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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研究

发布时间:2022-07-28 08:05:04   浏览量:

苗俊玲 甄红军 赵永生

摘 要:京津冀教育协同已取得很大成效,但是对于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的协同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通过对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和新工科协同发展的政策与实践的成效总结,深入分析制约三地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发展的因素:区域发展差别,主体主动参与意识不足,缺乏对协同效果的考核机制,没有统一的数据平台。提出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既要从三地高校建设的内部协同机制抓起,即理顺教学、科研、管理的“三环融合”机制,也要探索政府、企业和高校协同发展的外部合作机制,即建立政府、高校和企业的“三方联动”机制。

关键词: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京津冀

2013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为应对“工业4.0”的发展,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指出未来社会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高度结合,是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新工科人才培养是我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关键,肩负着培养新型工程人才和科技人才的目标。在新时代背景下,为培养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卓越工程人才,我国政府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推进新工科建设。2017年,在教育部的积极推动下先后形成了新工科建设的“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三大纲领性文件。之后各地区和高校制定了具体的推进新工科发展的文件和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对于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空间优化布局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协同发展提供科学方向指引。经过6年的协同发展,三地在生态文明、交通一体化、创新协同等方面已取得很大成效。在此背景下,三地教育资源的共享共建将是未来的发展重点,三地的新工科人才培养必然会迎来更大机遇。

一、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成效

基于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也区别于传统工科建设,教育部提出“新工科”概念来探索新形势下的工程教育建设。新工科概念的“新”主要指“新兴、新型和新生”,代表着我国工程教育最新的发展方向。新工科的“新”,要具有创新取向、自然取向、人民取向和人类取向,表明新工科不仅是技术领域的新发展,对人才培养也有更高的要求。新工科主张在工程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将工程实践贯穿全过程,并致力于培养具有创新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和人文关怀的优秀工程人才。

京津冀高校在新工科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截至2021年9月30日,京津冀高校约占全国高校数量的1/10,其中北京92所,天津56所,河北123所,三地高校数量之多,尤其是北京高校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优秀生源,三地高校承载着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的重要责任。自“十三五”以来,京津冀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工作走上了由政府积极推进的良性发展之路。京、津、冀三地政府、高等学校的一体化意识加强,协同发展、交流合作的意愿逐步确立。目前来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

1.京津冀教育协同方面的政策和实践

(1)政策协同。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进程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正在有序推进。2015年10月,北京与河北签署《京冀两地教育协同发展对话与协作机制框架协议》及教育合作框架协议,促进高等学校优质教学科研资源共享。2017年2月,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上发布《“十三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专项工作计划》及京津冀对口帮扶项目计划,并明确了下一步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十个重点项目。2019年1月,京津冀教育主管部门在雄安新区共同发布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将推进京津冀三地高校在师资共享、教育教学、联合培养、产学研合作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层次交流合作。这些政策为三地新工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实践项目。成立以行业和学科发展为基础的京津冀高校联盟,如2015年12月成立首个京津冀创新协同联盟,至今成立的高校联盟已近20个。另外,京津冀三地通过办分校或分院的方式进行合作,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分校或分院已经很多。如2014年5月成立的河北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2015年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等。随着雄安新区的成立,天津、北京部分高校在雄安建了分校或

分院。

2.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方面的政策和实践

(1)政策协同。2017年教育部《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强调工程教育变革的“五个新”,2021年教育部《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等,通过政策支持鼓励新工科项目的推进。2018年9月,教育部联合工信部和中国工程院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进一步从目标要求、重点举措和组织保障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为新工科的人才培养方向指明了路径。

(2)实践项目。为提升京津冀教育协同创新能力,2017年北京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河北工业大学在北京携手成立新工科联盟,天津市于2018年成立新工科教育联盟,北京大学2021年成立新工科建设办公室。为应对新型工程技术的发展,各高校成立了相应的学院或设立相应专业。如2021年教育部公布的12所首批未来技术学院的名单中,北京有3所,天津有1所。

