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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正式出版。这部党史著作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等经典党史著作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总体来看,这些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统一”,即党性与科学性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可信性与可读性统一、忠于历史与立足现实统一。
【关键词】建党百年;党史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简史》;“四个统一”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4-0092-09
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简称《简史》)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重要时刻出版的一本党史著作,描绘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第一个百年奋斗历程。全书呈现出四重特征,总结起来就是坚持“四个统一”。
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作为一部党史著作,《简史》将党性与科学性紧密结合,将党性作为科学性的前提、把科学性通过党性表现出来,坚持了党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党性是党史著作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党史与其他历史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龚育之曾解释过党史研究中的“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同时还包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等。习近平也特别关注到党史的“党性”原则:“党性”包括党史研究工作者所要遵守的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总之,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研究和学习党史,用党的历史事实回击任何歪曲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简史》坚持了党史著作的党性原则。“党性”具体表现在坚持以党的历史决议为准绳,坚决贯彻党中央有关精神。习近平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相关论述是以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为准绳的,反映了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书中主要引用了习近平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古田会议、长征、抗美援朝、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歷史事件的相关论述,并引入了党中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新判断、新提法。例如,《简史》在撰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定、批准开发开放浦东时,引用了习近平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新判断:“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这些新提法、新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简史》对其进行引用,一方面反映了党对党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凸显出了党史著作的党性。
“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政党最根本的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所在。《简史》坚持了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将人民的活动融入党的历史之中,鲜明地体现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具体表现为:新增了张思德的事迹以及毛泽东为他所做的《为人民服务》一文,用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事迹,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赤子之心。书中还引入了大量的事例——如上海“民心工程”、菜篮子工程,用具体事例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这件事上是如何说、如何做的,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守住人民的心。
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人们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党史研究也是不断发展的。《简史》在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简称《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简称《九十年》)的基础上,根据近年来党史研究不断深入而取得的新成果,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了修正。这体现了《简史》编写者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本书科学性之所在。
第一处是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有几名代表的问题。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于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根本问题就在于包惠僧究竟是不是中共一大的代表。金冲及2020年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第5期的特稿文章中坚持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仅有12人的观点。文中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一份十分可靠的档案,即长期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档案是当时中共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这份档案移交给中国档案部门,是研究中共一大的原始档案。这份档案中记载:“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是指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和济南各有两位代表;“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即指广东代表和旅日代表。陈公博作为广东的代表是没有异议的,因此包惠僧并非广东的代表。金冲及还引用了李达和陈公博的回忆:李达负责中共一大的组织工作,对每一位参会者的身份应当是十分了解的,因此李达回忆为12人,是建立在对包惠僧的身份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数字;另一个是陈公博的回忆,他作为广东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对当时广东的情况应当是很了解的,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也只说“广东遂举了我出席”中共一大,并未提及广东有其他代表参会,因此陈公博的说法也应当是可靠、可信的。金冲及还探讨了“包惠僧是广东代表”说法的来源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反证。其中的一个论据是实际上包惠僧在1921年5月底才到广州,探望陈独秀,“并没有在广东党组织内工作”。顺着这个思路,笔者也查找了一些资料:一份资料是在唐宝林撰写的《陈独秀全传》中,关于陈独秀在广东的建党活动,仅仅可以看到作为北大粤籍毕业生陈公博等人的身影,而未见包惠僧的活动轨迹。当然《陈独秀全传》的说法不能作为最有力的证据,但可以为“包惠僧不是广东党组织成员”这一论点提供补充证明。另一份是一位关键党员的回忆,也可以佐证“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的观点:广州党组织成员梁复燃在1962—1964年间回忆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一九二一年秋,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从沪返粤后,陈公博还向广东党组织报告了“‘一大概况”。因此,《简史》引用的“12人”说法,是在吸收各种研究成果、收集各种资料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是符合实事求是的治学要求的。
第二处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挺进”的时间问题。《七十年》《九十年》认为时间应在“1938年冬”或“1938年11月”,但是通过对比文本,笔者发现《简史》中记载的却是“1938年4月”。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党中央最早在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38年4月21日,中共中央的确曾经下达过八路军三大主力要
