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依婷　张兵

“文物保护，基础在县”。在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晓云看来，县级博物馆作为中国博物馆的重要代表，承担着县域范围内文物保护、展示传播、社会教育等文化管理和服务功能，是中国博物馆最重要的基础，是连接城乡老百姓的纽带。

如何激活县级博物馆？张晓云认为，县级博物馆“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地利优势、地方特色”，以“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旅游”为主开展工作，满足本地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吸引外来游客，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在武汉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张晓云就对县级博物馆这一课题尤为关注，因为学术研究，他也参观过不少县级博物馆，其中，江浙一带的县级博物馆建设让他颇为触动。张晓云感慨，江浙一带县级博物馆的建设、服务和管理理念相当先进，真正体现了当地的乡土特色。

“文物保护，基础在县”。在张晓云说。

但从我国现代博物馆体系的发展现状来看，县级博物馆仍是其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县级博物馆之“弱”，张晓云将其概括为：建设覆盖率和公共服务能力不高、资金投入和人员编制不足、业务级别和行政级别偏低、缺乏对话平台和研究能力。

从1949年发轫至今，我国县级博物馆建设从围绕文物、经济开展，转移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省份纷纷出台对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三馆’建设的支持政策，充分调动了一部分以创建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为目标的县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相关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平均每两天新增一家博物馆，截至2020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5788家。这是一个进步，但还远远不够。

张晓云在调研中发现，县级博物馆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来，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因地制宜，逐步探索并自发建立了建设文化中心来统筹建设“三馆”的新模式，在资源整合、协同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由于认知的偏差与研究的不足，县级博物馆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被忽视，其文化管理和服务功能与文化馆、图书馆相互混淆，系统性、深层次的创新服务协同发展亟须破题。

由于客观存在的先天和后天的诸多不足，很多县级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长期处于自发、放养状态，“群体性游离于博物馆定级评估体系之外”。具体而言，在迄今为止开展的3次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和两次国家二、三级博物馆定级评估中，“被定为二级的县级博物馆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县级博物馆甚至连申报定级的资格都没有”。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大量县级博物馆上升通道面临严峻的挑战，县级博物馆的发展成为制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全面均等化实现的重要因素。

张晓云（左五）调研凤凰咀遗址。

“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了解世界的第一个途径—县级博物馆如此糟糕，拿什么和大城市的孩子去谈文化平权和公共文化的基本性？”谈及此处，张晓云担忧不已。

关于县级博物馆建设的主要困境，张晓云在其调研报告中总结：一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具体性规定，二是对县级博物馆建设指导有待加强，三是县级决策层对博物馆建设认识有待提高，四是县级财政和编制困难长期客观存在。

从1993年进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就读至今，张晓云已浸淫文物博物馆圈近30年。现任湖北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的他，除了县级博物馆，还对县级文物保护发展工作表现出特别的执着与热情。

去年年末，张晓云赴襄阳市各县（区）调研长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深入枣阳市雕龙碑遗址、襄州区凤凰咀遗址、南漳县春秋寨、卧牛寨等部分国保和省保单位，探讨当地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大遗址的保护、发展问题。

湖北省属长江水系，山地丘陵地形占据全省面积的80%，以襄阳市为代表的鄂西北地区，山区文物资源非常丰富。张晓云介绍，这次长江文物资源调查的目的一是掌握文物现状，二是挖掘价值，做专题研究，提炼该区域文物在整个长江文物中的荆楚特色和湖北特色，进一步推动荆楚文化大保护工作的开展。

在襄州凤凰咀遗址调研时，张晓云欣喜地发现，这里以乡镇为主体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凤凰咀模式”为全省首例，它为打通大遗址保护“最后一公里”，有效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的“凤凰咀模式”，张晓云将其总结为“一个主体、一个支点、两个方面、六方支持”，即以乡镇为主体、考古为支点，从大遗址保护和利用两方面着手，协同县级政府、县其他相关部门、当地民众、各级文物部门、考古发掘单位和其他专业机构，共建共治共享。

“大遗址基本都在农村，最接近它的就是乡镇政府。‘十四五’时期，希望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乡镇政府层面的支持和引导。”张晓云解释说，“大遗址这类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点在乡镇、在田野，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点则在博物馆建设。”

南漳古山寨群数量多，具有鲜明的湖北特色，但保护力量的欠缺让它们无不在“裸奔”。从襄阳回到武汉后，张晓云将南漳古山寨群的调研工作纳入到今年长江文物资源调查工作的重点中。

层级低、经费少、缺规划，古山寨保护与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今年以来，张晓云着重推进鄂西北地区古山寨群的调研工作，希望将以南漳为代表的古山寨作为全省未来申遗培育项目来打造。“（申遗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推动对山区文物有针对性地保护和研究，从而带动当地发展，发掘山区文物的乡土性，以及激发当地百姓对山区文物的自豪感。”

为了了解县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同管理的质量和水平，张晓云先后对应城市、来凤县展开调研。

位于湖北省中部的应城市，于1957年建立应城市博物馆，该馆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最早的四个县级博物馆之一。有“中国土家族第一县”之称的来凤县，围绕打造“土家文化集成区”目标，通过争取项目、招商引资等方式，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了民族文化中心。

张晓云对上述两县的“三馆”协同发展情况从机制、服务和管理三方面进行了调研，其结果显示，两县“三馆”仅有少数项目内容开展了协同，且以硬件管理、内部管理、传统服务项目为主，系统性、业务性、深层次的创新服务协同还远远不够。

“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让县级博物馆建設变得相当重要;而农民工返乡再就业、乡村振兴、脱贫成果巩固、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各种因素，或让县级博物馆建设大有可为。

如何推进县级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张晓云胸有成竹，“从大的方面来说，重点有两个，一是硬件建设，二是服务效能”。

张晓云认为，在硬件建设方面，首先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填补县级博物馆空白，让“县县有博物馆”，而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参考县级图书馆、方志馆来制定博物馆法是重中之重。另外，在服务效能方面，应当着重就业务层级“打通上升通道”，帮助县级博物馆提升服务能力、可持续发展以及自我造血能力。

2021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张晓云结合其对近3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以及县级博物馆发展所做的一些新思考，补充修订出版《县级博物馆治理研究—基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角》一书。书中，张晓云将“县级博物馆+”跨界融合列为重要章节。

他认为，在博物馆五大主流跨界融合中，县级博物馆“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地利优势、地方特色”，以“博物馆+教育”“博物馆+旅游”为主开展工作，满足本地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吸引外来游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以“博物馆+旅游”为例，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一批国家级、省级博物馆在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方面卓有成效，为所在城市和周边区域的旅游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据统计，近年来，每年博物馆入馆参观人次都在稳步增长，“博物馆热”的兴起所带来的文化市场容量扩充，足以让县域“通过一个馆，改变一个县”。

作为“三馆”之一的县级博物馆，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建设和发展空间亟待填补。张晓云呼吁：“对于博物馆空白县，应当好好组织专家研究本地的文化、文物、资源，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让博物馆真正成为当地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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