从京津冀教育协同以及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政策和实践来看,三地都意识到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并从各个方面对新工科建设予以支持。三地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虽然没有直接的协同政策文件,但是三地高校在新工科人才培养方面已展开合作,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异地交流,管理人员异地挂职,办分校或分院等形式已取得很大进展。今后京津冀三地将会有更多形式的合作促进新工科建设,解决战略新兴产业对工程技術人才的需求。随着三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工科人才的协同培养和合作将成为常态。

二、制约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因素

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已形成良好的局面,“新工科”概念自2016年首次提出已受到极高的重视。但是,限于京津冀三地自身的实际情况,以及较短的协同发展时间,制约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因素逐渐暴露出来。

1.区域发展差别影响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

目前,京津冀推进教育资源的协同发展体系基本形成。但是,三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行政区划等的不同,在协同发展中并不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北京是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而河北则是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由于北京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很多国际国内大型企业在北京设有研发中心。天津由于滨海新区的鼓励性政策,在招商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拥有众多机会。河北目前仍然是农业占比非常大的“二三一”的结构,服务业和农业发展不足,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有着稳定的原材料、劳动力优势,但是科技创新资源储备不足,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三地的工业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差别很大,河北省在三地发展中明显处于劣势。三地的新工科建设在此背景下开展,其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必然会有差异。河北省教育水平的提升是三地人才协同培养的一个前提。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7891号建议的答复》,将继续加大对河北省教育的投资,把提升河北省教育水平作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文件指出,一方面争取财政资金来支持河北省教育发展,2020年,中央财政安排河北省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2.15亿元,未来将积极协商财政部,通过专项资金来扶持河北省地方高校的发展。另一方面鼓励河北省自身统筹以支持地方高校发展。由于河北省底子薄,基数大,中央财政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因此,如何激发河北省自身的活力,调动河北省自身资源来促进发展是河北省努力的方向。新工科受制于信息化和工業化发展程度的差异,河北省新工科优势高校数量远不及北京,也赶不上天津。因此,人才培养协同效果会受到影响。

2.主体主动参与协同发展的意识不足

国家为了支持京津冀三地教育的协同发展,出台了详细的政策文件,为三地的协同指明了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发展路径。从目前三地的协同发展来看,参与主体都是依据政策文件根据自身情况去决策,我们把这种参与称为政策引导下的参与,而且从参与情况来看,老牌高校、发展资金雄厚的企业才会主动参与。《“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指出,支持中央高校通过三种方式来疏解转移到雄安新区,目前来看,中央高校积极响应号召,通过建分校或分院的方式来进行。就高校主管部门而言,北京有38所部属高校(包括教育部直属和中央其他部委直属高校),约占全国部属高校的1/3,河北则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河北省高校基本是普通高等院校。中央高校目前主动与雄安合作的仅10所。除此之外,基于雄安新区的未完成状况,鲜有高校主动提出与雄安合作,更多的高校持观望态度。各校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影响协同意识的主要因素。在现代高等教育以各种标准排名的体系中,高校易将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建分校或分院毕竟需要时间,短期内会影响学校的生源和产出质量。如何将政策引导下的参与转变为高校以及企业的自觉行为,充分发挥高校培养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主体地位,发挥企业在新工科建设中的人才承接作用,激发主体的参与意识将是重点。

3.缺乏对协同效果的考核机制

任何事物都由诸多要素构成,各要素处于内外联系之中,事物之间的协同就是要起到整体之和大于部分的简单相加。京津冀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涉及三个主体:政府、企业和高校。因此,其协同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高校内部教学、科研和管理之间的内协同,其次是高校与政府和企业的外协同。三地之间的外协同可以根据政府的发展目标、新工科人才的专业需求以及企业发展需要自由搭配。由此看来,协同主体、协同形式具有多样性,这样对协同效果的考核就比较复杂。但是,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协同效应就无法衡量,不利于协同继续展开。

