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凡　林婉心

[摘 要]回顾百年词史，宛敏灏是绕不过去的词学大家。作为当代词坛的元老，他的词学理论详实完备，体系严密，词韵之学、声律之学、词史之学、批评之学、辑佚之学、注疏之学无所不包，在完善既有的词学理论上又有新的创获。宛敏灏先生晓声律、明章法、通词史，所著《词学概论》目列清晰，完备详尽，以明白浅切的语言阐述晦涩深奥的理论，深入浅出，泽被后学。其中词韵两章颇见功力，从内容上看，先辨明开端，再疏通源流，勾勒出词韵发展的历史后，再进一步厘清词韵的从宽与尚严的争议，条分缕析，立论公允;从形式上看，先生旁搜远绍，阐发幽微，采用一主多佐、两两对照和多例互考三种方式详细论述词韵概念，体现了论述方式的灵活生动，此外，浅近通俗的语言和层次分明的结构则增强了趣味性和可读性。

[關键词]宛敏灏;词学思想;《词学概论》;词韵观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唐宋韵文东亚接受文献缉考与研究”（20AZW008）;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词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75）。

[作者简介]沈文凡（1960-），男，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林婉心（1997-），女，吉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韵”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最初所指“琴声之馀音”到“神韵”“气韵”，经音乐领域拓展到诗歌创作、书画审美等领域，展现出极强的丰富性和衍展性。宋代以来，“韵”被引入词学批评中，而“词韵专书则盛于清代”（宛敏灏：《词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53页。）。宛敏灏先生不仅在词家别集的研究上成绩斐然，更将多年所学凝聚成《词学概论》，这本词学专著结构体系明晰，看似精短的篇幅却涵盖了极为丰富广博的词学内容，看似拙朴的笔法却简明扼要地展现出绮错瑰丽的词学世界。其中与词韵相关的有“词的协韵”和“谈词韵”两章，不晦涩、不繁缛，深入浅出地厘清词韵的知识，为词学爱好者提供可入门径。

一、词韵小史，发蒙启蔽

唐圭璋曾说：“词的起源问题，为研究词史的第一个问题。”（唐圭璋：《历代词学研究述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探源溯流是宛敏灏先生常使用的方法，通过梳理词学概念的时空演变状态，从中寻找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有利于读者快速了解前后的因果联系，形成客观的认知。“论词韵”中主要阐明了三个问题：一是词韵的起源发端问题，二是词韵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三是词韵的从宽与尚严的争议问题。

（一）辨明词韵的创始开端

词韵并非与词同时产生，“因词在初期与音乐密切配合，用韵但求谐耳，完全摆脱了所谓韵书的束缚”，（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3页。）此时的词只需韵调和谐、抒发情致即可。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苏轼等人在词作上的创新，“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理念被逐渐接受，“歌辞和音谱逐渐脱节，大家都在文字上做功夫，于是词韵就应需要而产生。”（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3页。）

词韵之名，最早是来源于朱敦儒的《应制词韵》十六条，此书由张辑作释，冯取洽增补，但它被后世批为失之混淆。之后元代有陶宗仪的《韵记》，但是原书久佚。詹安泰在《词学论稿》中提到，“现存词韵，以陈铎《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为最古，戈载《词林正韵》最精”（汤擎民：《詹安泰词学论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页。），这是有争议的。龙榆生的态度比较暧昧，他在《词学十讲》中说：“有人说（《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是为北曲而设”（龙榆生：《词学十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4页。），罗列该书的韵目与确为北曲而设的《中原音韵》进行比较，又说“颇有出入”（龙榆生：《词学十讲》，第35页。），最后引王骥德的言论表明“歌韵部声情不同却为事实”（龙榆生：《词学十讲》，第36页。），并没有明确说《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是曲韵还是词韵。宛敏灏以阮元家藏《词林韵释》的跋为有力证据，指出“其书共分为十九部，以平统上、去，所以入声字都派入三声”（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4页。），说明《菉斐轩所刊词林要韵》是曲韵而非词韵。

