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娜，史墨

摘要：基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理论分析，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分为纯务农、兼业和纯务工，以世代与性别差异角度，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CFPS2014、CFPS2016数据，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世代、性别的劳动力转移程度存在差异，原因是个人、家庭、村庄层面的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与老一代比，年轻一代是劳动力转移主力军，转移程度性别差异缩小，尤其女性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边际效应增加，不再受到婚姻、健康状态及政治面貌的影响，逐渐摆脱家庭所在地经济、交通状况的束缚，呈现更偏向纯务工的趋势。在家庭内部分工中，年轻一代劳动力逐渐依靠非农生产承担养家责任，男性劳动力偏向纯务工，女性偏向纯务农或兼业，老一代女性倾向看护儿童等家务。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世代差异;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2）03-0069-08

一、引言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参与第二、三产业生产，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1978—2015 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率约为8%[1] 。韩国和日本与我国经历相似的发展阶段，与之相比，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速度严重偏慢。韩国1983—1997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转移速度为5. 1%，日本在1953—1987 年为4. 5%，而我国在1978—2012 年仅为2. 2%。[2] 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速度过慢，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稳态增长。鉴于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依旧较高，劳动力存在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关键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合理转移，仍是至关重要的议题。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在宏观层面，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托达罗的城市预期收入理论分析，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收入差距、迁移净收益等。杨谱等（2018）[3]认为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Tiebout（1956）[4]认为公共服务会影响劳动力转移。何雄浪和史世姣（2021）[5]认为提升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地区减贫脱困有正向影响。在微观层面，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实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6-7]，同时还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8]。

我国农村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就业选择除纯务农以及纯务工之外，半工半农的兼业方式也十分普遍，但目前微观层面的研究忽略了这一特征，主要集中于非农就业决策影响因素的讨论。本文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纯务农、兼业、纯务工三个层次，从微观层面即农村劳动力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村庄特征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为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变量

（一）理论分析

Bowlus和Sicular（2003）[9]认为，农户在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也影响农户在非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家庭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分配互为联动。土地对于农户来说，既是经济来源也是保障性生产要素，因此，在家庭从非农业部门获得的非农业收入没有达到可以脱离对土地依赖的水平前，农户不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从而成为兼业农户。具体到家庭成员层面，可划分为纯务农、兼业、纯务工三种就业形式。

根据新古典农户经济学理论，农户作为一种具有多重身份的经济组织，既是产品或劳动的供给者又是使用要素所得收入的消费者，因而存在一个效用函数，家庭中成员的就业选择也是以追求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为前提[10]。基于此，我国农村家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基于世代差异与性别差异的分工格局[11]。在世代层面，年老一代农村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在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获取工资收入的能力远弱于年轻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性别层面，一方面，相较于女性来说，男性农村劳动力更易获得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与较高的非农收入;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男性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女性一般承担起做家务、照顾儿童及失去自理能力老人的责任。在此情形下，伴随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向城市，“男工女耕”的分工模式逐渐形成。

近十年来，以互联网应用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促使我国新老两代农村劳动力在从事非农工作的目标、职业类型以及制约因素方面出现较大异质性[12]。我国年老一代农村劳动力普遍遵循年轻时外出务工、年老回归务农的人生轨迹，所追求的家庭效用在空间概念上更倾向于农村，其创造的非農就业收入多用于补贴家用，以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子女后代仍然在故土生活，由此可见，进城务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农村实现家庭整体效用最大化。另外，老一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容易受到一些自然条件的制约，例如交通闭塞难以获得就业信息。与之相比，很多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可以熟练使用互联网来获得非农就业信息，能够胜任多种类型的工作，可以依据家庭现实需要选择就业类型，相当一部分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甚至具有强烈的携带家庭成员永久性迁入城市的意愿。

同时，技术进步对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中的性别差异产生冲击，并且在第二代农村劳动力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与第一代不同，第二代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更倾向于通过从事脑力劳动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与体力劳动相比，脑力劳动的性别间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伴随技术进步兴起的新业态就业一般不存在性别隔离，甚至在微商、网店等职业领域，女性劳动力更具有天然优势，并且整体上缩小了农村劳动力所属中低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互联网使得远程办公成为可能，并协助女性节省家务劳动时间，因此降低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劳动力更有可能通过上网学习实现人力资本的提升，获得较高上网回报率[13]。进一步地，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偏向型技术进歩[14]，对于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有显著不同，相比年老一代，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由于受教育水平较高，更有可能有效运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所以对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中性别差异产生的冲击在第二代农村劳动力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

