育系”，“做医师或做教师都一样为国家服务，为老百姓造福”。1936年，她加入“北平大学生绥蒙考察团”。[张郁廉：《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第36、39、43、45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各地流亡学生都集中到武汉。“教育当局对流亡学生采取了紧急疏散措施，分批将他们由长江水路送往武汉（武昌、汉口）”。到汉口后，9月武汉各学校开课。张郁廉申请“进入私立华中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四年级。这两所大学都在武昌，要从汉口乘渡轮去上学”，最后她住进武汉大学女生宿舍。这时，张郁廉虽然“已借读国立武汉大学”，但“正需要一份工作，以维持生活。”正值“设立于武汉的苏联塔斯社通讯社扩充业务，增加工作人员，而我的条件正适合：会俄语，大学副修新闻。”被录取后，1937年底，她初到汉口苏联塔斯社通讯社上班。但是，笔者没有查找到塔斯社汉口分社的具体位置。“社长罗果夫先让我学习使用俄文打字机，然后让我把每日中文报纸上的消息翻译成俄文。罗果夫年纪四十开外，体型矮胖，精力充沛，能言善道，交际手腕灵活，广交各阶层朋友，会说点中国话，被誉为‘中国通’。”[张郁廉：《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第56、57、72、73页。]

1938年2月徐州会战拉开。“战云密布之际，莫斯科塔斯社总社派来数位军事记者，社长罗果夫就分配我随同这批记者到徐州战区，协助采访。”3月中旬我们从汉口乘火车到徐州。在枪炮声中，最前线的旅长覃異之对张郁廉说：“你是到最前线我旅部的第一位女记者，使我敬佩。”[张郁廉：《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第74页。]但把张郁廉称为“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是值得商榷的，这仅仅是一位旅长的说法，并不能扩大到全国的层面。即使在1941年东京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绪方升的《支那采访》中《9位投身抗战的女记者》里，第一位就是塔斯社的张郁廉，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

关于台儿庄大捷，“1938年3月14日起，日军主力由津浦路正面南下，猛扑滕县，拟袭取台儿庄。不料日军在以为唾手可得的台儿庄前，遭到我守军严重打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台儿庄空前大捷，传至后方，民心士气大为振奋。我们一群记者正在附近前线访问，与台儿庄大捷后第二天就赶到台儿庄。城中仍弥漫着火药味，建筑物一半以上被毁，有的房舍还在燃烧，冒着烟，断垣残壁间散布着血肉模糊的尸体。国军正忙着挖坑掩埋死者，坑浅土少，土堆中还有残肢露出，被野狗拖食。眼前处处景象，残酷无比，教人想到血战的惨烈，实在难以描述。”[张郁廉：《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第74页。]这一段写出了大捷后的喜悦心情和对为国牺牲同胞的无比崇敬。

1938年10月21日，张郁廉在《在前线》一文中报道了武汉撤退。“武汉三镇原有一百五十万，经几次疏散后，除法租界十五万外，剩余无几。”这几天，“汉口各码头挤满了逃难的人。”20日上午过江到武昌，“从蛇山黄鹤楼下望武昌全市，没有一家烟囱冒烟，街道上也很难看见行人，只有江里无数白帆逆水向西移动。”以致于，“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无辜的兄弟姊妹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但结果是，10月25日“武汉最后几天，整日在警报中度过。敌机无耻的追逐江心中的满载妇孺和非武装平民的难民船，对这些和平的老百姓，大显他们‘武士道’的威力。他们每次轰炸后，还要低飞扫射。被沉的船，大小有十几艘，死亡人数总在一万人以上。”[张郁廉：《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第181、182页。]这些报道写出了张郁廉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和对同胞的同情。

这里还是需要再次提到萧红，据《萧红年谱》介绍，“四月初，日军逼近武汉前夕，端木蕻良独自去重庆。萧红临产期已近，生活无着，只好去文协投靠蒋锡金和孔罗荪。”9月中旬，“萧红在孔罗荪、李声韵的帮助下，离开混乱的武汉到了重庆。”从1931年张郁廉离开哈尔滨，她与萧红就再也没有相遇。[铁峰：《萧红年谱》，《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第1332页。]

张郁廉，在满目疮痍国土上出生于哈尔滨的小女孩，在颠沛流离中读完燕京大学、怀抱爱国忧民之心的女青年，以客观的笔调，记录了日寇铁蹄下的民族之难与家园之苦。传奇的女子在中国的战争风云中谱写了一段家国的大美史诗。

武汉对于萧红与张郁廉来讲，都是她们人生与事业的转折点。他们生活时期的武汉，亦是中国历史与武汉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历史赋予了她俩与武汉的“相遇”。文学文本提供了文学与历史的“相遇”。诚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5页。]

猜你喜欢 印记萧红哈尔滨 不能忘却的时间印记飞碟探索(2022年2期)2022-05-31唯美江南的独特印记现代苏州(2022年9期)2022-05-26让萧红真正为人所知（创作谈）作品(2021年10期)2021-10-29静听花开伙伴(2019年3期)2019-06-11萧红墓畔口占新作文·中学作文教学研究(2019年12期)2019-01-07印记作文新天地(高中版)(2017年8期)2017-09-05刘派东方艺术·国画(2016年3期)2017-02-08哈尔滨冰雪之旅数学大王·低年级(2016年2期)2016-09-10萧红临终讲述的往事杂文选刊(2016年4期)2016-04-09倘若，爱在哈尔滨新青年(2015年3期)2015-05-11

相关热词搜索： 哈尔滨 武汉 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