为了充分发挥新工科对现代工程教育的重大作用,“三分天下有其一”,新工科发展也需要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通过赏优罚劣机制来促进下一步的协同。通过对教育部公布的首批612个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考核,比照标准是该项目指南的“五新”,结果发现新模式、新结构与新质量的达成度较高,而新理念与新体系的达成度较低,其中新理念的达成度最低。说明今后在新理念方面应有更多的思考和创新,像模式、结构方面的数据考核较为容易,但是像理念方面的考核则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域社会因素、价值观、高校目标导向、大数据等多维考核指标。通过考核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审视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的问题及新工科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话题,为将来指明努力的方向。鉴于我国新工科发展时间短暂,京津冀三地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还未全面展开,因此还不具备建立全面系统考核机制的条件,协同发展效果无法得到客观的衡量。今后随着三地新工科人才协同培养的展开,系统的考核机制也将逐渐建立。

4.亟须建立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数据平台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大数据时代则通过各种数据来记录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行为,无论是结构化数据还是非结构化数据都可以通过数据平台查阅。京津冀三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也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数据平台来促进三者的合作。目前关于新工科建设的信息需要从地方政府、高校及企业的官网来查阅,数据信息都是碎片化的,阻碍了新工科的发展进程。

为推动三地制造业的发展,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我国已形成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地区三大工业互联网。京津冀新工科发展也可以借鉴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建立新工科数据平台,形成稳定的合作机制。《“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指出,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应基本覆盖主干专业,为将来校企合作指明了建设方向。当前本科高校校企合作还无法覆盖主干专业,新工科人才培养缺乏实践基地,工程实践能力无法保证。如何形成校企合作的稳定机制,高校信息与企业合作信息从哪里查阅,这是在三地新工科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新工科涉及行业众多,如果能建立众多行业信息都可以查阅的数据平台则可以解决此问题。当前可以分别从三地内部开始,各地建立关于新工科方面的统一的数据信息,比如河北省新工科院校和新工科专业,以及与新工科院校合作的企事业单位的信息。这样可以通过地方新工科数据平台查阅高校和企业发展动态,为校企合作提供数据支撑。借助这样的平台,高校可以了解合作办学的企业单位有哪些以及企业提供的实践基地信息,企业也可以对合作高校的新工科专业有所选择。通过双选来促进二者不断充实自己的力量,更新动态信息,而且后续合作效果的评价也便于第三方展开。在三地数据平台建设有一定成效之后逐步建立三地统一的工科数据平台。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地各部门数据信息不能共享,数据管理衔接不畅导致信息受阻。通过数据平台建立的合作将是长久的,可以突破个人情感和能力的限制,通过数据将产学研紧密结合,为三地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三、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路径

京津冀地区新工科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延缓了三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进程,但是,在国家战略规划的大好形势下,依然可以冲破阻力,谋求合作发展路径。京津冀三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应探索基于产教研深度融合的多学科交叉、跨界发展的校企协同育人构建机制。

1.理顺教学、科研和管理的“三环融合”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国家三大战略之一,教育的协同是所有协同的基础,只有教育协同发展,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协同。新时代为三地新工科协同发展提供了契机。高校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其工科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成效关系到人才的未来发展。从三地经济发展及教育经费的差别可以看出天津和河北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20年,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1128.00亿元,天津市为440.53亿元,河北省为1581.74亿元。从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来看,北京市为65374.15元,天津市为20269.75元,河北省为17966.55元,天津和河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407.39元,京津冀三地中河北省差距最大。因此,以新工科建设为抓手,河北和天津高校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提升教学、科研和管理协同发展机制,为培养复合型的新型工程人才作出贡献。

