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中 尼莎

摘 要：全球化行进至今，虽争议不断，但并未停止发展脚步。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也为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重返关于全球化伦理的各种争论，分析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可能要面对的诸种问题，从关系伦理出发，将有助于我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合理性进行价值论证。在新的环境下，全球化将会展现新的形式和内容，但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层面的关系性、现实层面的关系性和方法层面的关系性视角，来探讨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和全球化关系伦理的表达方式。

关键词：全球化;新冠疫情的伦理挑战;话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8-0101-08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开始引发持续关注。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曾指出，如同一个半世纪前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论文《时代的标志》（Signs of the Times，1829）中以“机械”来规定其时代一样，我们亦只能以“全球化”来规定我们的时代。①他进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称为“新全球史”②。然而，2019年底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迅速成为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的又一次世界性“大流行”（pandemic），以其暴发国家之多和感染人数之众，几乎改变了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疫情导致多数国家不得不封锁边境，限制交通，调整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人类社会似乎骤然从已经初具规模的全球互联互通回归到各自围城的原始时代;与之相应，全球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回归传统、回归本土、回归地方性进而走向极端，否定全球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一时甚嚣尘上。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中国领导人近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③这一理念不仅具有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意义，而且适用于包括政治、经济、价值在内的广义全球化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对全球化做出新的理解，对疫情和后疫情所带来的伦理挑战进行恰当回应，对全球化关系伦理的出路进行必要探索。

一、全球化与后疫情世界

虽然“全球化”（globalization）作为一个特殊语词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在媒体中广泛应用，但其所内蕴的价值理想却表明它是一种伴随人类生产实践而不断扩大的交往活动，是一个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等各领域从多元趋向多元一体、从特殊趋向普遍、从隔膜对立趋向包容互鉴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及二者的关系层面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梳理。

从时间维度看，全球化常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全球化又称“短”全球化，指发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成长于21世纪的国际化、世界化、地球村运动。广义的全球化又称“长”全球化，它与人类文明相始终，是由自然环境、语言交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不同区域、部落、民族、国家逐渐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跨区域、跨体系过程。从空间维度看，全球化现象包含多维空间，具有时空合一的多重属性。它既是活动和过程，也是观念与价值。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从空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相对的组织结构变化来界定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跨洲际流动与社会互动模式影响范围的扩大，影响程度的加速和更深入。它代表连接远距离社群的人类组织结构所产生的改变，并使全球各区域与大陆的权力体系触角更加延伸”④。

区分狭义全球化与广义全球化必然涉及如何对全球化进行定性的问题。早期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大多把全球化理解为全球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关联性的日益加深。赫尔曼·E.戴利（Herman E. Daly）认为，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⑤这一定性显然尚不足以涵盖全球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牛津英语词典》把全球化定义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行动、过程或事实”，是“企业或其它组织以此发挥国际影响或开始在国际范围行动的过程”⑥;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进一步扩展了全球化的意涵，他认为“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⑦，指出全球化“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⑧。

在如何理解不同時期、不同维度下全球化的内在联系方面，比较常见的观点是以20世纪70—80年代为界，把全球化分为“旧”全球化时代与“新”全球化时代。⑨David Held，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D. Nye等学者，从国际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增加的视角入手来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变动⑩，提出“薄全球化”与“厚全球化”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化有一个从“薄”向“厚”的发展过程：“薄全球化”的例子之一，如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它以沿线区域往来贸易搭建起连接欧亚经济文化的桥梁。“厚全球化”则指经济融合、技术转让、观念普及、文化多元成为普遍化要素渗透全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全球主义（globalism）逐渐增厚（increasingly thick）、逐渐强化（more intensive），并逐渐加速。[11]由于全球化内涵指向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全球价值逐渐为不同文化所接受、全球组织日益发挥引导作用的进程，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对全球化做出界定：（1）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不同国家、民族、组织、个人在物质、精神层面日益冲破已有的隔离或束缚，以跨国、跨区域、跨洲际的形式，从单维到多维、从浅层到深层、从物质到观念日益紧密联系、日益深化融合的过程;（2）全球化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生产方式是不同区域和国家合作的结果，全球化辐射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因受不同文化价值的交叉影响而产生变化;（3）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从固守孤立的民族主义到拥抱多元一体的世界主义的转化;（4）全球化是一个理想境界，它倡导全球视野，关注民族国家的全球性责任、跨国企业行为的全球性后果，致力于通过交往与合作形成并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年末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大流行影响至今，使处于发展中的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甚至建议以此次疫情为界，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大流行时期”和“后大流行时期”。时至今日，由于新冠病毒的变异、传播链的扩大消减了疫苗的作用，世界依旧被笼罩在病毒的威胁之中。但较之发展初期，我们现在也许正处在由疫情向后疫情时代过渡的转折点上。

