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博雯

摘 要：梁启超和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前后相承。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主张以经济为基础考察社会变革、以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认为历史研究应将个人与群体结合起来考察，应以探求一般历史规律为己任，厘清了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历史研究法与历史理论等概念的区别，体现出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尊疑”“重据”的治史态度、“研究过去，解喻人生”的人生观以及“经世致用”的理想也为后学树立正确的史学观提供了典范。

关键词：梁启超 李大钊 新史学 《史学要论》 唯物史观

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李大钊的思想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其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李大钊与同期知识分子思想观点的比较、特别是李大钊与梁启超思想的比较研究，尤其受到关注。而在史学思想的比较上，《梁启超与李大钊“新史学”思想比较》从阶级立场的角度考察了李大钊和梁启超在历史观和历史基本问题上的根本不同，认识到两者在史学思想上的种种差异。[1]的确，不论以专业、流派还是思潮进行划分，梁和李均属不同的史学阵营。但是，“截然分派及全用派分看学术，流弊匪浅”[2]。李大钊和梁启超毕竟身处同一时代，且都抱有救国救民的共同理想，因而在思想上特别是史学观上实则具有很大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书中体现尤为充分。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着重探讨李大钊《史学要论》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力图从中揭示李大钊治史理念和治史精神对于当代治史者树立正确史学观的意义。

一、李大钊与梁启超史学思想之关联

中国史学绵延不绝，有它一贯的连续性特征。传统史学长期占据主导，而在每个阶段又呈现不同的特点。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解体，清末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超越时代性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推翻封建制度，及其之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承前启后，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掀起第一次“新史学”的浪潮。梁启超“新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强烈抨击，但仍保留了继承与发展的特征，特别是梁对司马迁的推崇，体现出他并没有从感性上脱离传统史学的影响。袁世凯复辟后，“新史学”的浪潮慢慢沉寂了下来。1916年，大批留美、留日、留欧的学生回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史学界再度活跃起来。随后，新文化运动兴起，五四运动的推动，“新史学”的火花又重新燃起，迎来第二个高峰。但是，这个阶段的史学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西洋史学原理的接受，仍处于不太成熟的时期。思想总体偏于激进、对西方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入、一知半解加之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史学界“顿成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3]。因此，虽然各史学派别在这一时期成果颇丰，思想也更进一步，但人们依然未找到能指导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科学解释，救国救民之路仍任重而道远。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故而用科学的、系统的史学理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成为必要。李大钊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认识到中国亟须科学的史学理论，于是写下《史学要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旧史学，并倡导史学革命，宣扬唯物史观和科学的史学思想，提出要以唯物史观“改作”“重作”全部历史。“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4]，它与《李大钊文集》一起，确立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都是对时代的因应，都有一个对之前的史学回溯与发展的过程，所以既有特定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机遇，也是历史脉络自然发展的结果。批判与继承，是他们都具有的典型特征。从时间上看，梁启超是“新史学”的开创者，而李大钊是“新史学”第二次高峰的推动者，这决定了两者之间定有前后相承的关系。把李大钊及其《史学要论》放在20世纪前期“新史学”思想的发展背景下加以考量，以发展的眼光考察李大钊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扬弃”，实有必要。

二、李大钊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之发展

分析李大钊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可以清晰感知李大钊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突破、修正、弥补和创新，为解答当世时代之问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这种发展过程在其《史学要论》中主要有以下体现。

（一）认识到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经济为基础考察社会变革、研究历史

梁启超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了强烈抨击，但其资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他仍是由上而下地关注社会、关注史学。康有为曾说他“流质易变”，但不论是主张君主立宪、政党政治改革还是其他，他都无一例外地将眼光放在了政治层面。因此只强调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而忽略了下层的经济基础。所以，“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从而无法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后来的一系列失败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李大钊在梁的基础上，更强调了经济对政治、文化等的决定作用，“社会上层，全随社会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5]。他认为，历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纵向考察社会变革的科学，只有从经济关系上研究历史，才能真正理解历史，才能真正指引中国走向正确的道路。

