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利

《屈原列传》与《苏武传》之所以成为千古名文，不仅是因为其记叙和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两个光彩照人的伟大爱国者形象，而且得力于其高超的叙事艺术。下面我们就把两篇名文作一对读，从其刻画人物形象的特点及高超的叙事艺术方面品其同，鉴其异，领略中国史传文学的博大与精彩。

一

屈原与苏武这两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分别生活在战国与西汉两个不同时代，他们经历不同、遭遇不同、结局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有共同之处。他们对国家民族一往情深，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系国家，不离不弃，拳拳爱国之心没有因个人荣辱升沉而有丝毫动摇。

爱国丹心，一片赤诚，坚贞不渝，九死未悔，敢于与邪恶势力抗争并绝不与之妥协，正道直行是屈原、苏武爱国情怀及性格的核心。

屈原“系心怀王”，“存君兴国”。在“王甚任之”时，他“图议国事”，“应对诸侯”，勤于政事;在“王怒而疏”时，依然志洁行廉，正道直行，初心不改;在“既绌”，怀王被骗被囚，客死于秦时，依然“眷顾楚国”，“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在被“顷襄王怒而迁之”，“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时，依然“独清”“独醒”，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愿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最后，“自投汨罗”，以身殉国。在昏君馋臣的重重包围中和种种高压下，在“举世混浊”“众人皆醉”的环境中，依然刚正不阿、洁身自好、宁折不弯，其人生选择、道德坚守、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日月可鉴。

苏武留胡这十九年，其人生可谓“波澜壮阔”。出使匈奴，因变被扣，为了避免“重负国”和“屈节辱命”，觉得“何面目以归汉”，或“欲自杀”，或“引佩刀自刺”，两次欲自杀殉汉，均未果。其守节不辱、刚烈不屈的性格跃然纸上。卫律劝降时，或“举剑拟之”，施之以威胁;或以“赐号称王，拥众数王，马畜弥山”之富贵相引诱，而苏武不怕死，不逐利，巍然如山，不为所动。李陵的劝降不同于衛律劝降的剑拔弩张，而是把酒言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是典型的攻心战术，但依然毫无收效，反而让劝降者“泣下沾衿”，惭愧而去。

卫律与李陵的劝降，徙之“北海上无人处”的严酷环境，绝其粮、断其归的威逼，都改变不了其忠于汉王朝的初心，依然“心存汉社稷”，“心如铁石坚”，绝不背汉叛国，显示出大汉臣子的凛然正气。壮哉，大汉的伟丈夫！

《屈原列传》把屈原的遭遇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叙述其与楚国内部奸佞邪恶势力的矛盾冲突，通过“任”“疏”“绌”“迁”“投”几个人生阶段来展示其性格与爱国精神，而《苏武传》则是通过苏武留胡十九年的遭遇来表现，且侧重表现的是其民族气节与人格操守。

两个伟大的爱国者，皆忠心可鉴日月，但屈原略显概念化，多见其风骨，少见其血肉;而苏武则血肉丰满，鲜活动人。

二

浓郁的悲剧色彩涵盖其文，亦涵盖其人。屈原与苏武，两个悲剧的爱国者。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悲剧的产生，是一切社会矛盾恶化导致的必然和最终结果。

屈原的最终结果就是毁灭——“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苏武虽未身死，但其结局依然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其“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十九年啊，滞留茫茫大漠，“北海上无人处”的苦寒之地，“蹉跎了岁月，伤透了情怀”。人生的壮年，有几个十九年，而且是家破人亡——兄与弟皆非正常死亡，母亲“已不幸”，妻子改嫁，妹妹二人、两女一男三个孩子皆“存亡不可知”。

这身心俱受摧残的悲剧结局正是矛盾恶化导致的。屈原、苏武作为矛盾斗争中的正义力量的代表遭受了无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

屈原与代表邪恶势力的“听之不聪”的楚王、“蔽明”“害公”的“馋谄”“邪曲”之徒——上官大夫、靳尚、郑袖、令尹子兰等进行了斗争。结果因为对方力量的强大，自己力量的弱小而失败，最后以死殉国。一个“存君兴国”，在种种打击迫害、至死不容于世的情况下，爱国的痴心依然不改的忠贞之士，竟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走向绝路，有价值的东西终于被毁灭了。

如果说，屈原的悲剧是楚国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那么苏武的悲剧则是大汉与敌对民族匈奴矛盾恶化的结果。

作为汉王朝的使者，苏武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大汉天子的脸面和大汉王朝的尊严。苏武投降与否已经与国家尊严连在一起，所以匈奴单于竭尽办法欲使苏武投降。在这场维护尊严与操守的斗争中，先是为了避免“重负国”及“屈节辱命”，曾两次自杀，后匈奴通过卫律、李陵的威逼利诱的劝降依然失败，把他移到北海，断水绝粮，企图从肉体、精神上使之屈服。面对一切威逼利诱，苏武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这场斗争中，苏武取得了胜利，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其崇高与深刻之处在于身处困境，遭受种种磨难，“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依然直面惨淡的人生，坚守理想和操守。屈原的希望、失望、绝望，以至自投，皆让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苏武身处荒烟大漠，归路已断，与寂寞相吊，守望十九年，其人其情，让人凄神寒骨，痛入骨髓，悲凉之雾，挥之不去。

三

对人物的言行进行正面描写是塑造形象的重要途径，而通过对比与反衬来刻画性格也必不可少。司马迁与班固就是此中高手。

且看《屈原列传》的对比。

屈原与昏君佞臣的对比。一方是势力弱小，形单影只，孤军奋战;一方是权重势大，占据要津，自私自利。这是正义与保守邪恶的角逐，是忠心爱国与投降卖国的斗争。一正一反，对比鲜明。其正直、忠诚、贤明、廉洁于此可见。