当我们谈论疫情与后疫情伦理问题时，首先要思考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世界是否会产生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在这场21世纪范围最大的全球性疫情面前，许多学者已经慎重地考虑其可能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影响。《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在2020年就断言：“这场风暴终将过去。但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改变我们的生活”，而其他人更为忧虑这场疫情将会带来一个“不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甚而是“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的终结”。[12]不论怎样，新冠疫情确实可以作为人类全球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引发的“筑墙运动”加深了一些人对于全球化的怀疑、忧虑和曲解，强化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因此，如何从伦理视角审视这些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伦理。

二、疫情与后疫情时代的伦理问题

反全球化之声并非始于新冠疫情暴发。事实上，全球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与反全球化的呼声并行激荡。尤其是近二十年，持反全球化立场的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常常借重大国际事件作为全球化终结的佐证：从2001年“9·11”事件到2008年金融危机，从2012年Grexit（希腊威胁退出欧盟）到2016年的Brexit（英国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乃至2016年特朗普“退群”、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开始的“中美脱钩”，都成为他们口中全球化终结的标志。虽然所谓的终结论大多被证实为危言耸听，但这些论调不断受到热捧，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化似乎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全球化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全球化的性质所产生的问题，一类是由全球化后果所造成的问题。

从性质上看，由于20世纪的全球化浪潮发端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因此人们常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如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一方面提出全球化“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单一地域”，另一方面又认为“全球化主要被用来描述西方现代性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历史进程”。[13]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阻时，就会有人以此推论，提出“全球化的退潮，不仅仅是因为‘负面影响，也不是简单的航线修正就可以挽回的。作为一个运动，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并主导的全球化已经终结;还有人断言，作为一个时代，全球化已然落幕，世界即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14]。从后果来看，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推动世界繁荣、全球一体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这些消极后果不仅造成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不同区域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不平等。[15]与此同时，全球化虽为积极回应全球性挑战提供了较好的平台，但是世界根本结构并未改变，全球问题也没有因此减少。相反，能源、生态等问题由全球化所引发的高产耗而趋于恶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难民移民、知识产权侵犯、网络黑客攻击等问题，则由于国际合作缺失或监管力度不够而继续泛滥。同时，全球化虽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规则与地方特色、文化多元与价值一元之间的差别，但新的国际公正体系、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有的制度又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由此造成了对现代世界民族国家本位体系的冲击，加剧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冲突。这些冲突加上国际政治的瞬息万变，催生了西方国家内部极端保守主义的崛起和反全球主义价值取向的盛行。

新冠疫情并未消解旧有的矛盾，反而放大了已有的问题并增加了许多新的争议。面对全球疫情扩散和随之而来的种种矛盾，我们需要从价值上重新审视全球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并存，而全球贫困的道德紧迫性掩盖了全球不平等的重要性，那么新冠疫情则使得全球不平等更为突出。原来多少受到忽视的不平等问题，由于疫情所带来的经济活动停滞、防疫措施极端而明显暴露出来。英国学者戴维·莫利（David Morley）以虚拟互动技术为例，说明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对这一资源的占有和掌握的不均等，从根本上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形式。同时他还认为，Covid-19暴露了当代城市生活所依据的许多根深蒂固的假设的脆弱性。[16]疫情期间凸显医疗条件不足（如某些国家的重病床位、氧气供应、呼吸机数量等），已經导致不平等的医疗待遇，反映在年龄、贫富、地位、区域的差别等领域。我国学者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援引MD安德森癌症中心张玉蛟教授的观点：由于不同国家疫苗接种率存在巨大差异，免疫落差正在形成。一旦欧美等发达国家达到群体免疫开放国门后，将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那些有免疫落差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17]最近多国疫情失控就是非常现实的案例，免疫落差极有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甚而影响到未来世界格局。