宛敏灏推崇的是明末清初沈谦的《词韵》，认为此书有开创之功，且述韵通转方面做到实事求是。宛老将沈谦和毛先舒的作韵述韵的观点进行比较，“沈氏取范仲淹《苏幕遮》地、外二字相协，蒋捷《探春令》处、翅、住、指四字相协的例子，因疑支纸、鱼语、佳蟹三部韵可以互通。毛氏则认为：‘如辛弃疾《南歌子》新开河（池）词，本佳蟹韵而起韵用时字;欧阳修《踏莎行》离别词，本支、纸韵而末韵用外字;姜夔《疏影》咏梅词，本屋、沃韵而中用北字;柳者卿《送征衣》词本江、讲韵而末用遥字勺;当是古人误处，未宜速用为例。’又沈氏按云：古诗韵五歌可以通六麻，十一尤可以通六鱼、七虞，于填词则未尝见，岂敢泥古而误今耶？若夫十二侵之通真、文、庚、青、蒸，则诗词并见合并，故从之。”毛氏对此同意歌、麻互通及鱼、虞、尤互通只可施于古诗而不可施于填词;至于侵与真、文、庚、青、蒸诸韵不但古当慎之;填词亦未宜逮通。谓沈氏“但举一隅，未为通训”。在详细的对比后，认为沈谦客观而毛先舒拘泥，沈氏所举韵部互通的例子是实事求是，而毛氏竟想规范词韵规则，甚至以今人之规则而苛责古人，认为古人之言“误矣”，宛敏灏评价毛氏“迂阔可笑”是持论中肯的。在此基础上，他将词韵与诗韵和曲韵进行辨析，认为虽然词韵最初需借鉴诗韵和曲韵，但词韵具有自身独立性，而不能与诗韵、曲韵混淆。

（二）阐述词韵存在的必要性

自北宋朱敦儒的《应制词韵》十六条和元代有陶宗仪的《韵记》之后，几百年间再未出现词韵专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韵这种东西是不怎么急切需要的”（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6页。）。待到明末清初以来，韵书丛出，也随之产生了词韵存在必要性的争论。

毛奇龄认为没有词韵存在的必要。“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通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而家稚黄取刻之，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失其古意。”（转引自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6页。）认为词原本就没有韵，词韵的存在是没有依据的，并且指出沈谦所作《词韵》是违背古意的。又指出“况词盛于宋，盛时不作，则毋论今不必作;万一作之而与考未同，则揣度之胸，多所兀臬。从之者不安，而利之者有间，亦何必然？”（转引自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7页。）表明宋代是词的兴盛期，宋时没有词韵，则如今也不需要词韵。

李渔则认为词韵存在是必要的。他主张“用韵贵纯”，“词全为吟诵而设，止求便读而已，便读之法，首忌韵杂”，认为词韵的存在不仅有利于阅读，还有利于创作。他还作词韵四卷，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杜文澜说：“宋词用韵有三病：一则通转太宽，二则杂用方音，三则率意借协。”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是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宋词用韵的特点，李渔所作的《笠翁词韵》就以方音协韵，这种不囿于韵书的做法，增强了词韵的活力和生命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宛敏灏先生最后总结二人的主张，称“毛奇龄‘词本无韵’、‘今不必作’的主张自然最彻底，如必欲作词韵来供同时代人们的参考，李渔应算是能打破成规的”。（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8页。）极为公允，既无扬此抑彼，也无偏袒徇私，既认同毛奇龄的观點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也肯定李渔纯韵和方音协韵的主张具有创造性和借鉴意义，这有助于读者把握发展脉络，从而形成客观的认知。

（三）讨论词韵的从宽与尚严的争议

夏承焘说：“大抵自民间词入士大夫手中之后，飞卿已分平仄，晏、柳渐辨上去，三变偶谨入声，清真益臻精密。唯其守四声者，犹仅限于警句及结拍，自南宋方、吴以还，拘墟过情，乃滋丛弊。逮乎宋季，守斋、寄闲之徒，高谈律吕，细剖阴阳，则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鲜矣。”（夏承焘：《唐宋词字声之演变》，《夏承焘集》第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页。）夏先生以历代著名词人为脉络，展现出词韵由宽趋严的现象。

