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 张永

人物简介：汪曾炜，1922年1月出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沈阳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第四军医大学兼职教授、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常委等职。汪曾炜是我国复杂先心病和心律失常外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先后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解放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等，荣立一等功2次、二等功5次、三等功7次，并获中国医师协会终身成就奖。

“尊敬的汪爷爷，这个月您将是百岁寿星了，首先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叫白苏力德，是您救助过的众多心脏病患者中的一个……”2022年元旦上午，汪曾炜读着信，孩子般地笑了。

汪曾炜给白苏力德做手术那年是2016年，已是94岁高龄，而白苏力德才10岁。这是汪曾炜最后一次上手术台，他怎么会忘记呢？当读到“汪爷爷，我现在读七年级，身高足有一米七四，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也像您那样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时，汪曾炜笑得更开心了，还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1月26日（腊月二十四），是汪曾炜老人的百岁生日。寿辰前后，各地患者写的感谢信如雪片一样飞来……

初出茅庐 锚定“禁区”

“我有个堂弟曾在县立中学踢毽子比赛中得过冠军。此人从小爱玩，不好好读书，常因国文不及格被一个姓高的老师打手心，后来忽然发愤用功，现在是全国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

这是著名文学家汪曾祺的散文《踢毽子》中的一段话。汪曾祺的堂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汪曾炜。在文中，汪曾祺没有交代汪曾炜突然发愤用功的原因。其实，这源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目睹祖国的大好山河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支离破碎，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汪曾炜想通过学医上战场救治抗战受伤的勇士。

1949年5月，汪曾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汪曾炜毕业于南京大学医学院。1952年8月，汪曾炜成为沈阳军区总医院胸外科的一名普通医生。在老专家、老同志的带领下，他每天奔波于病房、手术室之间，解除了许多患者的痛苦，37岁时便晋升为胸外科副主任。

有一天，一对夫妇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万分焦急地来到科里。只见小女孩全身发紫，呼吸困难，无法活动，甚至稍一哭闹就昏厥过去。原来，她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夫妻俩已带着她跑了多家医院就诊，结论都是“此种紫绀型先心病没法治”。对于这种疾病，科里也只能拿出和其他医院一样的结论。孩子拉着汪曾炜的衣角，哀求道：“叔叔，救救我吧！”听着孩子无助的肯求，看着孩子父母愁苦的面容，汪曾炜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这件事给汪曾炜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他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脑子里一直浮现着那个小女孩痛苦的眼神。他觉得，在疾病面前束手无策，是一名医生最大的耻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心脏手术这座“堡垒”。

当一些同事得知汪曾炜要选择心脏病手术作为攻关项目时，都很不理解，认为国际上一些专家研究了多年尚未攻克这块“禁区”，他这个初出茅庐不久的普通医生也想尝试，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

的确，在心脏这个要害部位动刀，难度大、风险高，稍有不慎，患者就生命难保。然而，汪曾炜想得更多的是心臟病的残酷：有的婴儿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离开了人间;有的儿童不能享受童年的欢乐，像老人一样走几步就得蹲下来休息，大口大口地喘气;有的青年男女刚刚踏上未来生活之路，就遭遇死神的威胁。作为一名肩负救死扶伤使命的军医、一名共产党员，没有理由不迎难而上、迎险而上！几经权衡，汪曾炜下定了决心。

闯出新路 攻克“堡垒”

当时，汪曾炜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一切只能从书本上学。白天没时间，他就晚上在灯下苦读，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枕着书本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看。休息日，他更是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天长日久，图书馆管理员悄悄地对别人说：“这个人读书读得走火入魔了。”几年间，汪曾炜翻遍了图书馆内所有心脏病学的书籍和上万篇论文资料，记下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经过长期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验，准备充分的汪曾炜首先将突破口选在心脏病的体外循环手术方法上，吹响了向“禁区”进攻的冲锋号。

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就是应用人工心肺代替患者的心肺功能，使心脏暂时停下来进行手术。这项新技术国外在1953年获得了成功，1958年在我国应用于临床。为了探索一套理想的体外循环手术方法，汪曾炜和同事们根据呼吸生理学、血液动力学、体温生理学和体外循环下的病理生理等知识，对国内外的近十种体外循环方法逐一进行分析比较，吸取各家之长，确定了基本方法。

随后，汪曾炜开始做动物实验。实验室冬天没暖气，到了夏天闷热难当，也没有防蚊蝇设备。但他顾不上这些，吃住在实验室里，一边观察，一边给实验犬扇风降温、驱赶蚊蝇。8个月的时间里，他一共给15条狗做了实验手术，竟然成活了14条。

经过反复实验，汪曾炜终于成功地摸索出一套比较完善的全身中度低温和心脏局部深低温的体外循环方法。1964年8月，他首次为一例患者成功地进行了手术，到1966年5月共做了30例，手术死亡率仅为3.3%。临床证明，这种新方法最接近人的生理条件，而且手术并发症少，患者恢复快，术后效果好。

自从完成第一例心脏手术后，汪曾炜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想使心脏病的外科治疗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只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必须把眼睛盯在高精尖技术上，广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立足自身现有条件，大胆探索，奋力攀登，闯出属于自己的新路来。

为了攻克“法乐氏四联症”这种疾病的手术难关，汪曾炜同科里的同志一起反复解剖心脏标本，分析和验证手术成败原因，力争把临床手术的死亡率降到最低。有一次，他在手术台上做了10多个小时的手术后，回家匆匆吃了几口饭便来到动物实验室做实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饲养员深夜进来喂动物时，他的双腿已麻木得站不起来了。