鉴于新冠疫情的传播很有可能使得一些民族国家重回孤立对抗状态，《世界邮报》总编辑内森·加尔德斯（Nathan Gardels）评论道：“Covid-19的传播揭示了世界相互间依存的深度和全球机构的匮乏，无法应对其各种各样的联系”，并呼吁建立新的平台，“以应对互联的世界”。[18]我们不禁会问，在世界被全球化串联起来的今天，为什么民族国家非但没有愈加团结，反而趋向孤立？横亘在狭隘民族主义者和全球主义者之间关于道德规范、价值信仰间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其根源在于对自己民族或国家的排他性认同，以及从个人利己主义升级为国家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从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出发，各国和不同群体间本应透明的合作关系转为相互隔膜或不合作。[19]分歧扩大、对立加剧危害到的无疑是人类整体利益，特别是那些如防治新冠疫情等有待国家间共同协作才能达致最大化利益的全球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构成否定全球化的充分理由。事实上，前述种种的反全球化话语，依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关系的视角看，它们本身也是一种全球现象。数字及信息技术的出现与普及，使人类不可能仅凭政策的变动就回归到工业革命乃至大航海前的世界。项飚谈到当今激烈的中美竞争时断定，全球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弱，反而意味着我们今后看问题的全球视野必须更加敏感。[20]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在面对依然存在的疫情时，人类对于伤痛的承受能力。自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已有近两亿的感染者，420多万人因病毒而死去。国内新冠疫情暴发时期，各国各地都开设心理援助热线，致电者源源不断。然而心理援助热线只能起到临时疏导的作用，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面对无法挽回的伤痛，如何使人们正视过往并疗愈自身，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伦理不能回避的问题。Pablo Servigne和Raphael Stevens在探讨他们所谓的“崩塌学”（Collapsology）中复杂的实践性和地理性时，聚焦于全球化系统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对超全球化的弱点进行了批判性的阐述。[21]赵汀阳在《病毒时刻》一文中也对苦难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现代系统能够生产物质上的快乐，却不能生产作为至善的幸福，更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而苦难由于落在主体性的能力之外，因此成为一个绝对的形而上的问题。[22]在前现代社会，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主要依靠宗教的超越性来抵御苦难，进入科技兴盛而宗教衰微的现代社会，人们又要用何种方式抵御苦难？以前曾有学者提出替代性方案，如梁漱溟主张“以道德代替宗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等，但皆收效有限。西方一些学者将民族主义代替宗教，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理解为“血缘关系”（kinship）或“宗教”（religion），认为对民族的奉献能够化解生命无意义的苦痛，使个人的生命达到升华。但正如其后发展所显示出的，过于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不可能化解痛苦，反而由于其反全球化的举措带来更多痛苦。后疫情时代，对此全球共同的课题，我们尤其需要学会正视苦难，把对于苦难的抵御与抚慰内化于全球化伦理的价值信条中。无论从全球不平等角度，还是从不同民族国家自身利益角度，只有发展出以全球化伦理为基石的“强关系性”，深化国际互动、全球合作和价值趋同，才能使生存与发展成为可能，也才符合全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三、重新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伦理

在“长全球化”的立场上，每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明都有自己特殊的“全球化”过程，这一文明的“全球化”与作为“他者”的世界所拥有的意识、观念、价值直接相关。如此众多的过程最后汇成作为整体的人类“全球化”，成为影响地球每一角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关系场域，“长全球化”不可能是可以随意挥之而去的历史片段，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在场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其关于世界的观念演进可以看作是全球化关系伦理进程的一个缩影。因此，当我们从历史层面、现实层面与方法层面来认识人类的关系性本质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如何强化而不是消解人类的关系伦理。

1.历史层面的关系伦理

对于全球化的伦理坚持需要置身于历史中去理解。我们今日的全球意识是中国人关于世界观念长期演化的结果，其自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作为多元文化集成的“中国”，起初就在与周边文化相互磨合中，产生出其极度重视对外关系这一“世界化”倾向。我们可以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大致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天下”等同于“世界”。此时的“中国”居于世界中心[23]，传说中大禹定“华夏九州”及邹衍推设的“赤县神州”，皆暗含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此时构成一个同心圆，处于圆心的中华文明通过教化向外部进行文明扩散。这种世界观主导着中国人对自身与蛮夷及更遥远的“六合”“八荒”可能存在文明的态度，这一态度在春秋时期以“华夷之辨”的形式表现出来。[24]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虽然也产生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普世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强存在”，由此进入对世界理解的第二阶段，形成了中国与“世界”并存的天下观。“世界”（主要是西洋和东洋）开始与中国并存又对立。倏然的思想巨震撼动了中国人观念深处对于天下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在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内部的撕裂，“中体西用”“师夷制夷”等思想是这种撕裂的外现。