（二）突破进化史观局限，以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呈螺旋式上升的规律

作为一代史学大师，梁启超和李大钊都认识到了史学发展总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梁启超坚持进化史观，认为历史就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6]。他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指出史学家应以进化史观研究历史，历史也是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但他心中始终存疑，有些历史的发展轨迹看起来却并不是在进步，比如埃及，“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7]因此，在之后南京金陵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梁启超对进化的范围予以了重新界定，特别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指出历史现象总体是呈进化趋势，“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8]。但除了历史，他把其余的仍归于孟子“一治一乱”的循环说当中，这說明他还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李大钊把“进化论派前置于马克思之前”[9]，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更多地关注了历史事实本身的变化，认为历史事实本身也是新史产生者。他着眼于历史的过程和运动，强调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10]更全面、更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轨迹，从而树立起了一个进步的史学观。他解决了梁启超没有解决的问题，也纠正了直线论和循环论的局限。75C6695F-B2EF-4950-B9DE-34F454DD75D6

（三）主张历史研究应将个人与群体结合起来考察，且不应局限于只研究特殊的历史事实，还应以探求一般历史规律为己任

梁启超对英雄史观进行了批评，也划定了史学的范围，认为过去的史学存在“只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弊端，因而提出作史应该“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修生养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11]。李大钊也很强调作群体史，认为史学是关于团体的生活，专就人事而研究。但他富有建设性的一面是，他还同时认为个人史特别是传记仍为必要，“个人生活的研究，不但于其本身有必要;即为团体生活的研究，有时亦非研究个人生活不可……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12]。李大钊主张将个人与群体结合起来考察，他认为这样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科学解读，体现出他的辩证思维和对历史研究理性、科学的内在追求。

在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李大钊也具有这个特点。一方面，“史学原以历史的事实即是组成人类经历的诸般事实为研究的对象”，所以调查特殊的历史事实并将其整理、分析，是“史学的重要职分”;另一方面，史学家也不仅仅是“精查特殊史实而确定之，整理之”，还需要从中探求“理法”，对一般性进行考究，“而抽象的表明之”。所以，史学不仅是“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并当关于一般为理论的研究”[13]。其实，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的史学当“求得其公理公例”也颇有求诸一般理论的意味。只不过，李大钊更为明确地提了出来，更理性、更完整，也更富于辩证思维，对于强化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四）提出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概念，并厘清了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理论的区别

梁启超对二十四史提出了質疑，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4]，他们只是记录了一些事实，只是历史资料而非历史本身。此外，他还强调要主、客观相结合，史学的客体，是过去、现在的历史事实;主体是“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15]。这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历史资料、历史事实以及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只不过还未提炼成具体概念。李大钊肯定了梁启超二十四史非“史”的说法，认为它们只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只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16]李大钊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两个概念，即“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他将二十四史等历史材料归于“记述的历史”当中，而“记述历史”和“历史理论”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学的一部分。他的辩证法思维再一次发挥作用，认为二者“相辅相助”，“其一的发达进步，于其他的发达进步上有莫大的裨益、莫大的影响”[17]，因此只有两者共同进步，才能形成完整的史学系统。此外，他还区分了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理论的区别，“历史研究法中有一部分是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但历史理论的方法论与历史理论的本身是不同的，“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学问”;而历史理论却是构成广义历史学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其他学问的“辅助与预备”[18]。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李大钊具有批判继承的精神、独立思考和辩证分析的思维，“他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社会、已有见解的全盘否定，而是将现实的批判、历史的反思、未来的构想联系起来，体现了有破有立、破与立并重的特色”[19]。不过，与梁启超更偏重于“破旧”的一面相比，我认为，李大钊更多地集中于“立新”的方面。他吸收了包括梁启超“新史学”在内的众多史学流派的观点，在分析、整合的基础上提炼出一般概念，明确了历史记述与历史事实、历史理论之间的区别，为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确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立于同等的历史地位，更足见他在这方面的追求与造诣。