(1)积极探索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新工科人才培养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高校实施CDIO现代工程教育模式十余年来已取得很大成效,该模式主张项目式教学与模块化教学的结合,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基础工程知识教育与多样化的工程能力培养和素质培养相结合,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线下与线上教学相结合,课堂内外学习互补充,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在清华大学发起的学堂在线平台上,截至2021年11月,京津冀高校中,北京高校在线开放课程最多,其次是天津。以工科排名靠前的高校来看,清华大学428门课,北京理工大学52门课;天津大学52门课,天津理工大学33门课;河北工业大学22门课,燕山大学11门课。目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以上这些高校都是做得比较出色的。这样,在教学模式、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进中,三地高校应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为三地新工科人才发展提供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2)做好教学与科研的协同。新工科门类多种多样,新工科高校要根据学科特点做好教学与科研的协同。随着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地方战略规划的变化,新工科人才培养渐趋应用性和实践性。这就要求在本科教学阶段注重本科教学与产业目标的无缝对接。同时,在注重实务性的培养目标的同时,要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式教学,激发其创造力和进一步的研究潜力,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教师自身也要积极申请科研項目,提升自身教学和科研能力。科研项目的研发能引领学生开发其科研潜力,并伴随着成果的转化过程进一步强化其创新能力。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才能提升教师自身素质,培养高层次工科人才。

(3)做好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协同。教学和科研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活动。教学效果如何长久,科研成果如何转化,涉及二者与管理的协同。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以及管理活动衔接不顺是当前高校管理的一个普遍现象。教学活动是高校的基础和基本职能,科研则可以反哺教学,二者本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但是在现代分工细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中,二者却是按照不同的标准在管理,部门之间协同较弱,这就导致教学和科研各自为政,管理部门无能为力的情况。

教学、科研与管理的协同可从三方面来抓。第一,打破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协同部门。为促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校实施校院二级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院有专门的科研管理和教学管理机构,学校则有负责全校的科研和教学管理部门,科研和教学都是对口管理,二者缺乏有机的沟通和协同。此外,高校年终考核主要以科研指标为主,教学指标为辅,这样,致力于教学活动的老师在学校的认同感低,科研能力强的教师又不愿将过多精力投入教学活动中。因此,建立教学和科研互相补充的管理机制是解决二者协同管理的当务之急。比如建立教学和科研绩点的转换机制,鼓励教学和科研突出的教师为高校育人做出更杰出的贡献,增强教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二,建立教学和科研管理者定期交流制度,以便为二者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更好的衔接和保障。高校教学和管理活动都是服务于人才培养的目标,随着科技发展的交融性和互渗性,现代工程学科的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工程师不仅要具备工程技术技能,还要具备开拓创新能力、预测未来能力、人文素养等。“工程师必须理解领导力的原理,并且能够在个人的职业发展中不断地实践这些原理。”教学和科研管理的一体化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工程人才。第三,继续加强企业导师聘任制度的建设。校企合作已有悠久的历史,新工科建设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特点择优聘任校外导师,以补充高校工科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弱的问题,同时要完善对校外导师的考核机制。考核要按计划执行,而不是流于形式,通过考核机制来增强聘任单位及聘任教师的责任感和长效性。第四,有条件的高校可以成立技术许可机构专门负责科研与市场的对接,保证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只有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协同发展,目标一致,才能为新工科发展提供人才培养基础和保障。

2.建立政府、高校和企业的“三方联动”机制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京津冀三地自身的条件来看,政府主导、企业推进和高校实施的模式是当前京津冀三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

(1)政府主导。京津冀新工科人才的协同培养虽有很多方式,但是鉴于三地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利益基础,协同主要是靠政策推动的。政策推动的特征是自上而下,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属地政府发挥的作用非常明显。新工科建设自提出以来,仅仅经过了六年的发展时间,其建设经验还在摸索中,自上而下的特征明显。地区之间的差别、各校生源和师资力量的差别都会成为制约新工科协同发展的障碍。在新工科推进方面,三地高层可以建立定期会晤制度,协商讨论三地新工科推进情况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三地政府可以牵头促进大的项目合作,为工科人才提供实践基地;跨区域的校企合作也主要是依靠政策的自上而下推动来进行。另外,政府可以制定更详细的鼓励性政策,鼓励京津两地高校、企业与河北的合作。随着三地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政府主导的协同将逐渐向行业需求主导转变,教育政策执行阶段转换模式认为,政策在执行的初期,一般由政府主导并大力推行,自上而下进行;当进入政策执行的第二阶段,则转换为由下而上,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目标群体自下而上创新。