第三个阶段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前后。遭遇甲午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侵略的中国，非但不再是世界中心，也不再是与西洋、东洋对等存在的国家，而面临日益边缘化甚至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一时期“救亡图存”是中国人的核心诉求，此后种种运动、革命、战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从图存自强的目的中得到解释。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被立为国策，中国得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链条中。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由此带来中国国际地位的转变与新“全球意识”的形成。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更借助全球化，快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始进入第四阶段：世界日益成为一体而中国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此时中国不仅自觉融入世界关系链，而且不断在新的维度上扩展着与各国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深化全球化的路径和方法。这样的角色和定位暗含着关系理性的日益深入人心，也是我们理解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伦理的出发点。疫情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理性逻辑，不过是使其更加复杂化、情绪化而已。因此不能简单回避情绪化的民粹主义，而是要疏导疫情所产生的危机感，限制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膨胀的独断主义，推动全球化关系伦理进入新阶段。

2.现实层面的关系伦理

当今世界早已越过早期单纯的贸易角逐而步入多领域纵深交汇的“新全球化时代”。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曾以“9·11”事件为例，论述恐怖主义怎样弱化国家主权，进而促进超越主权国家的世界的形成：“各国领导人都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负有一种责任——必须镇压本国境内的某些活动，以免他们在别国境内制造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此国不这么做，那么对其发动战争将是合理的。这可以表明当今世界在通往全球共同体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遠。”[25]后疫情时代并不能否定国家之间的联系，但可以增加新的变量。虽然Covid-19依然是人类的威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新的应对措施将无可置疑地消减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说“我们正向一个融通的世界迈进，疫苗接种和检测使人们能够自由旅行而不必隔离”[26]。全球化乐观主义者甚至断言，疫情过后全球化将进入黄金时代。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最近撰文指出，历史地看，多次危机都加强了而非削弱了全球化，以此推演，后疫情时期世界将步入“再全球化”。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除新冠疫情外，还有气候变化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便是全球公共产品。[27]而这样的全球公共产品需要更深入、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提供。

我们说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依然必要，不仅因为以往的普遍性问题尚未解决，还在于经历过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我们更加需要共享全球化所带来的便捷与成果。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通讯概念，交替地掩盖和传播文化或经济意义。[28]今日的通讯发展的意义，已远超“启蒙”而成为新技术的更新迭代。生活在今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新技术的受益者。郑永年在探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新秩序时，虽然提出“有限的全球化”将取代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各国的经济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逐渐回归本国，产业关联度也将视情况而定，但也认为孤立地各自发展显然是不可行的：“后疫情时代，各国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战。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独善其身。”[29]不论是“超级全球化”，还是“有限的全球化”，或者所谓的“后全球化”，其核心都是世界依然需要国家间的合作。与之相应，文化价值领域的融合不可或缺。在此意义上，要解决全球化的内外问题，便无法回避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伦理价值问题。以新冠疫情中的不平等问题为例，平等的观念虽然在现实中大多表现为分配平等，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道德理想、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运气平等主义和排他平等主义都偏离了作为这些理想的平等观，唯有全球以公正为基础的平等主义才可以真正实现平等的理想。[30]

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与竞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更加紧迫。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与美国影响力的减弱，许多美国学者表现出对于权力下降的焦虑和全球未来秩序的担忧。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在《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中以热力学中的“熵增”隐喻新千年以来国际政治的“失序”（disorder）。熵可以被视为对宇宙中的失序的一种度量，熵越高，失序亦越增加。作者虽然以乐观的态度谈到中美之争，指出未来中美将在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体系中维持一种“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但依然透露出对于美国全球统治与维持秩序的合法性下降的忧虑。此书英文版成书于2014年，那时作者认为：“找到国际政治中熵增补救方法的关键……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系统进行一次巨大的冲击，发生一场极其严重的灾难，砸通封闭系统的外壳，给世界注入新的、有用的能量供其再次运转。”[31]在作者看来，这种冲击可能是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一场霸权战争或一场全球流行病。戏剧性的是，在该书中文版面世的2021年，这场全球性灾难真的发生了。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生活在这场疫情所产生的后果中。如何在新的环境中不是被动地承受关系的变动而是积极地发展国际关系，如何从伦理的视角来理解和建构新的世界关系，更需要从方法论的层面进行探讨。