屈原与渔父。二者正反相形，假托成文，渔父其实是隐者的化身。其是作为屈原的衬托者而出现，其劝屈原“随其流而扬其波”，“餔其糟而啜其醨”，与人同混浊共昏醉。而屈原却要“独清”“独醒”，保持清白正直之身。

屈原与宋玉等人的对比。宋玉等人“好辞而以赋见称”，且“祖屈原之从容辞令”，但“终莫敢直谏”。以宋玉等人的不敢直言敢谏来衬托屈原的端方正直，直言不讳。

通过对比，突出了屈原公正无私、忠于楚国、志洁行廉、坚持操守、以死保节、宁折不弯的人格魅力。

再来看《苏武传》的对比。

张胜与苏武的对比。张胜没有政治头脑，糊里糊涂帮助缑王谋反，事后又贪生怕死，变节投降。而苏武知道事情严重，会引起两国纷争，欲以死息祸，宁死不屈。

卫律与苏武的对比。卫律卖国求荣，阴险狡诈，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利欲熏心，毫无节操。而苏武为国效命，不卑不亢，一身正气，忠贞不二，不为威逼利诱所动 。

李陵与苏武的对比。李陵为一己之私，叛国投降，性格懦弱，意志不坚，矛盾痛苦，劝降不成，反而自惭形秽。而苏武唯国家利益为重，面对苏武推心置腹、声泪俱下的劝说，依然无怨无悔。

这些对比最能表现苏武的气节和操守。“疾風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面对死的威胁、利的诱惑，多少所谓的英雄豪杰都经受不住考验而变节投降，而苏武面对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却心如磐石，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心报效国家民族，赤胆忠心，九死不悔。张胜、卫律、李陵等人对苏武起到了对比反衬的作用，一高一低，一正一反，卫律之流如伏地而行的侏儒，而苏武堪称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四

《史记》《汉书》都继承了忠于历史、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都巧于构思、精于剪裁、长于表达，叙事艺术高超。但《屈原列传》与《苏武传》却具有不同的叙事风格。

《屈原列传》叙议结合，“传”“评”结合，或寓评于议，或夹叙夹评，更像人物评传。

作者记叙了屈原“王甚任之”“王怒而疏”“王怒而迁”及“自投汨罗”等人生主要阶段，虽不乏细致描写，但更多的是概括性的叙述或插入其中的大量的议论。

作者或夹叙夹评，在记叙了屈原的才能及与上官大夫的矛盾之后，对《离骚》的创作原因、内容及特点进行了阐释评价;或叙议结合，既写了楚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也表现显屈原“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的爱国情怀，凸显屈原在楚国国运兴衰中的重要作用;或寓评于叙，通过诗人与渔父的对话，表现屈原绝不同流合污，绝不明哲保身，而保持高洁、正道直行的人格魅力;或寓评于议，在叙述屈原对后世的影响的同时，表现屈原对于楚国的价值和意义;或作者直接点评，抒发复杂的思想感情。

作者以评传结合、叙议结合的方式揭示屈原个人的身世浮沉与楚国生死存亡的关系，流露出司马迁的郁郁不平之气和对屈原命运的叹惋之情。

司马迁一改其写《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的笔法，在叙述中大胆加入抒情议论，边叙边议，叙议结合，而且竟然也形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感染力，充满缠绵悱恻的情感。其一是由于屈原其人其事，先秦史籍均未记载，史料有限，故作者只能兵行险招，概述其生平事迹，粗笔勾勒。所以较少细致描写，也没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其二是由于因“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意有所郁结”，与屈原惺惺相惜，故借前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欲借此“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其心其情跃然纸上。

当然，议论抒情成分远超记事叙述，太过于注重抒情和发议论，固然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却也使得屈原形象不够丰满。                                                                                                                                                                      《苏武传》按时间顺序叙述，脉络清晰，有头有尾，情节结构完整，一波三折，既有浓墨重彩的场面，也有生动感人的细节。作者生动叙事，不发议论，却“于叙事中寓论断”。

作者截取最能体现苏武本质特征的在匈奴的十九年的经历，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片段，按奉命出使—因变被扣—自杀殉汉—卫律劝降—幽置大窖—苦守北海—李陵劝降—获释归汉的情节来展现，情节因果相系，前后勾连，故事性极强，发展的线索脉络非常清晰。而《屈原列传》的几个片段之间或无关系，或虽有关系，却不是很清晰，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性。

善于选取典型细节来塑造人物性格。《苏武传》中细节众多，俯拾即是，每一个细节均紧扣苏武性格展开，如两次劝降，一次剑拔弩张，场面激;一个把酒言欢，却绵里藏针。一次是劝降者威逼利诱，被劝者既不怕死，也不爱财，正义凛然，反唇相讥，充满蔑视;一次是劝降者交谊加感化，被劝者恪守伦理，坚守道义，不惜杀身成仁。最后劝降者，一个是悻悻而去，一个是惭愧不已。众多的细节描写，使苏武的形象鲜活丰满，栩栩如生。

班固用自己如椽大笔将苏武的传奇经历呈现于读者面前，自己没有站出来发表观点并进行评价，而是如顾炎武所言，“于叙事中寓论断”，把自己的褒贬善恶之情隐藏在生动的细节和平静的叙述之中。这与《屈原列传》中太史公直接站出来发表对人物的看法和评价的写法是不同的。

总之，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最精彩的篇章无疑是人物传记，但《屈原列传》与《苏武传》却形成了迥然有别的风格。看《屈原列传》像看政治人物纪录片，看《苏武传》像看英雄传奇大片。

责任编辑  晏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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