词韵从宽抑或尚严历来是词学研究的一个争论点。宛敏灏先生梳理清代以来词韵从宽与尚严的争议，主要归为两类。“其一分为十九部，即平、上、去三声十四部，入声五部。其一分为十五部，即平、上、去三声十一部，入声四部。”（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59页。）分为十九部的是从宽，以沈谦《词韵》和戈载的《词林正韵》为代表;分为十五部的是尚严，以孙月波的《词韵指南》和许昂霄《词韵考略》为代表。

从宽的一类，以沈谦《词韵》和戈载的《词林正韵》为代表。从时间线索上看，清初的赵钥、曹亮武，乃至之后的仲恒都是沿着沈氏的《词韵》发展而来的，取韵较宽，但创新不足，成就不高，另外，清中叶的吴应和《榕园词韵》和谢元淮的《碎金词韵》四卷都尚宽韵。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是戈载的《词林正韵》，戈载主张“非敢正古人之讹，实欲正今人之谬”，“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尽去诸弊”（转引自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61页。），他认为前人所作之词与现行的词韵规则不符是“偶误”。此外，晚于戈载的《词林正韵》十年的叶申萝《天籁轩词韵》也是尚宽，“是书分部依近行《绿漪享词韵》，四声分为十五部;编字依《广韵》分红次列，以便检阅。”（转引自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65页。）

尚严的一类，有孙月波的《词韵指南》，许昂霄的《词韵考略》，吴煌、程名世合著的《学宋斋词韵》和郑春波的《绿漪亭词韵》。许昂霄认为：“尚严者谓诗变为词，诗用唐韵，词亦宜遵唐韵，其弊也使人临文牵率而性情不畅;好宽者谓词本无韵，方言里响，皆可任意取押，其弊也使人沉漾泛澜而靡有畔岸”（转引自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63页。），主张行古韵。从严的一派无论是较繁或是较简的韵目，都有详细的分布，由于分部过多而不够灵活，这类尚严者常常被诟病。诚然，理论规则是在大量总结已有现象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同样，词韵的出现是在考察大量词作后总结出来的，以现在的规则苛责前人是以今薄古。

至此，宛老已将词韵从宽与尚严的争议厘清。以现在的眼光，词韵尚宽更容易被赞同，词韵过严多有弊病，词人束手束脚，重形式而轻内容，无法戴着镣铐尽情展示自身的才华，创作出多彩的篇章。宛老慧眼独具，并不停留在事物表面，他指出：“中叶以后词坛的风气是宁严毋滥，因而论词韵者多以戈氏之书为依据。正如吴梅说的：‘虽其中抵牾之处或未能免，而近世词家，皆奉为令典，信而不疑也。’”（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64页。）这将清人宁严勿滥的风气和近代人的取向进行对比，由词韵“宽”“严”争论现象剖析背后的本质是对待古今的态度问题，主张树立对旧词用韵的正确认知，适应时代发展，用口语协韵，恰当使用旧有词韵专书。宛老见微知著，循循善诱，言辞恳切，真正为词学爱好者做到发蒙启蔽。

宛敏灏先生以简省的文字勾勒出词韵的发展小史，说明了词韵的起源、词韵存在的必要性和词韵的“宽”“严”问题，不使初学者迷失于艰涩难懂的词韵专书中，梳理正确客观的词学观点，还能使读者做到举一反三，将所学的词学理论运用到阅读实践中，不断提高词学素养和艺术水平。

二、爬梳剔抉，博考互证

宛敏灏先生除了在《词学概论》中提到词韵的创始、发展以及分歧意见外，还单独一章提到了词的协韵。所谓协韵，北周沈重称“协句”，晋徐邈称“取韵”，唐颜师古称“合韵”，陆德明则称为“协韵”，是指南北朝至唐宋时，在诵读古代韵文时，因觉得押韵不协而改读某字读音，以求语音协合的办法。今可见，唐宋词几万余首，宛敏灏先生读遍数万卷著作，含英咀华，爬梳剔抉，择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阐明唐宋词用韵情况，展现出深厚的艺术鉴赏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在“谈词韵”和“词的协韵”中，先生采用一主多佐、两两对照和多例互考三种方式详细论述词韵概念。