3.方法论层面的关系伦理

从道德冲突到伦理融合是一个从文化多样性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当今伦理道德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最根本的文化战略。[32]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在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中认识到关系伦理的重要性，也需要从方法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反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思想依據是偏激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究其由来，民族这一出自近代的概念，其兴起的原因复杂多样，包含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等重要因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试图证明民族实际上是被集体认同所建构出来的。在关于“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论断中，他将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33]这些“人造物”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意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逐渐加深，直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深刻的情感正当性。但以民族主义否定全球主义并不具有伦理的正当性，既然民族主义是特殊时期的文化人造物，它只具有一定的历史存在必然性，只有作为通向全球主义的桥梁时，才能在后疫情的全球化时代在伦理道德上得到论证。

面对全球化的质疑，金观涛探索了诸多问题背后更深层面的价值。他援引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目前“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挑战”，这表明全球化所赖以展开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而没有共同价值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不可思议的。[34]我们认为，想要促进全球共同价值的重建，不是要废弃全球化，而是要对现实的全球政治话语进行重构。露丝·沃达克在其著作《话语、政治、日常生活》中通过创造性的“话语—历史路径”，对西方社会政治领域的话语进行分析研究。“话语”在“话语—历史路径”中被定义为“与宏观话题相关;位于具体社会活动场域的，依赖语境的符号实践簇;由社会构建并构建社会;整合各种彼此相异的立场和声音”，因此沃达克将宏观话题相关性、与某个具体社会场域中的各种声音相关的多元视角性和论辩性视为构成话语的三要素。[35]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社会围绕“后疫情”（post-pandemic）这一宏观话题构造出一系列话语，如“后疫情国际体系”（post-pandemic international system），“后疫情经济”（post-pandemic economy），“后疫情重建”（the post-pandemic regeneration），“后疫情世界”（in a post-pandemic world）等[36]，并使之成为围绕2021年10月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G20首脑会议前期系列高峰论坛（如智库20、文化20、金融20、技术20等）的主题内容之一[37]。这些符号话语直指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问题，在专家学者、国际组织、智囊智库那里得到提出和论证，并有待于进一步完成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行动的建构。在关于建构新全球话语体系方面，我国学者也多有尝试。比如，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话语建构，其中内含着兼具现代性和未来性的兼容性世界观[38];黄勇利用儒家和道家的资源提出的“道德铜律”，即“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39]。这些都可看作在方法论层面增强后疫情时代人类关系伦理的有益探索。

话语体系的建构有赖于认识的提升，形成新的特殊与一般的统一。克利福德·吉尔兹在论述“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时，提到文化中蕴含的人类精神创造的那些最精微的东西，需要“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构”。但“符号形式”“操作行为”等概念，实际上能够组成一个普适的参照系，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复杂构成的社会”。[40]当我们说重建适用于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关系伦理的新话语体系时，并非意在消弭个体差异，而是着眼于对地方知识的全球解读和对普遍话语的地方解析，这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共同构成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话语建构及其关系伦理的方法论。

四、结语

全球化是一场深刻改变世界面貌和命运的价值“革命”，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所有人、所有群体和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改造的历史进程。新冠疫情的扩散无疑会消减一些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性，进而使全球化的发展遭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但全球互通的根本趋势不会改变，而人类迄今面臨的挑战也使全球化更为必要：“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41]因此，我们需要从关系性出发，增进而非削弱适用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价值认同，建构全球性话语体系，促进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包容性和互通性。基于关系性的全球话语建构，并非要消减本土价值认同或消融特殊文化的在场方式，而是在全球一体化中保持多元文化的对话性及各民族间文化的弹性，使得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够在相互交流中循环更新自身的关系伦理。这不仅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良性进展的保证，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达到的价值目标。

注释

①尹晓煌、何成洲：《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经典文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②刘文明、汪辉：《“新全球史”：马兹利什对当代全球化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③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1-07/16/content_5625527.htm，2021年7月16日。

④[英]戴维·赫尔德、[英]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林佑圣、叶欣怡译，台湾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第5页。

⑤Herman·E. Daly. Globalization versus Internationalization-some implicatians. Ecologicai Economics.Oct 1999， Vlo.31 Issue1， pp.31-37. http：//glassnet.tripod.com/globalforum/id4.html.参见张丽：《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基于国际劳动分工与不平等交换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6期。

⑥“The action， process， or fact of making global， esp. （in later use） the process by which businesse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develop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r start operating on an international scale， widely considered to be at the exp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⑦⑧[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15页。

⑨崔兆玉、张晓忠：《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阶段划分的若干观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⑩参见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and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11]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Jr.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 Foreign Policy.， Spring issue 2000， pp.104-119. 参见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Second edition）， Polity Press， 2003， pp.75-83， p.77.