三、李大钊治史理念之升华

由上可见，梁启超和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延续性。虽然梁启超带有强烈的激进主义色彩，但对传统史学仍呈现出批判与继承的特点。李大钊亦然，虽然他深受国外思想的影响，但对国内的史学思潮，他也并没有针锋相对，而是采取了接纳与发展的态度，更突出了史学“中国化”的特征。李大钊《史学要论》是对梁启超批判与继承精神的总结、发展与践行，不仅提供了指导史学发展的方法论，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来者树立了新的典范。

（一）“尊疑”“重据”以“求真”的治史态度

梁启超一直苦于中国“无真史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这里指历史学科），他认为这是中国当时“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20]。真正的历史应该“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这样才能为后人寻得通往无尽幸福的道路。[21]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区分了不同的“历史”概念，将历史学科化、科学化，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梁启超之夙愿。他提出，史学家应该尊疑、重据，以求真为依据。“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22]为此，我们要认真分析过去，他们“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既需要回溯过去，也要落实到今日的行动，这“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23]。现代史学应以此为职志，求真务实，则“真理可明”“功业可就”。[24]

（二）“研究过去，解喻人生”的人生观

李大钊以动态的视角，向我们展现了历史对人生观的塑造，将历史精神层面的作用提炼了出来。他认为，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25]，作螺旋状的运动的世界，因而是“活泼泼的”[26]，富有生命力的，所以要到人的生活里去寻找历史。历史能够帮助我们领悟人生、实现梦想、获得智慧，“以同情于人类所曾作过的事而致合理的生活于可能的境界”。历史既能让我们智力老成，又能激发我们“奋勇冒险的精神”;他不仅能带领我们追溯过去，还能照亮我们的“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27]

（三）“经世致用”的伟大理想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各史家不论持何种立场，身处何方阵营，却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以笔为矛，经世致用。梁启超“新史学”的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28]李大钊自然也不例外。他认为真正的历史可以激发人们的救国意识，“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29]。他相信，历史能帮我们找到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新的自己。75C6695F-B2EF-4950-B9DE-34F454DD75D6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也是矢志于民族解放的革命者。他“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与运用使他有效地引发出了群众自觉救亡的动力”，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也起到了促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重大作用”[30]。为了践行理想，他不惜付出生命。即便身在牢笼，他所想的，也是如何保留下平生收集的書籍、资料，真正做到了“实践其所言，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31]。李大钊的历史观，不止有指导史学发展的意义，其精神内涵也是我们所应当学习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葆有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李大钊的治史理念，是在总结和发展梁启超“新史学”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具有辩证分析的特色，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见，从梁启超到李大钊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与发展，批判与继承是中国史学一以贯之的发展进路。虽然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但中国史学却有一个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变的过程。这是由中国史学绵延不绝的发展特征所决定的，也是时代推进下的特殊产物，因而其影响也深远悠长，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谢樑.梁启超与李大钊“新史学”思想比较[J].传承，2012（22）：76-77.

[2] 桑兵.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J].中国社会科学，2006（3）：171-186，208.

[3] 何炳松.自序[M]//通史新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

[4] 瞿林东.中国史学上的五次反思[J].史学史研究，2015（1）：1-11.

[5] [10] [12] [13] [16] [17] [18] [22] [23] [24] [25] [26] [27] [29]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6，71，16，18，4，29，41-42，69，70，69，71，8，69-70，72.

[6] [11] [14] [15] [20] [21] [28]梁启超.新史学[M]//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16：185，177，177，185，186-187，178.

[7] [8]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M]//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16：158，159-160.

[9] [日]后藤延子.关于李大钊的唯物史观认识[M]//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学术论文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421.

[30]王卓，沈霞，袁颖芳.“救亡”与“修身”的双重探寻——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史学的探析、阐释与运用[J].学理论，2011（22）：117-119.

[31]李大钊.狱中自述[M]//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893.75C6695F-B2EF-4950-B9DE-34F454DD75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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