假说1：不同世代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假说2：与老一代相比，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因素性别差异缩小。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三个层面，并将它们作为实证分析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不同世代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之间影响因素的异质性进行深入考察。

（二）数据描述与模型变量

1.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CFPS通过对全国样本的抽样，分别从村（居）、家庭、个人三个维度展开调查，来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情况。CFPS全国基线调查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①，采用三阶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样设计，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CFPS20l4和CFPS20l6两轮的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由于从微观层面探讨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对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本文将样本限定为农业户口并且年龄为16～60岁的个人，最终确定使用的是在CFPS2014和CFPS2016中接受调查的20 046个样本。

2.关键变量。本文参考刘进等（2017）[15]的做法，以劳动力转移程度为研究对象，纯务工代表转移程度最高，兼业次之，纯务农最低。纯务农取值为1，兼业取值为2，纯务工取值为3。

个人特征变量。性别，男性取值为1，女性取值为0;年龄;婚姻状况，有配偶取值为1，无配偶取值为0;健康水平，共分1～5五个等级，1表示非常健康，5表示不健康;受教育年限;是否党员，若是取值为1，不是取值为0。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经济水平，用家庭人均收入取对数来衡量;社会资本，使用家庭人情礼支出的对数衡量;是否有70岁以上老人，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是否有学龄前儿童，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家庭土地禀赋，使用人均土地面积来衡量。

村庄特征变量。村庄经济水平，用村庄人均收入（取对数）衡量;雇工水平，使用农忙雇工价格（取对数）衡量;交通状况，使用到县城所需交通时间衡量（小时）。

本文重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3.计量模型。由于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是一个有序变量，本文主要构建ordered probit模型来研究各种不同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

Degreeit=β0+β1Xit+β2θj+β3δt（1）

其中，Degreeit表示劳动力i在t年的转移程度，纯务农取值为1，兼业取值为2，纯务工取值为3;Xit表示个人、家庭、村庄层面的变量;θj表示省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省份差异;δ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时间趋势。

三、模型估计结果

（一）分世代估计结果

本文参考董延芳等（2011）[16]的做法，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村劳动力定义为第二代农村劳动力，1980年以前的定义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

表2中（1）—（3）列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实现转移，相对于女性，第一代男性农村劳动力兼业的概率高8.54%，纯务工的概率高11.4%;年龄每增长1，回归农村只从事农业生产的概率提高1.35%;婚姻状况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转移，有配偶比没有配偶更倾向于在家务农，兼业的概率低2.04%，纯务工的概率低2.71%;健康水平显著影响劳动力转移程度，健康水平下降一个单位，纯务农的概率增加1.12%，兼业的概率降低0.48%，纯务工的概率降低0.64%，这与第一代农民工多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体力劳动有关，当健康水平下降时，将不能胜任强体力劳动，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劳动力更倾向于从事非农业部门的劳动，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兼业的可能性提高0.5%，纯务工的可能性提高0.67%;家庭收入提高1%，兼业的可能性提高2.88%，纯务工的可能性提高3.83%，这是因为，家庭经济水平较高时，对土地的保障性功能需求下降，更倾向于从事能够带来较高收益的非农业劳动;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抑制了劳动力转移程度，兼业的可能性降低1.94%，纯务工的可能性降低2.58%，但是家庭中有70岁以上老人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家庭土地禀赋抑制了劳动力的转移，人均土地面积每增加一个单位，纯务农的可能性提高0.365%，兼业的可能性降低0.16%，纯务工的可能性降低0.21%;当所在村庄经济水平较高时，所在村庄收入水平每提高1%，兼业的可能性提高4.03%，纯务工的可能性提高5.36%，说明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当地非农就业机会较多，显著促进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较差的村庄交通状况会限制劳动力的转移，所在村庄到（本县）县城交通时间每提高1个小時，兼业的可能性降低0.08%，纯务工的可能性降低0.1%。

表2中（4）—（6）列为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影响因素的边际效应。通过比较发现，第二农村劳动力与第一代转移程度影响因素有诸多不同之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性别差异对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作用有所减小，说明第二代女性农村劳动者比第一代获得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但是女性比男性兼业或纯务工的可能性仍然相差15%;二是随着年龄增长，年龄每增长1，纯务工的概率提高1.02%，这可能得益于工作经验的积累，更大程度上脱离农业生产;三是健康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不再显著，有可能是因为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可以选择从事的行业不再局限于制造业和建筑业，服务业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对劳动者健康水平放松限制;四是受教育年限对转移程度的正向影响比第一代大，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纯务工的可能性提高1.34%;五是家庭收入对转移程度的正向影响比第一代大，家庭收入提高1%，兼业的可能性提高0.55%，纯务工的可能性提高12.2%;六是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促进了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兼业的可能性提高0.23%，纯务工的可能性提高5.03%。这可能是因为目前第二代农村劳动力比第一代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抚养小孩的成本较高，家庭内部分工的结果往往是隔代抚养小孩，年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是通过外出务工提高收入;七是村庄层面特征变量对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代表了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更多地通过个人以及家庭层面考虑是否非农就业，依靠其他途径打破村庄就业机会少或者地理位置偏远的限制，例如网上求职。