[12][18]Yao Xinzhong. Wall， gate and self-other dynamics：
A Confucian Ethics of Separation and Interconnection.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20， Vol.15， No.4， pp.567-585.

[13]Roland Rober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p.6;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Featherstone， Lash 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p.25.

[14]李怀亮：《“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17年第2期。

[15]比如，在世贸组织（WTO）运行的很长时间内，其议程都是由主要贸易大国的非正式会谈确定的。这个团体被称为“四大国”（the Quad）：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根据加拿大驻GATT以及随后驻WTO前任大使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所言，直到2003年才出现了美国和欧盟已同意的一项提案遭WTO其他成员国否决的情形。虽然像巴西、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越来越渴望在谈判中坚持自己的权利，但想要在WTO内部听到最贫穷国家发出平等的声音，仍旧非常困难。参见[澳]彼得·辛格：《如何看待全球化》，沈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99页。

[16][英]戴维·莫利：《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封锁中的流动性》，王鑫译，《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17]孙立平：《读文笔记：后疫情时代正在到來？》，“立平观察”公众号，2021年4月2日。

[19]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97， Issue 5 （September/October 2018）， pp.90-1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 from=singlemessage.

[20]项飚、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01页。

[21]Servigne，P.， & Stevens， R. How Everything Can Collapse：
A Manual for Our Tim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20.参见[英]戴维·莫利：《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封锁中的流动性》，王鑫译，《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3期。

[22]赵汀阳：《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

[23]“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成王时期（约公元前1043年—前1008年）铜器“何尊”铭文之中：“宅中或”。铭文12行122字，记载周成王迁居洛邑成周之事，作器者为贵族“何”。参见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4]《论语·子罕》中所记载的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作为华夷之辨的注脚：“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25][澳]彼得·辛格：《如何看待全球化》，沈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8页。

[26]《国际航协支持已接种疫苗的旅客不受限制地旅行》，网易新闻，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ETPVVU05148ALS.html， 2021年5月20日。

[27]Harold James. Globalization"s Coming Golden Age：
Why Crisis Ends in Connectio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21， Vol.100， Issue 3， p.10.

[2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王逢振、王丽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87页。

[29]郑永年：《有限全球化：世界新秩序的诞生》，东方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30]俞丽霞：《全球正义：国家主义与全球平等主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31][美]兰德尔·施韦勒：《麦克斯韦妖与金苹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1—212页。

[32]姚新中：《从现代化进程看伦理道德的文化发展战略》，《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

[3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34]金观涛：《今天人类的思想状态，正倒退回19世纪》，“起点人文”公众号，2020年11月28日。

[35][奥]露丝·沃达克：《话语、政治、日常生活》，黄敏、田海龙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0—51页。

[36]The Global Quest for Sustainability-The Role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https：//ispo.campaign-view.eu/ua/viewinbrowser？od=3zfa5fd7[18]d05[90]a8ca9d41981ba8bf3&rd=166050ccb0[41]d7&sd=166050ccb0af8e0&n=11699e4c032ff83&mrd=166050ccb0af8cc&m=1，2021/7/15.

[37]参见https：//www.g20.org/italian-g20-presidency/priorities.html.

[38]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

[39]黄勇：《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台大出版中心，2013年，第3—7页。

[40][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参见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文史哲》2015年第1期。

[41]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发言》，《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706/c64094-32150529.html， 2021年7月6日。

责任编辑：思 齐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Relational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Yao  Xinzhong   Ni  Sha

Abstract：Along its long process， globalization， while facing various disputes and doubts， has never stopped moving forward.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t the end of 2019， however，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 of human life and generated unprecedented resistance and challenges to the furthering of globalization. This paper returns to debates about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and analyzes various problems brought about in the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relational ethics， this paper will argue for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We believe that in new situations， globalization will take on new forms and contents， but the overall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ill not be revers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both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expression ways of global relational ethics in the post-pandemic world from the historical， prac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globalization; ethical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收稿日期：2021-07-08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伦理视域下中西政治文明比较研究”（17JJD720007）。

作者简介：姚新中，男，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尼莎，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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