在河北、山东平原开展游击战并建立根据地的指示——“(1938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在党的相关文件中,笔者也找到了这封电报:“甲、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而且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就冀南工作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冀鲁豫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发出了指示,其中有讲到:在军队方面,必须巩固地方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加大力度改造由保安队、警察及土匪等改编的县游击队,掌握地方武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坚持困难日益加多的平原游击战争”。从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冀南根据地已经建立,而不是刚刚接到中央指示、尚未开始建立。因此,基本上可以说,党中央决定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平原地区挺进的时间,可追溯到1938年4月21日。
二、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七十年》和《九十年》是两部经典的党史著作,在编写《九十年》时,习近平就曾提出:“写九十年的前七十年,要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基础,进行充实和提高。”同样,《简史》也充分利用了《七十年》和《九十年》的关于中共党史前90年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提高,形成了一部涵盖党的100年发展历程的党史著作。
《简史》所体现出的继承性在于:继承了党的两个“历史决议”,把握党史著作编写的方向;继承了经典党史著作对党史的历史分期;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党史的叙事结构。
第一,贯彻两个“历史决议”,《简史》以党中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为准绳。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決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无论是《七十年》《九十年》还是《简史》,都遵循着两个“历史决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对党的领袖的评价。例如,在对大革命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评价、对“文化大革命”的定义与影响的基本判断、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与失误的评价等等,都遵循了两个“历史决议”,对其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价与判断。
第二,继承《七十年》《九十年》的中共党史分期。《简史》章节的划分以各个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历史任务为标准,借鉴了学术研究成果、遵循了两个“历史决议”及相关文件的指引与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十年》《九十年》中,“文化大革命”是被单独列出的一章。但在《简史》中,“文化大革命”被作为一节列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一章中。笔者猜测这样谋篇布局并非是回避问题,而是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受制于“简史”,在篇幅上必定会有所缩减;二是由“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所决定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我们党在面对严峻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作出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错误探索。就其阶段特征来看,这一阶段确实也与中共八大、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活动一样,都是党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因此,两章节合为一体,具有合理性。
第三,沿用《七十年》《九十年》的叙事结构。《简史》相较于之前的党史著作,时间下限定在了2021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该如何安排从中共十八大到2021年这9年的叙事结构。《简史》选择了继承《七十年》《九十年》的叙事结构:改革开放后至中共十八大之前的三个“十年”的历史采用了一种“标志性历史事件+经济、国防、外交、港澳台、党建”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类似于“总—分”的结构。使用这种叙事结构,一方面可以使改革开放后的四个“十年”的历史叙述具有统一性,在结构上蕴含一定程度上的“建筑美”;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结构能将一个执政党所应该做的事情全部包含在内,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叙事结构。
《简史》不是简单的续写党的历史,而是有所创新与提高。本书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两个方面。内容上的创新即指增加了关于革命精神的相关内容,重在发挥党史凝聚精神力量的作用;形式上的创新主要是指在表达形式上,《简史》引入了大量的数据,不仅增加党史的可信度,同时符合历史学著作的简明性和生动性要求。
《简史》在内容上的创新主要包括增添了关于革命精神的内容。“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革命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强大的精神支撑,是精神上的“营养剂”。学习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学习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史学著述的创新以学术理念的创新为要则,要求在独特的理念之中成就其体系性架构。”《简史》最突出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对党史的叙述,构建起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为此,该书共总结了20种“革命精神”,涵盖了“革命救国”“建设兴国”“改革富国”“复兴强国”的四个历史发展时期,并以此教育引导全党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简史》在表达形式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相较于之前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该书使用了大量的数据,用以增强所述事件的表达力和可信性。比如在讲述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时,在描写人民军队粉碎国民党速战速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时,《简史》加入了一串数字:“在战争的前8个月,人民军队收复城市135座,歼敌70.8万人。”这就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到人民军队为争取人民解放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再比如,在续写的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党史中,书中大量引用数据。其效果最好的一部分内容,莫过于对党领导人民群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描写。《简史》先后用了18个数据对这段历史进行叙述:从辛丑年大年初一起,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14次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4次中央政治局会议;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日夜坚守,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我国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为有需要的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向各国提供了2200多亿只口罩、22.5亿件防护服、10.2亿份检测试剂盒。这些数据简单明了地表现出在党的领导下,全民参与到抗疫工作中,以很短的时间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并且党领导下的中国切实担负起大国责任,支持世界各国抗疫行动。在短篇幅内大量输出数据,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使读者自觉地去思考成功背后的原因。
三、可信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简史》兼具学术性和宣传性两种功能,所以必须具备可信性和可读性两个特点。本书注重理性描写与感性描写相结合,增强科学性与艺术性、可信性与可读性,使其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宣传效果显著的党史读物。