(2)企业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机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水平人才,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形成技术创新和发展优势。“京津地区集了大量科技包括科研院校、高科技企业等创新主体,而河北地区此类机构则明显欠缺”。科技创新是影响企业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重要因素。为促进三地合作,首先,北京作为科技发展的先锋区应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向天津和河北转移部分优势产业来带动当地科技创新;河北省则应提高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推进企业升级改造。其次,强化三地工业互联网协同发展,尊重区位差别、资源基础,着力培育适合自己地区的产业,促进各类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链协同发展。最后,三地企业也应积极参与到产学研管理活动中来,主动承担区域合作的责任及为高校人才培养承担实践基地的责任,设置专业部门对接高校技术转化,促进高校与企业的长期合作。

(3)高校实施。高校作为京津冀知识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在协同创新发展中必然要服务于我国新工科的发展目标和三地的人才需求,要主动参与到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框架中。

首先,高校工程教育专业的设置要科学。虽然高校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多种合作培养方式已取得认同,但是三地高校在办学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合作也是基于竞争基础上的,抛开自身利益来真正合作还难以做到。高校学科设置主要根据自己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发展动态来进行,总体来看,工科专业学科大而全,同质化建设严重,专业特色缺乏是共性问题。另外,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明确制约了人才培养方式。传统工科为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专业设置过于细化,工科人才培养与社会实践需求脱节。主要根源之一就是高校没能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做出明确的定位。名义上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是按照学科体系建立的,以及高校教师本身的工程实践背景弱,致使培养出的毕业生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京津冀三地可以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三地的定位规划来设置学科,办出高校自身专业的特色。这就要求管理者了解新工科发展的特点,并且对标《华盛顿协议》等国际认证标准来对学科设置和建设有高屋建瓴的规划,三地高校应根据产业发展需要来协同培养新工科人才。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校际之间以及校企之间的协同。第一,高校之间的协同。近年来我国高校之间通过学分互认、合作培养、人才挂职等方式已取得良好的协同发展效果。今后要大力促成“双一流”高校与普通高校的合作培养,科技发达地区高校与次发达地区的合作培养,新工科特色高校对普通高校的指导与交流。普通高校学生在本校掌握基本的工程知识,到更好的平台上去了解和学习理论前沿和科研动态,让学生的各方面知识都有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主体架构基本成型,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为三地新工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最后,校企之间的协同。一是,高校要与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合作机制来促进新工科人才的培养。如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设置了实验班,探索“产品工程化设计实践”的协同育人模式,通过对该课程的教学设计、与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合作培养,组建校内外指导教师团队等方式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校企协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稳定的协作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要想有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就必须探索多种合作形式。基于政策推动的合作目前是主要形式,比如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有关企业支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的申报通知,2019年第一批项目立项,鼓励学校和企业围绕相关项目展开更多的研究和合作,但是更多的合作方式仍在探索中。二是,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价校企合作效果。校企合作效果不仅是对高校教育效能的检验,也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检验,二者的合作成效应引入第三方机构来进行科学的客观评判,以便对后续合作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第三方机构人员应为来自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既要有深厚的工程专业知识和人文社科知识,还需具备评价的基本技能和科学精神。通过评估、正向奖励和负向惩罚的方式促成校企合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

四、结语

中国工程教育的发展必然是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推进的,我国工程教育发展历史并不长,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要求按照新的模式培育工科人才,以适应世界变化的快速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文明、交通和医疗等领域的协同成效显著,相比而言,教育协同则发展速度较慢。京津冀三地工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新工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河北省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赶上工业革命的步伐,北京要继续发挥其专业优势和特色,赶超国际水平,同时帮助天津和河北新工科建设。目前,由于三地各方面发展差别较大,主要以政府主导、政策支持的方式推进教育协同发展。当三地教育协同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和行业发展必然会发挥其引导作用,高校作为新工科人才培养的主体继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作用将由“掌舵”变为“划桨”,京津冀新工科人才培养在积极探索中就会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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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第二批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京津冀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基本路径及发展趋势研究(E-LNYJ20200103)”]

[责任编辑:杨裕南]

苗俊玲,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甄红军,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党委书记;赵永生,燕山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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