首先，一主多佐是著作中最常使用的形式，往往用于说明较为浅显简单的问题。所谓孤证不立，单一的实例难以阐明观点，但全盘罗列又显得驳杂啰嗦，这种情况下，将一个实例分析清楚，再指明与此相关的其他例子，就能精简有效地说明论点。如当谈到旧词的用韵方式时，说明每句用韵的情况颇多，不是将每首诗词都摆出来，只详论一例陆游的《桃源忆故人》，而略举了《忆王孙》《长相思》《相见欢》《醉太平》《归国遥》《谒金门》《渔家傲》，并用一句“就中以小令为多，韵脚或平或仄或平仄交错，没有一定”（宛敏灏：《词学概论》，第192页。），干脆利落地说明每句押韵的基本情况。再如说明何为换韵频繁时，提到“小令换韵较多者，如温庭筠的《荷叶杯》：‘一点露珠凝冷，波影，满池塘。绿茎红艳两相乱，肠断，水风凉。’全首仅二十三字，六句，但已三换韵。全首仅八句的《醉公子》调亦四换韵，皆平均两句即一换韵。”（宛敏灏：《词学概论》，第193页。）又进一步以贺铸的《小梅花》详细说明“长调有二十余句而换韵至八次者”（宛敏灏：《词学概论》，第193页。）。详略得当、简洁明了地说明了“换韵频繁”在唐宋词的具体体现，深入浅出地厘清不同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不以浅显的事物深奥化来显示学识、逞才使能，颇有大家风范。

其次，两两对照是指用两个相反或相似的例子相互对比来说明道理，往往出现在需要仔细甄别两种现象来加深认知的情况中。比如，在谈到词韵“宽”“严”问题之后，又把最具代表性的几种韵目进行比较，提到“戈氏正韵标目用集韵，吴氏改从广韵，更便于与夭籁轩分部比较。惟叶氏原书每部下仅列简目，如第一部举‘东、冬’而省‘钟’，兹重为括略按十五部列表而将吴氏细分的韵目另行注明，伸其出入处可一目了然。”（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66页。）以叶氏韵目为基础，罗列出第一至第十五部的叶氏韵目，并单设一列，具体说明与吴氏韵目的不同，一目了然。不仅如此，还细心将韵目较为复杂的第六部、第七部、第十四部和第十五部标明序号，以供对比参照。其中，第六类“吴目将②类列作第十一部;③类列作第十三部。又‘敬’依广韵标目应作‘映’，吴目从广韵”;第七类“吴目将②类列作第十四部，又‘俭’依广韵标目应作‘琰’，吴目从广韵”等十分详实，目次清晰，使读者高效把握两者之间的差异，并对之前所提到的词韵的“宽”“严”问题形成更直观的认知，同时这种比较方法，亦能给读者以启示，在卷帙浩繁的著作阅读中找到恰当的学习方法。除了比较两个不同的例子外，相似的两个实例可以深入把握概念的内容。比如，文中提及“多韵交错”的概念时，说多韵交错没有一定的形式。有的以两部韵上、下片交错互协，如陆游的《钗头凤》（引见第二章第二节），上片的“手”“酒”“柳”是一韵，“恶”、“薄”“索”、“错”是另一韵;下片则以“旧”“瘦”“透”与前者相协，又以“落”、“阁”“托”、“莫”与后者相协。以辛弃疾的《定风波》说明还有的“以一韵为主而间协他韵”，并以薛昭蕴的《离别难》说明“更为错综复杂者”，即全词共有六个韵部，“上下片各以一平韵为主，上片间协两仄韵，下片间协三仄韵”（宛敏灏：《词学概论》，第194页。）。从诸多唐宋词中筛选出恰当的作品，并对他们进行细致的分析，展现出宛敏灏先生广博的学识、深厚的积累和独到的眼光。

