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鹏

近代以来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中国移民史上一次自主而又成功的迁徙，在近代新疆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伴随着左宗棠的西征军队，当时约四分之一的天津杨柳青人“赶”到了西北新疆，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改变了新疆地区的原貌，为稳定西北边疆形势，维护民族团结等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从一定意义上重启了古丝绸之路，为新时代天津人在“一带一路”上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赶大营”的兴起及原因

1865年，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受到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的进犯，并且入侵者创建了所谓的“国家”。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被改授为钦差大臣并率军入疆，准备平息阿古柏之乱。当时，天津、北京等华北一带历经多年的灾荒，且不断发生战乱，身处要地的杨柳青镇受到严重影响，穷则思变，于是人们纷纷有了外出闯荡之意。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当时正值征西大军向新疆进发，外出闯荡做小买卖的杨柳青货郎们为了有个庇护，都伴随左宗棠、刘锦棠的军队一齐前往，史称“赶大营”。”勇敢的杨柳青儿郎们边挑边担地“赶”向西北，同时也跟随着西征大部队做些营生糊口，因处于西北边疆，并且货郎们经常随西征营地而不断变换，故被称之“赶西大营”。这些进入新疆的杨柳青货郎们也被称作“大营客”，这场运动持续了约70年。

很早有些报纸、纪行等已经登载了杨柳青人“赶大营”的一些情况。1878年1月，《申报》中有一则杨柳青人王某“赶大营”后向家中寄送十五两白银的记录，距离“赶大营”的开始时间只有两年。陶保廉在关于新疆的纪行中记载了杨柳青人“赶大营”的盛况，实属纪行中的首例。1891年，他随其父陶模赴任新疆时，到了天津，看到杨柳青人“素爱远游，从蒙古大草原向新疆伊犁等地区的人数以千计”。这说明“赶大营”是极其诱人的，使得杨柳青人蜂拥而至。进入20世纪后，关于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记录越来越丰富。

中国人一向的思想是守家在地，除非时势所迫，否则不会离开家乡。当时的天灾人祸是“赶大营”的重要因素。自古以来，华北就是国内自然灾害最容易发生的地区，旱涝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以津京地区为重。

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杨柳青自然灾害频繁，有许多旱灾、涝灾及蝗灾等灾害，基本没有好年景，恶劣影响深重。农人的生活清贫，曾经的漕运大户们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不得不舍弃原来的谋生手段重新寻找另一条前途了。雪上加霜的是清廷的统治仍旧暗无天日，官员们“除了荣华富贵之外不知道什么是国计民生，除了结党营私之外不知道人材是什么”。

时局动荡，社会不安。外国列强不断侵略，随之而来的也引入了海上交通和铁路交通，严重冲击了杨柳青镇经济所依赖的河运。光绪初年，天津的民间船业骤然衰落，数量众多的船户纷纷离开，船工失去营生;由于不断发生战乱，大运河、子牙河等河道多年得不到及时修治，船只不可通行。

“赶大营”的路线及高潮

通过一份收藏在杨柳青镇“赶大营”纪念馆里的折叠路单，可了解到当时“大营客”们所走过的路程。该路单显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路经静海、濮阳等地后，越过黄河到了河南，再经陕西到了甘肃，最后到了新疆乌鲁木齐等地。这份整理好的路单距今约100年了，共计站点150余个，约有1.5米的长度，前后路程约4000余公里。有些人甚至还到了最远的和田，那大约走了6500余公里。

由于当时的自然环境及经济条件的制约，陆路交通是许多外出闯荡的杨柳青人的首选，除了少数人乘车外，大部分的迁移都是靠步行完成的。所以，最终能来到新疆的人历经了千山万水，这近万里的路程，是他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赶大营” 起始于19世纪70年代，19世纪80年代逐渐走向兴盛，到20世纪初期“王高升纵火案”前发展到鼎峰，后因战乱不断，阻断了交通，物资运输不便，这才走向衰落。1945～1949年，虽然仍有少数人进入新疆谋生，但已成为最后的落幕了。

在半个多世纪的“赶大营”运动中，历史上共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杨柳青人起初肩挑背扛伴随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进入新疆，战事胜利后，转为坐商，在新疆各地设店开铺，使西北边疆新疆地区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津门风貌;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数个势力庞大的津商组成天津商帮，处于新疆地区各商帮的执牛耳地位，形成了覆盖整个新疆的津帮八大家，为新疆地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首先在政治发展方面，随军进疆的杨柳青人积极配合西征军的军事行动，并提供物资支持，为巩固西北边疆的统一与稳定做出了贡献。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津商凭借其灵活性与务实性逐渐占领西北市场，津帮成为各商帮之首，出现了农工商各行业等欣欣向荣的局面;最后是在文化发展方面，津京地区的剪纸、社火、游艺、年画等百余种艺术、技术传入新疆，史称“百艺进疆”，使汉维民族文化得到了双向的互动交流，并沟通了内地与西北边疆民族的感情。