（二）分性别估计结果

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分性别回归边际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代农村劳动力年龄每增加1，男性纯务农的概率会提高1.63%，而女性纯务农的概率会提高1.03%。对第一代女性劳动力来说，有配偶使纯务农的概率提高9.07%，兼业的概率降低4.15%，纯务工的概率降低4.92%;健康水平下降一个单位，纯务农的概率提高1.17%，兼业的概率降低0.53%，纯务工的概率降低0.63%。文化水平对第一代男、女性劳动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男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0.674%，兼业的概率提高0.237%，纯务工的概率提高0.437%;女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1.44%，兼业的概率提高0.659%，纯务工的概率提高0.78%。对第一代女性劳动力来说，是党员则纯务农的概率降低10.6%，兼业的概率提高4.85%，纯务工的概率提高5.75%。家庭經济水平对第一代男性的促进作用强于女性，家庭收入提高1%，男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8.76%，兼业的概率升高3.08%，纯务工的概率升高5.68%;女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4.72%，兼业的概率升高2.16%，纯务工的概率升高2.56%。有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有较大不同，对第一代男性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一代女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纯务工的概率提高8.98%，兼业的概率降低4.11%，纯务工的概率降低4.87%。有70岁以上老人并不会改变劳动力转移程度;家庭土地禀赋对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男性，这说明农村家庭中普遍是女性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男性负责外出打工。村庄经济水平对第一代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且对女性影响大于男性，村庄经济水平提高1%，男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7.8%，兼业的概率升高2.74%，纯务工的概率升高5.06%;女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10.6%，兼业的概率升高4.87%，纯务工的概率升高5.77%。村庄交通状况差会阻碍第一代女性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在村庄到（本县）县城交通时间每提高1个小时，兼业的可能性降低0.07%，纯务工的可能性降低0.08%。

第二代农村劳动力分性别回归边际结果如表4所示。第二代男性农村劳动力年龄每增加1，纯务农的概率会降低1.17%;第二代女性农村劳动力年龄每增加1，纯务农的概率会降低0.81%。婚姻状态、健康水平、是否党员对第二代男性、女性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影响均不显著。受教育年限仅对第二代女性劳动力转移有促进作用，每增加1年，纯务农的概率降低2.2%，兼业的概率提高0.17%，纯务工的概率提高2.03%。家庭经济水平对第二代男性的促进作用强于女性，家庭收入提高1%，男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13.4%，兼业的概率降低0.73%，纯务工的概率升高14.1%;女性纯务农的概率降低11.9%，兼业的概率升高0.92%，纯务工的概率升高11%。家庭社会资本每提高1%，第二代男性劳动力纯务农的概率提高1.35%，兼业的概率提高0.074%，纯务工的概率降低1.42%，表明在所在地嵌入社交网络过深不利于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有学龄前儿童对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有较大不同，对第二代男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第二代女性影响不显著。有70岁以上老人并不会改变劳动力转移倾向。家庭土地禀赋对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男性，这说明即使农村家庭年轻一代也普遍是女性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男性负责外出打工。村庄经济水平仅对第二代女性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村庄经济水平提高1%，纯务农的概率降低5.39%，兼业的概率升高0.42%，纯务工的概率升高4.97%。村庄交通状况差不会阻碍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反而会促进男性劳动力转移，所在村庄到（本县）县城交通时间每提高1小时，纯务农的概率降低0.21%，纯务工的概率提高0.22%，这是因为当年轻一代男性劳动力难以实现就近转移时，更倾向于外出纯务工。联系上文可得，不仅不同世代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所受影响因素差异较大，还在不同性别间差异很大，这印证了本文的假说1。