经过无数次动物实验、数据分析和上百次手术实践，汪曾炜改用高钾冷血冠脉灌注保护心肌，大块切除漏斗部肌肉和改进室缺修复方法，终于使“法乐氏四联症”的手术死亡率明显下降。

1978年，汪曾炜共做了82例“法乐氏四联症”手术，死亡仅2例，达到国际领先水平。1985年，在一次国际胸心血管外科学术交流会上，世界心血管外科权威、美国著名教授柯可林对此评价说：“手术数量之多，死亡率之低，比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提携后进 英才辈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汪曾炜对医学人才青黄不接的忧患意识越来越强烈：“努力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专科技术骨干，是我的心愿，也是党赋予我的责任。”

为了提高全科人员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水平，汪曾炜组织制订了学习和培训计划，亲自授课，不断提高大家的业务技术和科研能力。他认真组织青年医生搞手术演练、术前讨论、手术观摩，还把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600余万字专业笔记和许多宝贵资料都拿出来供他们阅读，不断提高年轻医生的业务水平。

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人才培训和锻炼，科里的人才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个梯队。他为医院培养的朱洪玉主任、王辉山副主任等，已成为我国心血管外科著名专家。

除了为本院、本军区培养人才以外，汪曾炜还负责为4所军医大学、6所军区总医院和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的几所医院开展培训。作为第四军医大学兼职教授，汪曾炜在指导博士研究生易定华的两年中，白天手把手教他做手术、晚上一对一进行辅导，还给他指定了科研课题。名师出高徒，易定华拿下了军队科技成果三等奖，并被所在医院提升为心外科主任。

汪曾炜带过的博士生李莉对他的一个习惯记忆犹新——他经常凌晨2点到监护室查房。李莉不解地问：“您总是后半夜来查房，对您的休息影响多大呀！”汪曾炜严肃地说：“后半夜2点，是人最困顿的时候，也是术后病人最容易出事儿的时候。如果医护人员打盹，没发现病情的变化，就会失去抢救的机会。年轻人容易犯困，我来盯盯他们。”

学无止境，教学相长。1992年，70岁的汪曾炜开始关注房颤的外科治疗，对房颤手术的术式改良、适应症选择、疗效评价等作了系列研究。在他的指導下，李莉顺利完成博士课题研究并申请到了房颤电生理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博士后基金，之后的系列研究还获得了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李莉动情地说：“没有汪老，我可能一事无成，更不可能成为博士生导师。”

呕心沥血，桃李满园。汪曾炜先后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13名、硕士研究生8名，为国内、军内培养副主任医师以上学科带头人20余人，为军内外举办心外科培训班10余期，为先心病手术新业务、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骥伏枥 奋斗不止

2002年7月，一场心脏移植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这个会议很重要，80岁的汪曾炜没听劝阻，不顾年高体弱，带领相关医护人员赶到哈尔滨参加研讨。

为了缓解与会者的疲劳，会议主办方组织了夜游松花江等休闲活动。然而，汪曾炜却要求团队成员谢绝一切娱乐活动，每天晚上吃完盒饭就根据白天参观和听课的内容开展分组讨论，还要求每人每天必须记笔记、每次讨论必须有自己的结论。当时前来参加会议的单位有几十家，唯一不参加晚上活动、自己组织学习的，只有汪曾炜他们这一家，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汪曾炜带去的医护人员中，有的人在哈尔滨当地医院有老同学，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和老同学聚会。会议结束那天，大家统一口径，请汪曾炜一个人坐飞机先回沈阳，其他人则坐晚上的火车回去，以便挤出一点时间和同学相聚。他们的理由很充分，让汪曾炜无法拒绝：“您毕竟上了年纪，如果和我们年轻人一起坐晚上的火车未免太累了，还是坐飞机走吧！”

送走了汪曾炜，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没承想，由于那趟航班取消，汪曾炜又回到住地，和大家一起坐火车回沈阳，原定的同学聚会彻底泡汤了。一位当时在场的医护人员告诉笔者：“我们虽然没能和同学聚上，但通过与汪老讨论，都有了新的收获。”

对业务的不懈追求，对大家的严格要求，并没有随着汪曾炜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直到90多岁时，他对那些繁复的知识点仍然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每过一段时间，他还会在交班之后提问，遇到谁回答不上来，他训起人来一点儿都不留情面。

近几年，因为要再版自己的《心脏外科学》一书，年逾九旬的汪曾炜亲自审校有关复杂先心病和心律失常的外科治疗部分。每天，他都会提着两个沉重的袋子来到科里，一个袋子里装的是老版《心脏外科学》和收集的影像学资料，另一个袋子里装的是国内外相关文献和部分修订手稿，有时还有外文的正版文献（一般都是铜版纸，很重）。他上午整理到10点半，下午整理到4点半，晚上还要看书到10点以后。第二天，他会把自己整理好的图稿配上文字拿给助手看。有时助手看不太明白，他就深深地“唉”一声，然后给助手细细讲一遍。

尽管老版的《心脏外科学》早已成为国内心血管外科界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书籍，汪曾炜仍然根据近年来医学的新技术和新成果，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每审校一章，他就让助手把近10年的相关文献查阅并打印出来，他再从头到尾进行编号，按照“很重要的”“可参考的”“不用参考的”等类别一一标记出来。凡是重点文献，他都亲自译好，以备书中参考用。后来，翻译的工作交给助手，他再在助手翻译的内容上认真修改。

2016年的一天，汪曾炜跟助手说：“我最近得了一种怪病，看书只能看到晚上9点，再看就会眼花头疼，不知道怎么了！”其实助手很了解，即便身体不适，他还是会坚持看下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尽管已经是一位百岁老人，汪曾炜仍然在思考和关注着医学的发展，就像一根蜡烛，无私地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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