“赶大营”中的商业活动

1877年，阿古柏叛乱被平息后，杨柳青商人及其店铺已遍布新疆地区各大城镇中，逐渐形成了财力雄厚、规模巨大的“天津商帮”，史称“津帮”。津帮所营商铺遍及伊犁、迪化、和田等地。其他或先或后进入新疆的湘、秦、陇、燕、鄂、晋、豫各帮，都没有形成足够的财力与社会影响和津帮相匹敌。时人说：“津人执牛耳于商界”。津商及津帮在新疆的影响持续到解放初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

津帮不断壮大的原因共有五点。以政治为依托。《新疆图志》记录称，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新疆战事停止后，“湘军”和地方官府对津帮“赶大营”者进行政策厚遇，授其代替官府办理“协饷”，赋税、屯垦宽于内地，承办进疆货税征收等特权，这显然是一个受政府扶持的红色商人团体;具有冒险、创新精神。如1941年成立的云光照相馆，是新疆地区最先开设的照相馆之一。刘起孝、刘起义两兄弟也是“赶大营”过来的杨柳青人，他二人很有创新和冒险精神，不断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再加上高超的摄像技术，在当时逢年过节的时候，顾客络绎不绝，这都要归功于他们善于创新且具有冒险的胆识;具有坚忍不拔、艰辛奋斗的毅力。如当时杨柳青人开设的造紙坊，以李连甲的纸坊最为兴盛。他家造出的纸张，质量上乘，用途多样，适应了当地人的需要。然而这些都要归于造纸工人起早贪黑辛勤的劳作;具有高超的业务经营能力。津商不仅注重对于店面的装饰，让顾客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还注重对于店员的培训与教育，使得工作人员的服务素质大大提高。如一些较大的津商店铺就明确规定，新进店员必须经过珠算和所经业务知识的训练课程。津帮中的商号永盛西的柜台先生李子阳的“铁算盘”在当地非常有名;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有的津商用重金在京城托关系，买得一张功名牌，填上个人信息就可以名列五品、六品官员的品列，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这是历史阶段转型的时期，对此需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封建意识起码在当时对商业发展是有益的。

“赶大营”的历史价值

清末“赶大营”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壮举，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适应性，在任何艰难的生活环境下都能夠生存下来。正如一群杨柳青货郎们为求生存，从华北来到西北一路披荆斩棘，再次重启古丝绸之路，促进了西北边疆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据统计，“赶大营”使至少1.5万杨柳青人成功移民到西北新疆地区，共计3000余户，这是中国西北边疆开发的一次先驱性开拓行动，对新疆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在开发西北地区的过程中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政治上“赶大营”促进了西北边疆的统一与巩固。起初随着西征大军进入新疆的天津杨柳青人，具有极深的家国情怀，在经商之余密切配合军队的军事行动，经过西征军与“大营客”们的努力，他们历经百余战，共计收复16座城市，即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西征战争中，他们视死如归，为部队提供了充足的物资需求，为收复西北失土立下了汗马功劳。结果是辉煌的，过程却是残酷的。他们很多人为此英勇捐躯，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我国的西北边陲。杨柳青人为巩固和发展边疆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在汉维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许多美谈。如“大营客”高汗青在新疆经商的间余，还利用自己的医术造福当地人，这种行为深受维族群众赞赏，他也被当地维族群众尊称为“高阿訇”。

在经济上“赶大营”使西北地区得到繁兴。据统计，1931年前，新疆每年与内地的贸易总值在900～1200万元，进出口大体上各居半数。当时与天津的贸易额为最多，一般每年在 150～250万元。杨柳青人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促进，不仅体现在商贸业，还涉及餐饮业、运输业以及农牧业等方面，在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西北边疆群众们的物质生活。此外，除了津商独资店铺，还出现了一些维商和津商合作经营的店铺。如当时迪化开设有一个天山货栈，它是由维商阿德尔和津商孙绍页合伙经营的，彼此关系相近。同时，京货的大量涌入，也打破了英国和俄国产品独揽市场的局面。津商们的这些豪举对抵御外来经济侵略、发展民族工商业及繁荣西北地区的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文化教育上“赶大营”促进了与内地的交流。季羡林先生曾评价“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自成影响而又影响十分长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没有第五个了，诚然这个文化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新疆是世界文化中心的节点，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该地群众对外来事物的包容、接纳的态度。“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不但丰富了西北地区群众的物质生活，还将津京地区的技艺带来了天山脚下，使边疆群众的精神生活得到丰富，将百艺带入了新疆。如民国年间迪化有名的吹唢呐的维吾尔族民间艺人阿不都古力，不但能用汉语唱京剧，还能用维吾尔语唱京剧。同时杨柳青人创办了大量学校，对提高当地教育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各种先进的思想意识也逐渐被各兄弟民族接受，具有思想上的启蒙意义。

杨柳青人在新疆艰苦创业，既为自己找到了前途，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同时也促进了西北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推进了新疆地区近代化的发展进程，具有巨大且长远的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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