再次，多例互考是指使用多个例子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分析一个问题，往往适用于爭议颇多的复杂情况之中。以旧词用韵的平仄情况为例，其中一种是“同部通协”。所谓同部通协是指“词韵所以括平、上、去三声为同部，正由于词中用韵平仄例可通协。入声韵所以单独分为数部者，则以平与上、去通协的极多，而与入通协的很少”（宛敏灏：《词学概论》，第198页。），接着举了大量的例子进行佐证，如“柳永《曲玉管》以‘秋’、‘洲’协‘久’‘偶’;《戚氏》以‘限’、‘绊’协‘天’、‘轩’;苏轼《戚氏》以‘汉’、‘浅’协‘山’‘仙’;《哨遍》以‘扉’、‘飞’协‘累’‘是’;黄庭坚《鼓笛令》以‘婆’、‘罗’协‘我’‘过’;《撼庭竹》以‘你’协‘梅’、‘飞’;周邦彦《渡江云》以‘下’协‘沙’、‘家’;《昼锦堂》以‘厌’协‘檐’、‘尖’;《四园竹》以‘里’、‘纸’协‘扉’、‘知’”（宛敏灏：《词学概论》，第198页。）等十余例展现唐宋词中“同部通协”的具体表现，多例互考的手法极大增强了所得结论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也指明了进一步研究的途径和方向。再如谈及韵脚分布的“句中暗协”时，提到“句中韵谓之‘暗协’，又称‘短韵’。词句里暗藏短韵的很多，有些可能出于偶然，有些自是有意为之”。并举出多个例子进行说明，有柳永《木兰花慢》“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幢出郊坰”的“城”;李清照《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的“酒”;史达祖《东风第一枝》“怕凤鞋挑菜归来”的“鞋”;吴文英《三姝媚》“春梦人间须断，但怪得当年梦缘能短”的“间”“年”和“缘”等七八例，所录的例子北宋南宋兼有，抒情言志不拘，展现出宛敏灏先生于数万卷书中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的深厚功力。

词起于唐而兴于宋，敦煌曲子词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有游子离家背乡之苦、思妇踌躇徘徊之悲、壮士报国无门之恨、农夫丰年大收之喜、渔者凭江垂钓之闲等，后随着花间词的出现，词的本色变为绮罗香泽、绸缪宛转一派的里巷歌谣，而在协韵上也由从俚从俗转向繁艳文雅。时移世异，词韵也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面对语音的多变，需在变化多端的词韵中找到规律，宛敏灏先生所著的《词学概论》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持论公允，是引领词学爱好者的指明灯和方向牌。

三、实而不华，嘉惠词林

詹安泰在《词学论稿》中提到，“声韵、音律，剖折綦严，首当细讲。此而不明，则虽穷极繁富，余斯道犹门外也。”（汤擎民：《詹安泰词学论稿》，第3页。）词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产物，因此声韵、词调是词学研究的第一要务，然而由于音随时变，且早期用韵但求和谐并无规范，后世之书多纷杂讹误。宛敏灏先生所著的《词学概论》不仅在内容上收罗广泛，委实详尽，在艺术上也值得称道，这主要体现在浅近通俗、实而不华的语言和层次清晰、逻辑通顺的结构两个层面。

（一）浅近通俗，实而不华的语言

近百年来，论词之人不胜枚举，论词之书汗牛充栋，词道昌盛，风起云涌，但通行之书良莠不齐，多是自诩才能、生造硬语，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浅显的道理深奥化，原本一两句就能说明的情况要以数百字，甚至数千字加以敷演，初学者常常难以洞察门径，彷徨无措。宛敏灏先生的语言浅近通俗、实而不华，有效地调节了词学概念的生硬枯燥。

通读《词学概论》，于形式上并无晦涩难耐之感，似有一师尊老者在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书中提到“明清以来，学人对于词韵所以有种种不同的主张，表面看仅是‘宽’‘严’问题，实际是对待‘古’与‘今’态度有所不同的关系”。（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06页。）眼光极为独到，一针见血地说明了词韵争议的本质是古今态度的差异问题。这里所指的明清学人对词韵的争议体现在沈谦、毛先舒以来，对韵部分合的讨论上。仲恒的《词韵》分“平上去分十四韵，割魂入真较，别哈入佳蟹，此谐俗矣;而麻遮仍为一部，则又从古。三声既真转一部、使寝一部、庚梗一部、元阮一部、草咸一部类，入声则质、陌、锡、职、缉为一部，真、庚、青、蒸、使又合为一也;物、月、局、双、屑、药合一部，是文、元、寒、删、先、革、盆又合为一也。”（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60页。）又有戈载《词林正韵》平上去为十四部而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这类讨论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宛敏灏先生简而论之，稍作收束，接着引出他想要表达的三大观点。第一是正确对待旧词用韵，“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承认唐宋人依照口语协韵的做法是正确的，才不至于怀着复古成见而讥弹前人用韵失检”。（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08页。）第二是推测今后协韵的趋势，“现在我们写作歌词，总是依照口语来协韵。填词呢？虽然体制是旧的，内容却是新的，这与写作新歌词同一性质。为什么就不可以依照口语来协韵呢？”（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08页。）第三是明确旧有词韵专书的一些用处，“我想，这类书也还有一定的用途。例如，研究音韵的可以用作分析比较的资料。有些词韵主要是根据唐宋词用韵实例而编订的，当然参考价值比较高。”“又如在读词或研究其体制时，旧词韵也可能略有帮助。”“至于在写作中，有时也可聊供参考，只是不要被它拘束罢了。”（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10-211页。）仅仅五六十字，不仅总结前文，还切中了所讨论问题的核心，又进一步引出了自己在多年词学研究中的体悟。