理性描写在《简史》中主要体现在书中大量使用数据和案例,代替了简单的文字描述。例如,在论述为什么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书中援引了广西的一组数据,即1950年广西有7000多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为凸显出广大干部群众对“真理问题大讨论”的热情、对解放思想的渴求,《简史》用“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讨论文章650多篇”这一统计数字,表现出全党全社会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热情。
除此之外,《简史》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也更加理性,最突出的表现是较之《九十年》,《简史》区分了个人错误与集体错误、集体中不同派别的不同主张。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是谁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九十年》记载这一事件的主语是“国民党”,但事实上国民党内部也分为同情共产党的左派和坚决反共的右派,如果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左派加以区分,显然是不够理性和客观的。因此《简史》中,这一事件的主语被换成了“蒋介石”。这就体现出本书是站在更加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审视党的历史、审视中国近代史,作出更加理性的判断,使本书更具有可信性。
一部党史著作是否具有可读性、可读性有多大,决定了这部著作是否能起到说理教育的作用、起多大的作用。《简史》摆脱了单一的叙述视角,增加了一些党史中的故事和引用了一些经典名言,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可读性。
例如,《简史》新增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以及对真理的渴求的故事,新增了李大钊、陈延年、萧楚女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英勇就义的故事,新增了夏明翰“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的故事,新增了长征途中三位红军女战士与徐解秀老人之间的“半条被子”的故事,还新增了杨善洲和郭明义的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等等。《简史》用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小故事,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美好品质,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员,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党的探索史、奋斗史,使读者对百年党史的艰苦奋斗与筚路蓝缕感同身受。
《简史》还引用了毛泽东等人的诗词、名句,增强文章的可读性。例如,在描写湘江战役中用了当地流传的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将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的惨烈战况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书中选取了《清平乐·六盘山》和《七律·长征》中的两句:引用“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现红军大无畏革命精神,也表现出了红军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诗句,表现出红军战士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四、忠于历史与立足现实的统一
《简史》是一部党史著作,要实事求是地书写党的历史,要在讲故事的同时引导广大党员“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理解和认识”。这就是《简史》所具备的重要特征之一:忠实于历史,立足于现实。
龚育之将“特写镜头”这一电影美学术语运用于党史书写之中,意在提醒党史工作者关注党的历史细节。《简史》注重从细节处完善对历史的叙述。例如,在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叙述中,《简史》在《七十年》的突破基础上进一步对这段历史进行完善,即新增添了一句话:“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但交代了西路军受中革军委指派的事实和深入河西走廊的原因,有力反击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对党史的猜测与质疑。
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描述,代替文件简单直白的“说明”,也是《简史》的特点之一。如在讲述改革开放之初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书中用山东省企业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事例代替了《九十年》中对文件的叙述;用北京前门大碗茶青年茶社和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事例,对所有制改革和“个体户”的出现进行了举例说明。本书从小处着笔,从细节处描写党的历史,改变了党史就是“文山会海”的刻板印象,使党史真正成为“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
“以史识今”“以史鉴今”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党史同样具备注重现实关怀的特点。党史的现实关怀就是发挥党史“教科书”“营养剂”“清醒剂”的现实功用,以坚定广大党员群众的理想信念,不断同各种错误思潮和风险挑战作斗争。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经得住风浪考验的基础。《简史》从对革命精神、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叙述与描写等方面,帮助读者坚定理想信念。例如,《简史》通过对20种革命精神的论述,说清楚了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是什么;说清楚了“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所凭借的精神力量是什么。《简史》中还增加了多处对先进人物及其事迹的描写。这些先进人物是在党和国家处于落后或面臨困难时,仍然艰苦奋斗的英雄模范——铁人王进喜,无私奉献的焦裕禄,致力于国防事业的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等。他们胸怀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青云之志”,拥有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为教育广大党员群众补足“精神之钙”提供了优秀的榜样。
“战斗性”是党史研究必须要具备的一个重要特性,也是党史的现实功用之一。所谓“战斗性”,就是要将党史研究作为一种武器,站在思想斗争的最前线,与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作斗争,就是要利用党史研究“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就是要利用党史研究,抵御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简史》作为党史研究的通史“官修正本”,注重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经验教训总结,抵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各种反华势力的分化与西化图谋。例如,第十章大量着墨于“我们党如何带领人民群众抵御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这一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问题。其中用一目的篇幅来回答党在新时代如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问题。这一目介绍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出现及党作出的有效应对;介绍了香港“修例风波”所暴露的问题以及党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介绍了新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以表达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图谋的态度。除此之外,《简史》还更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代背景的总结,还原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事迹,有力回击了某些抹黑、否定党的领袖和人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
202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不仅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为配合党史学习教育而编写、出版的。全书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和决议,并且在内容选择、叙事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历史读物,更是一部可读、可信的党史研究著作。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要充分发挥《简史》的作用,讲清楚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的发展脉络;讲清楚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刻道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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