除不同世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影响因素存有较大差异外，不同性别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也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婚姻状况、健康水平、政治面貌只影响到第一代女性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对第一代男性劳动力、第二代男女性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大，对第二代男性农村劳动力来说，无论受教育年限高低，均不会影响转移程度。有学龄前儿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有较大不同，对第一代男性与第二代女性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一代女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第二代男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有可能是家庭内部分工导致的，由隔代女性抚养孩子而父母外出务工，尤其父亲承担起大部分家庭经济责任。有老人并不会改变劳动力转移倾向。家庭土地禀赋对女性的负向影响大于男性，这说明农村家庭中普遍是女性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男性负责外出打工。无论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容易受到所在村庄经济环境和交通状况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家庭往往承担起兼顾农业照顾家庭的责任，对转移距离和通勤时间具有硬性要求，如果所在地经济环境和交通状况较差且难以提供工作机会，就会阻碍女性劳动力的转移。综上，虽然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性别间仍然存在差异，但是相比于第一代差异缩小，印证了本文的假说2。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理论分析，从世代与性别差异角度，采用orered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同世代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与老一代相比，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因素性别差异缩小。更为具体地：在个人层面，第一，年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有显著的世代差异，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随着年龄增大逐渐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第二代成为在外务工的主力军。相较于老一代，年轻一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性别差异缩小。第二，对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没有配偶比有配偶更倾向于兼业或者纯务工，但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再受到婚姻状态的影响。第三，健康水平降低会阻碍第一代女性劳动力的转移，但对第一代男性劳动力和第二代劳动力转移影响不显著。第四，受教育年限总体上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程度，但在不同世代、不同性别间存在异质性，对第二代劳动力的边际影响大于第一代劳动力，对女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男性。第五，党员身份的第一代女性劳动力更高概率上从事兼业或纯务工，但对第一、二代男性劳动力均影响不显著。在家庭层面，第一，经济因素仍是劳动力就业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经济状况代表了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在家庭收入提高的同时，土地的保障性功能需求减弱，更多劳动力会转移到能带来更高边际收益的非农业生产上，并且一般是由女性兼顾农业，而男性更多的从事非农业生产。这主要是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下，男性劳动力更受市场青睐，易于获得较高的非农业收入。第二，家庭成员构成对不同世代、不同性别间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一般会降低家庭中年长一代女性的转移程度，但会促进年轻一代男性的转移程度;有70岁以上老人对不同世代、不同性别劳动力转移程度不产生影响。在家庭内部分工上，年轻一代劳动力逐渐从事非农生产承担养家的责任。具体而言，往往是女性劳动力留守农业，男性劳动力转移向非农产业，老一代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承担起照料小孩的责任。在村庄层面，第一，村庄经济水平会影响第一代劳动力和第二代女性劳动力转移，但对后者的边际效应偏小，并且不会影响第二代男性劳动力转移。第二，交通状况较差会阻碍第一代女性劳动力转移，但不会影响第一代男性和第二代劳动力转移。村庄层面影响因素异质性说明，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受到所在地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的束缚减小，当家庭所在地过于偏远的时候，会促进第二代男性劳动力外出纯务工就业。综合来看，第二代农村劳动力相比于第一代农村劳动力，男性相较于女性，在兼业与纯务工之间更倾向于纯务工。

本文的研究結论表明，在推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应结合家庭、个人及村庄实际加以引导，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需要积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农村劳动力呈现出年轻一代外出务工、老一代回乡务农并承担照料小孩的生命轨迹。在个人层面，第二代农民转移已不再受到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水平的影响，表现出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永久性转移的趋势。第二，教育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有效手段，农民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倾向于选择非农劳动，因此全面提升新一代农民的文化水平更为迫切。第三，新一代农村劳动力逐渐摆脱由于所在地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较差而难以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束缚，有利于我国实现劳动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第四，对于第二代农村劳动力而言，外出纯务工成为主流选择，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儿童数量持续扩大将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为留守老人和儿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做努力。

注释：

①CFPS调查范围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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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玲玲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Zhang Jingna1， Shi Mo2

（1.Postdoctoral Research Workstati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045， China ;

2.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dividing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 degree into three levels：
pure farming， concurrent employment， and pure labor， choo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al and gender differences， CFPS2014 and CFPS2016 data are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gree of rural labor force transfer.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degree of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and genders is quite different. The reason is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villages have a greater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rural labor has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ompared with the older generation， the gender gap in the transfer rat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s narrowed， especially the margin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female laborers has been increased. The influence of marital status， political appearance， and health level has weakened， and gradually getting rid of the bondage from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family’s location and traffic conditions， and the trend is more inclined to pure labor. In the part of the fami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labor has gradually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raising a family. In comparison，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s often engaged in agriculture or part-time， and the male labor force is more inclined to pure labor.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female labor is more inclined to taking care of the children.

Key words：rural labor transfer degre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gender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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