宛敏灏先生的语言，不是压迫式的强行灌输，也不是填充式的乏味说教，而是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剖析现象背后的本质，语重心长地引导读者进行发散性思考，气魄之宏大，笔力之雄健，让人叹为观止。

（二）层次清晰，逻辑通顺的结构

《词学概论》全书是以词和词学为本体来建构的，论述了词的概念、词的体制、词调、词的章法、词的句法、音律、词韵、此篇和词话等，井然有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种层次清晰，逻辑通顺的结构有利于构建完整立体的词学体系。

与词韵相关的是“词的协韵”和“谈词韵”两章，“词的协韵”以唐宋词用韵的现象为内容，“谈词韵”是以词韵源流和相关争议为内容，这两章体现出时空关系和表里关系，一则“词的协韵”指唐宋词，词韵的渊薮虽为北宋末年，但词韵专书却盛于明清，彼此是时空发展的关系;二则，“词的协韵”是旧词用韵的具体体现，从作品中提炼出文论批评，阐述何为词韵，彼此是互为表里的关系。此外，宛敏灏先生擅长多侧面、多角度说明一个内容，如提到与“乡音相协”的内容时，举了《西江月·井冈山》为例，说“这首词的用韵，其中‘闻’、‘重’、‘动’、‘城’、‘隆’、‘遁’六个韵脚，在《广韵》各属一部，词韵并部后，‘闻（文）’、‘遁（恩）’属第六部而‘城（庚）"字属十一部。亦有将这两部合并为第六部的，但‘隆（东）’、‘重（冬）’、‘动（董）’三韵，词韵列在第一部，今以一、六两部通押，似依方音为协。”（宛敏灏：《词学概论》，第209页。）又进一步提到“按旧词以方音协韵者，名家如黄庭坚、姜夔、吴文英等集中皆有之。韩愈《赠张籍》诗以‘庚’、‘青’、‘江’、‘阳’、‘东’通协;而曲韵又将原属庚韵一部分字如‘横’、‘棚’、‘烹’、‘荣’等移人东韵。证之以今，则在新民歌中更属常见，例不胜举”。除了以作品为例，又从词论家着手，提到“词以方音协韵，例不胜举。作词韵而析以乡音者，则有李渔的《笠翁词韵》”。由此，可知“乡音互协”并非个例，在诗韵上有韩愈，词韵上有名家黄庭坚等，在曲韵上又有大量民歌的例证，说明以口语协韵是可行的，并非“败坏词学”。众所周知，小说创作中塑造累积型人物，诗歌创作中使用反复的手法，都具有引起读者注意、激发读者兴趣的作用。同样，在研究性著作中，立体多面地阐释同一问题，同时又讲究详略有得当，可以加深读者的客观认知，形成较为深刻的理解，真正做到建构体系，答疑解惑。

“词韵本后于词，盖归纳古词以成书者。若守后出之书而忘其依据，或祗求理论上之确当，而违逆事实，斯则太求苛细，反至师心自用矣。”（汤擎民：《詹安泰词学论稿》，第23页。）词韵之学，由宋以来，已有几百年，专著频出，卷帙浩繁，但于今之求学者，仍需一指导之书方可入门。宛敏灝先生致力于词学研究近七十年，成果丰厚。《词学概论》是由其词学讲义剪裁补缀而成，词韵两章颇见功力，文白结合，实而不华，读来释疑解惑，悦心明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